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垃圾鏈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同時，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東西——比如家用電器，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4萬噸，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是4.6萬噸。

　　很多人埋怨，由於混裝——家庭垃圾分類處理推進遲緩，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不過，從裝運開始——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分類也好、混裝也罷，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現實中的垃圾流轉，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作的兩個鏈條。《瞭望東方週刊》希望以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垃圾流轉的隱秘鏈條

　　在政府巨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

　　2013年，北京的城市垃圾量達到5年來的新高，只略遜於全球賓客雲集的奧運會之年。在中國人經濟生活劇烈變化的背景下，大多數城市的垃圾量也在刷新紀錄。

　　在中國城市垃圾問題空前嚴峻之時，《瞭望東方週刊》希望用迄今為止相對更詳細、全面的調查，揭示垃圾流轉鏈條中的關鍵環節。

　　我們原本希望展現城市垃圾自産生到最終處理的全過程，但正如本文中所揭示的，僅在流轉部分，其複雜性和利益糾纏就已遠遠超出想像。

　　對於流轉鏈條的詳細復現，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基於觀感的某些習見。

　　比如垃圾分類處理，由於終端處理能力的提升，特別是流轉過程中對經濟利益杠桿極其敏感的層層分揀，分類垃圾桶“一股腦都倒在垃圾車上”的問題，看來並非核心所在。

　　另一方面，可能很少有人了解的是，業內對於目前是否有必要開展垃圾分類處理，還存在極大爭議。

　　對於城市垃圾流轉環節的追溯和梳理，也刷新了我們的認識：

　　首先，目前城市垃圾的嚴峻形勢，既來自歷史存量，又源於社會經濟變化帶來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因此，源頭控制是首要問題。

　　第二，在政府龐大投入之外，如何利用經濟杠桿調整垃圾流轉鏈條上的不同角色，在垃圾被焚燒、堆肥、填埋之前就做到減量處理，還需要有更細緻、更嚴密的思考。

　　然後，可能才是引人關注的最後處理方式。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居民家庭層面的垃圾分類毫無意義——它對於垃圾流轉中的有效回收仍具有極大影響。但，也要明白，從現實考慮，目前的一切政策設計，還需要以家庭分類的乏力為前提。

　　與之有關，城市垃圾處理也需要以今日中國的社會經濟實際狀況為基礎。這樣，會有利於在了解它的複雜性的基礎上，做出正確的舉措和切實的引導。

　　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北京正在推進設立“垃圾減量垃圾分類指導員”，即可能有7萬人戴上“綠袖標”，其每人每月約600元的報酬由區縣財政承擔。

　　現在，對於“綠袖標”的設置正在調整，希望分成幾層，加強管理設計，從而做到“減員增酬”。

　　一些區縣為推進垃圾分類還設立了“二次分揀員”，他們每月領1200元薪酬，站在垃圾桶旁邊，而人們看到，這仍無法促使居民進行分類拋棄。

　　面對這個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前所未有的垃圾處理挑戰，政府力與市場力、社會力的整合，乃至於政府內部力量的協調統一，是一件小視不了的大事兒。

　　而《瞭望東方週刊》隨後也將對城市垃圾的源頭及其最終處理，進行更為詳細的觀察。

　　垃圾都去哪了

　　人數在十幾萬至30萬之間的拾荒者，是北京垃圾問題的關鍵環節之一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葛江濤姚瑋潔/北京報道

　　按照北京市環保局發佈的《北京市2013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資訊的公告》，在這一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産生量671.69萬噸，日均産生1.84萬噸。這是2008奧運會之年以來的新高。

　　北京人口快速增長，同時，日漸富庶的人們在扔掉越來越多、越來越大、越來越貴的東西——比如家用電器，2013年北京人拋棄的電視合計2.4萬噸，而在2011年，這個數字是4.6萬噸。

　　很多人埋怨，由於混裝——家庭分類處理推進遲緩，中國的城市垃圾難以被消化而導致堆積。

　　不過，從裝運開始——當垃圾被一桶一桶地倒進垃圾車，分類也好、混裝也罷，它們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行？

　　比如一隻塑膠飲料瓶，是不是真的因為與同一桌晚飯上的殘羹冷炙一起，被倒入垃圾桶而受到污染、難以回收，最終影響焚燒等處理？

　　在中國城市垃圾的三個關鍵問題——産生、流轉、處理中，包含分類在內的流轉環節可以被視作關鍵部分。

　　如果對其進行良好的設計和有效的引導，向上可以影響垃圾製造者的行為方式，向下則可以促進垃圾處理的無害化。

　　而現實中的垃圾流轉，是在官方以及非官方層面同時運作的兩個鏈條。

　　被100隻眼睛盯著的垃圾桶

　　傍晚，81歲的老太太李秀珍蹬著三輪車，晃晃悠悠趕到永引渠北路北側的金中陽光再生資源回收公司，賣掉3天來撿到的幾十斤廢舊木頭，還有水泥袋子、塑膠瓶等等，換得12元人民幣。

