農曆大年二十九，深夜。哄完剛出生不久的小孫兒睡覺，並等丈夫和兒子應酬歸來的大梅，總算有充足的時間整理家務，清空“2015年羊年不再需要的東西”。

　　大梅早不再年輕，也不像多年前那麼瀟灑和輕鬆，更幾乎沒有時間出去和朋友喝茶聊天。不變的是，她還是喜歡別人叫她“大梅”，卻不是以“老”開頭的稱謂——20多歲還在勞動局工作時，原先的領導和同事就這麼開玩笑地喊她。雖然現在已是當地財政局的一位“小領導”，“大梅”這個稱號仍“不離身”。就連她自己都曾開玩笑：這個稱號幾乎伴隨了到目前為止她全部的公務員生涯。

　　與《國際金融報》記者聊天，當然是從與公務員有關的話題開始。稍出乎預料，忙著整理東西的大梅抬頭率先反問：“我知道你要問我什麼。是不是反腐、工資陽光化等對我們的影響？我只能説，肯定有影響。看到擺在墻那邊的拉桿箱了嗎？我現在就徹底不需要它了。”

　　這個“足以擺得下20斤東西”的拉桿箱，是大梅2012年底特地買的。大梅當時純屬“未雨綢繆”，因為，她所在的部門一年能出去旅遊兩次，甚至是多次。但現在，用她自己的話説，隨著“政策收緊”，想再出去公費旅遊“根本不可能”，且“誰都不能觸碰紅線”。因此，拉桿箱被大梅歸到了“羊年不再需要的東西”一類。

　　大梅還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除了公費支出項目少了，就連平常認為“該是自己”的福利都減少，甚至是“消失了”，“説完全沒有抱怨，那不都是真的”。

　　受到影響的，何止是大梅一個人。春節期間，《國際金融報》記者先後與十多位在二三四線城市工作的各級公務員聊過天。與大梅的説法有些類似，他們的反饋普遍是“福利少了一些”、“生活清淡了”或“不用再想著怎麼給領導拜年和送禮了”。

　　也許，正如一位在某縣城打拼了30多年的老企業家農曆二十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所感慨的那樣：“前幾年，少部分公務員的日子確實太好過了。”但他同樣坦承，“現在‘高級一些’公務員的狀態應該是回歸正常。但另一面，對於大多數基層公務員來説，如果連年終獎都沒有，或許是説不過去的。總之，‘一刀切’亦不可取。”

　　事實上，也有很多人説，公務員隊伍的上述對比，與時勢有關。過去兩年，“反腐倡廉”幾乎成了公務員隊伍中“必須研究”的詞彙，多數學習內容也與這四個字有關，且中央高層一直對反腐採取“高壓態勢”。

　　就拿今年春節來説，中國共産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下稱“中紀委”）都沒閒著——據媒體報道，中央紀委信訪室副主任宿雲貴稱，“大年三十到初五，共收到網路舉報件是1818件，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電話舉報每天受理是50件，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從反映的問題看，主要是兩大類：一是貪污受賄問題，二是失職瀆職問題。”

　　“事實就是事實，形勢也無法改變。”工作了20多年的老公務員老吳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我還是相信公務員隊伍絕大多數人是清廉的，也相信目前的情況會讓隊伍更好。因此，我會堅守在這個崗位，畢竟，不管是政府還是普通百姓，還是缺不了我們的公務員隊伍。”

　　對比強烈

　　20多年前，大梅因一次偶然的機遇，被“挖”到了當地的勞動局，有了當時所謂的“正式編制”。“那時候，什麼也不懂，也不覺得這份工作有多好，更不知道這份工作就是‘公務員’，還和家人慪氣‘編制有什麼好’。”大梅回憶説，“直到十多年前涌現出考公務員熱，我才意識到，原來我就是公務員。而且，公務員會那麼吃香，考上公務員甚至能為全家人爭光。”

　　蹉跎了幾年時間，大梅後來因“名額空缺”，從勞動局調到了當地的財政局工作。換作前幾年，這又是一份讓很多人感到羨慕的工作。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那邊有固定的上班時間、不錯的員工餐、氣派的辦公大樓，每年數次，還有固定的‘春遊’、‘秋遊’或‘外出考察學習’的機會。”一位要求隱去姓名的縣城退休公務員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幾年前，還有人為進財政局的名額爭得頭破血流。”

　　大梅不諱言以前的福利，但這份工作讓她感到高興的，更多的還是這份工作帶來的“穩定”。“不能説不辛苦，有時候考試、學習、寫報告，甚至會熬通宵。但相對我做生意的丈夫和已是上班族的兒子來説，這算是一份非常穩定的工作。”大梅説，“至少，我能擠出時間來照顧他們。”

