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東西方語言文字如何互有影響？

中新社北京2月3日電題：古代東西方語言文字如何互有影響？

作者劉健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文明的重要載體。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能最明確地表現出世界不同民族的特性和習俗，是民族的特定符號；文字書寫語言，一方面表現出與語言相同的獨特特徵，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跨語言、跨文化的吸納性。

古代東地中海地區及西亞、南亞、中亞和東亞地區，即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其語言文字狀況十分複雜，多樣性佔據主流，但也有相互影響、借鑒之處。關注古代東西方語言文字交流、交往過程和現象，能為未來開展文明交流互鑒研究，提供一些參考角度和思路。

通用語言文字的分佈、接觸及途徑

古代東西方文明發展和交往過程中，在不同區域都出現了使用通用語言文字的現象。

2024年11月，2024世界中文大會在北京舉行，“世界中文大會語言展”同期舉辦。圖為觀眾與HSK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展區高校展位的工作人員交流。中新社記者 王紫儒 攝

在古代西亞，阿卡德語楔形文字(Akkadian Cuneiform)使用近兩千年，成為古代兩河流域(ancient Mesopotamia)歷代國家的官方語言；西元前15至前5世紀使用的標準巴比倫語(Standard Babylonian)是古代西亞北非國際交往的通用語言、對外物質文化交流的商用語言；西元前4世紀始，希臘語(Greek)字母文字迅速在西亞、中亞和南亞次大陸西北方擴散，形成通用希臘語(koine)，成為一些國家的官方語言文字、代表上層貴族和祭司身份的語言文字和商用語言文字。

在東亞，漢字以中國中原為中心，向東西南北擴散。西元前2世紀前後，其成為與西域各國、各邊疆民族官方交往用的語言文字，後又成為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的官方語言文字和知識書寫用語言文字。

文明交往過程中，不同語言文字發生接觸，交流呈現更豐富、複雜的樣態。楔形文字體系向外傳播，開始表達如赫梯語(Hittite)、烏加裏特語(Ugaritic，又譯作烏迦利特語)、古波斯語等其他語言；在南亞次大陸西北部和阿富汗地區，阿拉米語和通用希臘語在此交匯，促進了婆羅米文(Brahmi)和佉盧文(Kharoshti)等文字體系的形成，並對梵語(Sanskrit)産生影響。

婆羅米文和佉盧文作為早期絲綢之路東段使用最為廣泛的文字體系之一，與漢字共同影響著粟特文(Sogdian)、女真文等文字的書寫傳統。漢字及其部首也對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及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文字體系的形成産生了影響。

語言文字的接觸途徑十分多樣。如果説楔形文字、希臘文的擴散更多依賴於軍事擴張行動，阿拉米文的傳播更多源自民間交往、人口流動和行政管理所需，而婆羅米字母和梵語的東傳主要是佛教傳播的結果。文字體系能包容多種語言，鮮明地體現出文明交流中的包容性和吸納性特點。

西藏貝葉經修復師在練習梵文書法。（資料圖）中新社記者 周文元 攝

語言文字的融合表現

不同的語言在接觸中一般會出現“借用”和“融合”現象。“借用”可參考上述語言文字接觸後發生的文字體系表達不同語言的現象，“融合”則如希臘語融合了多利亞、愛奧尼亞等多種方言，有些地方會産生“混合語”，有的則是一種語言排擠代替了其他語言，保留自身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按內在規律繼續發展。

語言的接觸會相互影響，使雙方或多方語言發生變化。希臘人借用腓尼基字母(Phoenician)時增加了元音；漢語與阿卡德語從未發生直接接觸，但存在借詞現象，如漢語中的芝麻源自阿卡德語šamašami。漢語和希臘語也是如此，著名翻譯家、古典學家羅念生指出，葡萄來自希臘文的botrus。漢字對西方語言文字的影響也不小，比如茶在土耳其語中讀作Çay。

語言的借用和融合同樣發生在文字中。以西亞為核心的楔形文字書寫體系被借用表達20多種語言，分屬閃(塞)含語系(Semite-Hemite)、印歐語系(Indo-European)等多個語系；阿拉米字母和希臘字母的使用範圍更加廣闊，被用於表達南亞、中亞多種語言，進而書寫西域多個國家和民族的語言。

書寫材料的使用也能佐證文字融合現象。最早的楔形文字用泥板書寫，原因是在楔形文字産生的兩河流域沖積平原上，泥土和蘆葦製成的筆幾乎可以説是唯一的可用於書寫的資源。但在傳播過程中，泥板這種載體隨之擴散，在西亞各地、克裏特邁錫尼、南高加索地區都被接受。漢代西域聚集了多種語言文字，有些保留了各自的書寫傳統，但大都接受紙作為書寫材料。

2023年3月3日，“大河文明展”在河南省鄭州博物館開展。圖為展出的古代兩河流域文物楔形文字泥板。中新社記者 韓章雲攝

磨合、留存與文明發展

語言文字的接觸中，必然存在碰撞和衝突。文字往往産生於社會複雜化程度較深的地區。其擴散會導致兩種情形：一是文字被接受表達當地語言，這是早期絲綢之路最為常見的情形；二是當地語言和文字被取代。但消亡的語言通常會留下一些痕跡，如某些發音方式的特點，當地地名或特有地貌、物産的名稱等。

磨合是逐漸發生的。翻譯或轉寫語言文字作品是其中一種比較常見的主動行為，目的是讓不同語言背景的人能夠理解作品，對原文語義、語法、文化背景做出重新表達。如對亞裏士多德等古典作家作品的翻譯和轉寫，經過希臘人、羅馬人的保存整理，被阿拉伯帝國的知識分子(包括基督徒、猶太人和波斯學者)研究、翻譯和註釋。這些文本向西在中世紀教會由經院哲學家進行闡釋並流傳；向東也傳至中國新疆，近年發現亞裏士多德文本殘篇佐證了這個過程。

當這種文本轉化不斷擴大，乃至影響一種語言、文字的書寫和表達時，語言文字的融合，文化文明間的相互理解和借鑒也隨之實現。佛教傳入中國後，佛典翻譯持續了約一千年(西元2—11世紀)，根據中國學者儲泰松的研究，這個過程奠定了漢語吸收外來語的基本模式、充實了漢語詞彙的家族、豐富了漢語的構詞法、加速了漢語詞彙的雙音節化進程、促進了漢語口語化的發展。

秦漢之際，西域語言流動速度加快，語言版圖多次發生變動。最初以印歐語系為主，後蒙古高原的阿爾泰語系語言影響擴大；再後漢語影響擴大，語言類型更加豐富，文字形式更加複雜；最終，印歐語系語言主體退出河西走廊，漢語成為絲綢之路主要交際語言之一，語言接觸與跨語言交際成為常態。

聚焦早期絲綢之路上語言文字的接觸和互鑒，能為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古代絲綢之路的運作、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表現和機制提供一些有益的線索，為進一步理解自古及今文明交流互鑒對世界文明演進、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歷史特徵和規律提供借鑒。(完)

作者簡介：

劉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擔任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秘書長、中國歷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從事世界上古史、古代西亞文明(亞述學、赫梯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