　　李秀珍住在永引渠南路南側的棚戶區。為了每斤木頭能多賣1分錢，她要蹬著三輪車多走半個小時，“這裡攤子大，老闆的秤也好，能多賣點錢。”

　　一隻塑膠瓶，在這個收購站能給9分錢，而其他收購站多是8分，算過去，就是高了12.5%。

　　這天氣溫達到34攝氏度。李秀珍穿著一件洗得泛白的藍綠色長袖的確良襯衫。頭頂磨破邊的灰色遮陽帽檐上，還留著很多幹水泥粉末。

　　“我一般是到工地上去撿，垃圾桶裏的我搶不著。”説起塑膠飲料瓶，李秀珍忿忿地回憶，兩三年前她還經常能從街邊、小區裏的垃圾桶撿到瓶子、書本紙張等。但打今年初起，她幾乎收穫不到瓶子。沒辦法，老太太只好到工地上去找廢舊木頭、水泥袋子等建築垃圾。

　　木頭的廢品收購價錢按照長度、大小和品質不同，價格從一分五到一角多不等。水泥袋子在經過拍打折疊等簡單處理後，與塑膠瓶的價錢相同——每個9分錢。

　　“撿瓶子多容易啊，可是我搶不著，那些年輕人，一邊遛狗一邊背著個大包，就把瓶子都撿走了。30來歲穿得整整齊齊的小夥子，騎著車、追著個瓶子跑。我就不理解了，按道理來説大家生活更好了，幹嘛跟我們這些人搶？”李秀珍聲音高了幾個分貝，滿是皺紋的嘴角兩邊露出僅剩的兩顆牙齒。

　　據説北京的拾荒者數以十萬計。李老太太的兒子因病沒有勞動能力。讓她費解的是，那些子女擁有體面工作的老人們，為何會比她更細緻地翻撿垃圾箱？

　　在北京西北的世紀城——一個超大型社區，一名保潔員説她也要和住戶的父母們“搶瓶子、紙殼子”。

　　這個樓盤的二手房價格已達到六七萬元一平方米，但是“那些老頭、老太太推個嬰兒車，後邊挂個袋子，碰到垃圾桶就上去看看，有瓶子就放進袋子。紙殼子拿出來擦擦，用腳踩折了，比我們還專業。”好幾次，她都看見他們的兒女們和站在垃圾桶旁的父母爭吵。

　　清晨的西直門地鐵站，一名40多歲的環衛工，騎著一輛帶著大垃圾箱的車子緩緩停到兩個垃圾桶前。

　　她有條不紊地把垃圾桶的蓋子打開，先撿出四五隻塑膠瓶放進車把上挂著的塑膠袋。經過一番認真的翻撿後，她將不同分類桶裏剩餘的垃圾一併倒入垃圾車。

　　曾在北京不同小區承包近10個垃圾站的錢三友(化名)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如果你把分類做好了，有100隻眼睛盯著垃圾桶，一股腦就把可回收垃圾全部撿走。”

　　屁股後面排了一長隊人

　　如果錢三友在清河小營清上園小區承包的垃圾站被關閉，這將是他手上被關閉的第五個垃圾站。

　　這個河北廊坊人，十幾歲就做垃圾處理工。他説，目前在北京這個生意越來越難做。不過對於中國更多城市而言，私人承包垃圾站的模式比比皆是。

　　垃圾站裏一片狼藉，兩個男人都去清上園小區運垃圾。剩下的3個女人，身邊放著一堆工具和幾個白色橡膠桶。

　　似乎從來不會感到不適，也聞不到刺鼻的氣味，她們努力清洗和擦拭垃圾上不知名的液體和黏稠物，然後不假思索就開始處理手中各式各樣的拋棄物。

　　一名古銅色皮膚的女子，試圖用螺絲刀撬開手機充電器卻沒能成功，於是很麻利地扔下螺絲刀，用老虎鉗把充電器掰開一條縫。充電器的機身和插頭終於分開，金屬插頭被扔進一個桶裏，機身則扔進另一個桶。