　　福利也好，幸福也罷，都在2013年逐漸起了變化。“舉個例子。2013年前，我每年年底整理東西時，都覺得這個不夠，那個也不夠。但這兩年的心態是，這個也不要，那個也不要了。”大梅説，“就拿那個拉桿箱來説，我就準備送人。因為，再留著它，也沒太大用處，單位沒有誰會冒風險組織出去公費旅遊。”

　　“還有一個變化是，以前我可以偷懶請個假帶孩子辦點事。但現在，除非溜出去，不然，就得請假。”大梅搖著頭，小聲嘆了口氣。

　　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報》記者與其他一些公務員的接觸中，2013年幾乎都被認為是一個“拐點”。

　　“2012年底，就起了微妙的變化，只不過，當時大家都沒怎麼注意到。”老吳就對《國際金融報》記者回憶説，“當時的‘八項規定’，立刻給公務員隊伍上了個‘緊箍圈’。”

　　時至今日，仍能在一些網站顯要的位置找到中央政治局的那次會議全文。據官方媒體2012年12月4日報道，會議強調，要精簡會議活動，切實改進會風，嚴格控制以中央名義召開的各類全國性會議和舉行的重大活動等。

　　“這之後，一年幾次的旅遊沒了。出去開會的次數也少了，甚至開會的油補，有時候都沒了。”大梅説，“一直到現在，大家都在謹慎小心地執行相關部門的規定。”

　　遠非個案

　　對於公務員隊伍來説，敲山震虎的不只是“八項規定”，還有反腐。讓外界關注的是，今年1月8日，中紀委監察部在新聞發佈會上稱，去年全年，68名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或正在立案審查，其中不乏“大老虎”級別的人物。“這些，我們基層公務員都看在眼裏。”老吳説。

　　與大梅類似，2007年就成為公務員的小徐産生了“一絲絲的失落感”。

　　過年回家，同學聚會是必不可少的一項內容。“往年，我都會小小展示下我的優越感。或者，一些同學會用艷羨的目光讚揚下我‘朝九晚五’的生活；抑或，一些哥們還會跟我開玩笑地説些‘你這部門油水不錯’之類的話。但去年和今年，我都儘量保持著低調。”在縣城一處經濟開發區做公務員的小徐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這些，就是我的對比。”

　　今年除了低調，小徐還被人“調侃了”。“酒桌上，有開玩笑説‘你什麼時候進去’，也有開玩笑説‘什麼時候辭職’。當然，都是鐵桿兄弟，我不會計較。”小徐説，“但有時不免感慨，前後對比未免強烈些。”

　　有近30年公務員經歷的老吳表達的是“工資上的無奈”。他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去年以來，他所在的國稅局就在實行工資陽光化。“意思就是，工資中該透明的部分就透明。同時，各級、各鄉鎮等的工資差距不能拉得太大。”

　　“儘管上述方案尚在討論階段，但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剛進來兩年的基層公務員，和工作了30年、未晉陞的基層公務員工資水準差不多。這就讓不少‘老人’感到不滿。畢竟，如按工齡算，他們本可以收入更高。”老吳説，“不僅如此，與原先相比，一些福利，如超市購物卡、禮券等，今年幾乎看不到了。”

　　老吳沒有説出口的是，按以往他所在部門的慣例，以老吳的年齡，早就可以享受地市級副局長級的待遇。但因為上述變化，他的收入可能會驟降。

　　“直到現在，我今年的績效獎金都沒發放。”無獨有偶，小鞠去年剛在一處富饒的小鎮升任副科長，並兼任領導秘書，本以為待遇會提高的他發現，和幾年前相比，幾乎沒有提高，這讓他覺得沒法向妻子交代，“很丟臉，今年沒讓家裏存到多少資金，這讓我覺得有些對不起家裏人。”

　　小鞠沒有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具體的工資數額，只是一直強調“連大城市的房租可能都交不上”。

　　不過，在省城地稅部門工作的小呂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外界對公務員的印象都是福利好。但實際上，至少我所接觸的範圍看，福利待遇算不上最好。就拿我來説，我的工資很長時間沒漲了，且除了工資，我一直就幾乎沒有其他收入。”

　　“所以，就我個人看，反腐等對我們的影響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小呂説。

　　“低調多了”

　　基層公務員尚且如此，一些“領導級別”的公務員同樣在收斂自己的行為。

　　上述老企業家對《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八項規定”、頻繁的“公車私用”曝光前，一些政府官員會明目張膽地將公車開回家，甚至出去旅遊，“但現在，已沒有官員這麼做了，他們低調了很多。準確地説是‘非常多’”。

　　“更多的時候，他們會把私家車都留在家裏。然後，問我或其他人借車出行。”該企業家説，“還有，以前，一些官員會以小孩子的名義變相收取企業家們的禮金。但現在，沒有官員這麼做了。”