　　與想像中的不同，女人們穿戴特別齊整。“我們都有抵抗力了。”她們説。

　　垃圾被男人們送來後，攤開在地上，由女人們逐一清點、撿拾。不過，前一天城管和街道辦事處的人拉走了她們堆放在垃圾站旁的“成果”，一共6車，是她們用半年時間分揀出來的。

　　“裏面有好多銅和鋁，值2萬多元呢。”一個女人説。

　　作為這個垃圾站的承包者，錢三友説，這種生意的源頭是上世紀90年代起，許多四川小老闆到北京，承包了一些小區和大廈的垃圾處理業務。

　　正如通常模式，錢三友把垃圾站又轉包給別人，一般是類似于清上園垃圾站這樣的一家人。錢三友每月給他們每人500元，而出售“可回收垃圾”的收入則歸他們所有。垃圾站雖然地處小區外，但場地和一些設施都是小區提供的。

　　這個小區每天大約可以運出3噸垃圾，正好裝滿一箱——體積略大於QQ車一類的微型轎車。錢三友不願告訴本刊記者，承包這個垃圾站，小區付給他多少錢。而被清理過的“無用垃圾”，要以200元一箱的價格交由環衛部門處理，這200元由他支付。

　　每天下午，環衛部門都會按時派人來收垃圾、收錢，然後進入他們的處理流程。

　　聽見錢三友抱怨城管的作為，剛剛踏進垃圾樓的小區物業主管接過話茬：“還不是你們垃圾樓的規格沒達到人家的水準？”

　　現在，根據海澱區創建文明城區的要求，除了乾淨、清潔，垃圾不能“落地”。

　　但“落地”是這門生意的關鍵——如果不能把垃圾攤在地面上，分揀出其中的“可回收垃圾”，錢三友的下家將無利可圖，而這個垃圾站生意鏈就難以持續。

　　到距離清上園小區50米的海淀環衛中心轉運站——它其實也是一個垃圾處理站，主要處理附近另一單位宿舍小區內的所有垃圾——就會知道錢三友的生意何以存在。

　　這個垃圾站非常乾淨，一名環衛工人從早6點到下午4點半專門負責清洗、看守。藍色的集裝箱在陽光下發光，行人走過時很少知道這個地方竟是用來處理垃圾的。

　　工作人員説，負責它的海淀環衛局八隊共有60多個此類密閉式垃圾站，“有些垃圾站人員是隊裏的、站也是隊裏的，我們這個站人員是隊裏的、但站不是隊裏的。”

　　這個垃圾站屬於上述單位宿舍小區，由環衛局管理。

　　每天，大型垃圾運輸車到這些垃圾站帶走垃圾。至少在京北的很大一片區域裏，都需要先將小區中的垃圾桶匯集到垃圾站，然後運走。

　　但是，小區不僅要支付給環衛部門運走垃圾的費用，還要負擔這樣一個標準垃圾站的運作費用。

　　按照錢三友的説法，小區把垃圾站包給他，更“省錢”。

　　眼前，小區物業已經下了關於清潔和“不落地”的最後通牒，“屁股後面排了一長隊要來收垃圾的人。”

　　無論誰承包這個垃圾站，“可回收垃圾”被揀出後，主要運到東小口鎮。

　　院子裏的細緻分工

　　在2014年春夏啟動拆遷前，位於京北的東小口鎮，算得上是北京面積最大的廢品回收集散地。這裡有數萬流動人口聚集，多半來自河北以及河南信陽。

　　馬路一側，縱向延展開無數條通道。每條通道裏有十幾個店面，其實都是開闊的院子，雜亂堆放著廢舊物品。

　　院子口多有一幢小平房，有的挂著牌子，寫著“收啤酒瓶子”或是“收塑膠”。

　　更多的是什麼牌子也不挂，堆放在院子裏的物品説明一切：五顏六色的塑膠飲料瓶扎成一捆小山，地下橫七豎八的麻袋裏杵出來的全是白色的塑膠泡沫。

　　作為店面的小平房大多沒有門，用簾子隔開外面的世界。門口鐵絲上晾著衣物，加上散亂一地讓人無處下腳的垃圾、大秤和三輪推車，組成了這些老闆們生活的標配。

　　官方統計，該鎮共有回收市場、規模出租大院28個，共佔地2162畝。

　　李姓老闆對此頗多抱怨。他主要回收鋼材。從前他在西北三環附近巴溝的廢品站做這一行，那裏被拆遷，他遷到四環，又被拆遷，“現在到北五環了，沒想到還要拆遷。”

　　據他所言，自己跟一些拆遷工地“有關係”，所以能夠得到“原料”。經過簡單的分裝和處理後，河北、天津的廠家會直接派車來拉走。

　　他説，這幾年生意不好做了，利潤很低，所以他家開不起好車，對面一家比他們早來，現在“都開奧迪了”。

　　像他這樣的院子，在路口位置，不到100平方米，月租金大約1萬元，位置稍差的月租可以降至5000元。

　　在一家專門經營塑膠回收的店裏，王姓老闆解釋了塑膠飲料瓶在東小口的流程：他收到不同種類的瓶子，分好類，將其中的塑膠飲料瓶轉手給東小口另一個院子。

　　在這個專門處理塑膠飲料瓶的院子，瓶子被重新分類，然後被粉碎，再轉手。

　　第三個院子的任務是，將這堆材料用鹽水清洗乾淨，再加工成綠豆大小的顆粒。來自江蘇、浙江、河北等地的廠家會拉走這些原料。

　　“大多數布料都是用可樂瓶子做的，可樂瓶子拉絲特別長。很多瓶子在東小口自己就能處理，但這不是一家能幹的事情，得好幾家互相配合。”王老闆説。

　　他説，瓶子的分類有十幾種，玻璃酒瓶子還會再被分為五六種。

　　分類標準主要是用途，品質不錯、可以直接再利用的玻璃酒瓶，會被酒廠帶走。品質不好的則被拉去高溫處理再加工為玻璃，“分得特別細”。

　　一名姓高的小夥子，稱自己為“散跑”。

　　他每天把走街串巷收購來的廢品分好類，裝到三輪自行車上，拉到東小口出售，上下午各一次，“主要賣點鐵、電器賺錢，紙殼、瓶子都不賺錢。紙殼我們收是5角一公斤，來這交7角5。500毫升的塑膠瓶我們收8分，在這裡賣9分，也就是走量，一天大概賺70元。”

　　現場加工的外墻保溫原料

　　相比之下，在發展略顯滯後的北京南部、西部，“院子”們很少大規模扎堆，更多散落在以四環為邊界的廣大區域裏，越往南越多。由於需要更長時間等待廠家的貨車，它們一般會有自己的倉庫。

　　南四環外肖村橋西南側的一處廢品市場，面積約萬餘平方米。同一類廢品在這裡只有一個攤主經營。在靠近東南位置的一個攤點，來自河南信陽的一對夫妻也經營瓶子生意。

　　丈夫朱老闆説，500毫升的塑膠飲料瓶每個收購價8分錢，易拉罐1角，啤酒瓶2角，“每天大概能收6麻袋，每麻袋600個瓶子，利潤每個不到1分錢。”由於周圍經濟環境不佳，所以這裡的業務量與全市同行相比非常少。

　　每隔幾天，就有更大的收購站或者廠家來拉走這些瓶子，“誰給的價格高賣給誰。”

　　房租是這對夫婦最大的開支，這處約150平方米的空間承擔他們的全部生活——吃飯、睡覺，還包括小兒子看書學習等，每年租金約4萬元。

　　河南人吳老闆做廢舊泡沫生意。這個攤位已經被改造成一個加工廠房：封閉的泡沫粉碎機器將泡沫打碎，通過管道輸送到另外一台可以實現高溫融化的機器裏，輸出的泡沫已變成細長的“麵條”，最終由切割機將“麵條”切成細碎的小塊，成為可以直接出手的外墻保溫原料。

　　“泡沫佔地方，又沒有分量，收廢品的一般不收。”吳老闆説，這套設備價格約5萬元，每天可以處理幾千公斤泡沫，“原料不足”。

　　泡沫無論好壞，他的收購價都是每公斤5元，仍然很難滿足生産需求，“幹這一行的很多，競爭激烈，北京像我這樣的攤子，有好幾十家。”

　　東南三環十里河橋附近，有一處三環內少見的廢品市場，主營金屬以及廢舊報紙等。在拆遷壓力下，它已經不再回收塑膠瓶等佔地較多的廢品。

　　在這裡，鋁的收購價格為每公斤10元，行情最好的2006年前後曾達到18元。“現在收廢品的人太多了，停一輛卡車就收廢品，平均5公里就有一個。”鋁收購攤位的老闆説。

　　紙張通常分為報紙、紙箱以及書本紙來收購，報紙最貴，每噸1300元左右；紙箱按照品質不同，每噸500元到900元不等；書本紙介於兩者之間，每噸約700元。

　　廢紙在這裡進行一定程度的清理、更為精細的分類，然後打包出售給造紙廠家。由於目前北京已經沒有造紙廠，只能將廢紙送往河北、天津以及山東等地，使本來就有幾十家廢紙收購站的市場上，又增加了更多運輸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