　　“還是想強調，腐敗分子只是個別人，不能一棒子將所有的人都打死。”前述退休公務員對《國際金融報》記者稱，“在大家眼中，見到的大多數是不好的案例。但實際上，不少人對工作崗位兢兢業業，幾乎沒有怨言。”

　　另一位三線城市的公務員老施在和《國際金融報》記者的交談中不斷強調，不要“妖魔化”公務員的灰色收入和一些官員的行為。

　　“有時候，他們很辛苦。比如，幾年前，我們這兒以行政力量強推了一個中關村科技園項目。儘管四處招商，但最後，還是沒有企業‘買賬’。隨後，一些官員四處奔走，一家家企業談心，總算拉來了一些企業入駐其中。”

　　“基層公務員都很苦的，尤其是在一些不發達城市。”小呂也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至少我接觸的範圍看，我們上班真的都很認真，根本沒有聊天、打麻將的情況發生。我很想為自己正名：公務員隊伍確實很辛苦。”

　　事實上，《瞭望》週刊此前就曾報道，“與龐雜的工作量相對的，是基層機構的‘多合一’。特別是在鄉鎮一級，基層公務員多是‘萬能手’。”報道説，鄉鎮工作量大、責任重、經常加班，“考核很多，計生、安全生産、財政、農村合作醫療，很多都是‘一票否決’，完不成任務就沒資金髮放”。

　　《中國青年報》節前針對北京年輕公務員的一份調研也顯示，年輕人普遍努力進取，有強烈的主動創新意願，“其中，71.8%的人會為了更好地完成本職工作和感受到身邊同事積極創新的氛圍而創新，14.3%的人會基於個人的興趣和追求而創新。工作中，69.8%的人為自己不斷設定目標，70.6%的人認為即使在工作中遇到困難也不放棄”。

　　“還會堅守”

　　小毛的故事透露了公務員生活的另一面：原來他們也會離職。

　　“我也不想離職。一是怕我父母擔心，另一個是怕自己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她在某縣城的招商部門工作，一直以來都奉行“朝九晚五”，但終於有一天，還是離職了。她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説，“離職的原因在於，收入沒有當初想像中那麼高，且相對其他工作，比如你的工作，枯燥了點。”

　　小毛離職時，曾讓她的父母“很痛心”，但最後，不得不接受女兒離職的事實，並用“公務員沒原來這麼好”來安慰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或許正是出於“沒那麼好做”，有觀察人士用“辭職潮”來預計2015年公務員的走向。比如，有些企業就高薪挖角公務員隊伍中的精英，或者像小毛一樣，也有公務員自己“下海”，找其他工作，或者經商。

　　但《南方週末》此前引述華圖教育副總裁于洪澤的話分析，公務員隊伍中，1992年有新一輪改革熱潮，2002年前後出現國企改革，且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市場外因刺激了公務員辭職下海的熱潮，特別是1992年公務員辭職還有‘停薪留職’的機會，幹不好可以再回去”。但現在，沒有這樣的外因，“説‘辭職潮’還為時過早”。

　　外界還在探討的一個現象就是公務員考試熱是否降溫。“公務員是沒原來這麼好做。比如，招生，我們單位就好久沒進人了。”大梅透露，上一次新進人還是在4年前。

　　《國際金融報》記者查閱資料發現，至少部分區域，公務員考試的熱潮也沒有之前那麼高。

　　以江蘇為例，2月初，江蘇省公務員局考試錄用處處長張學英就對媒體介紹，由於部分垂直機構管理體制改革等原因，今年江蘇省招錄總數與去年全省6480人的招錄計劃數相比略有減少，預計“公務員熱”也將持續降溫。

　　在一些公務員考試的論壇裏，一些堅持多年公務員考試的考生也自稱“理性放棄了”公務員考試。在他們看來，比公務員更好的工作“還是有一些的”。

　　然而，對於上述“離職潮”的説法和“考試熱”的現象，大梅和小呂都認為，跟自己的關係“不怎麼大”。

　　“説實話，對這份工作有了感情了。”大梅説，“每天看著熟悉的同事、盆栽、電梯，甚至是印表機，我都不敢想像我辭職會是怎樣的場景。再者，這份工作不是沒有希望，更不是沒有動力。”

　　小呂説，“假如有人問我會不會換工作，我想説，我還是會堅守下來。畢竟，當初選擇了這一行，我還想繼續堅持下去，證明我自己選的方向是對的。”

　　老吳認為，理性上看，公務員沒有想像中這麼好，但更沒想像中那麼壞，“更重要的是，想考公務員的人不要被現在的情況嚇壞。因為，肅清了公務員隊伍中的害群之馬，反而能提升隊伍的效率，提高外界對我們的尊重”。

　　來源：國際金融報

　　(原標題：公務員稱去年績效獎金都沒發 沒存到錢很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