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戀者的救贖》：短劇風潮下，一部定制劇的堅守與創新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曾有一著名論斷“媒介即人的延伸”，意在強調媒介自身即可通過改變感官比率，來影響社會文化結構與人類認知方式。回望近20年，我們正迅速經歷了從2G“文字時代”到3G“圖片時代”，再到如今的“視頻時代”的快速迭代，這場移動媒介技術的變革聚焦到影視領域，更是深刻改變了人們獲取與消費影視內容的習慣。傳統敘事生産模式所強調的中心化、深度化、精品化等理念，在廣大受眾碎片化、分佈化、即時化的敘事消費模式的衝擊下逐漸式微，以至於人們不斷發出感慨：短劇的時代已來臨，短劇大有取代長劇之勢。

在這般“快消”的短劇風潮下，優酷白夜劇場推出的這部定制劇《暗戀者的救贖》似乎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從立項到開播歷時三年有餘、多線劇情複雜交織、堅持實景拍攝盡可能避免特效等。然而正是這些頗為傳統的做法，促成了影視領域的“開年第一爆”，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截至1月27日晚20時，該劇累計有效播放1.02億次、實時熱度7752.6，在劇集分類下均佔據榜首。這讓人不禁好奇：能取得如此佳績，《暗戀者的救贖》做對了什麼？在堅守傳統之下，這部劇又做了哪些順應時代的創新？

敘事：適度改編、精心雕琢

常年的資訊過載和演算法推送，已經將定制劇潛在受眾的閾值不斷推高。面對這種“審美疲勞”，對內容生産者而言，意味著情節要更緊湊、反轉要更密集、爽點要更明確、議題要更鮮明。對《暗戀者的救贖》而言，首先就是選對了故事藍本。樊樹的原著小説篇幅不長、人物集中、事件複雜，頗具“社會推理派”寫作風格，這些特徵使其非常適合進行影像化改編，在懸疑故事自然拉滿緊張感的同時，還能通過關注社會熱點議題和弱勢群體的方式，喚起觀眾的好奇心和同情心。

在此基礎之上，導演和編劇一方面對原著進行了合理改編，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比如，將原著中線性推進的探案故事切分重組，形成劇裏“案中案”的嵌套結構，並增設安妮這一重要“神秘人”，從而製造了更多詭計性敘事，增加了觀劇的“燒腦感”，激發了觀眾的“探索欲”，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本劇的資訊密度和敘事強度。另一方面，將原著中關注“童年創傷”這一文本性、心理性的議題，轉化為夫妻間的情感控制、經濟控制，職場中的性別歧視、刻板印象等，更加契合當今中青年群體的集體焦慮，從而拓寬觀眾的共情入口，加強觀眾的代入感。

媒介：主動求變、降維打擊

當移動網際網路“媒介”已解構並重組的影視作品這一“訊息”，並通過短劇讓受眾適應了一套基於“即時滿足—即時切換”的行為模式時，主動求變勢在必行。在形式上，《暗戀者的救贖》利用平臺定制劇靈活易變的特點，大幅縮短了內容長度，將三個複雜的案件控制在13集、每集40分鐘內，加快敘事節奏，減少注水內容。同時，拋棄一般長劇“線性敘事”的慣用做法，轉為非線性演進的“情緒蒙太奇”——這一手法自1994年昆汀•塔倫蒂諾執導的電影《低俗小説》橫空出世後，很快被無數導演效倣運用，因為觀摩電影處於密閉環境，導演可以較為隨心所欲地控制閃切閃回的節奏。但在觀看長劇的場景中，有太多容易讓分散觀眾注意力的事物，進而導致節奏“垮掉”、觀眾“齣戲”。所以説，敢於在定制劇中進行非線性敘事的，往往是回報與風險並存，需要有更為強烈的視聽刺激和更為精簡的故事結構，方可維持。從這一角度看，內容的“重組”與形式的“瘦身”相輔相成。令人可喜的是，《暗戀者的救贖》運用明星效應和標簽化人格，在“瘦身”的基礎上巧妙完成了“重組”，比如，將袁弘過往飾演重情重義角色的觀眾印象，與其在本劇中堅韌執著的警察形象深度綁定，使得人物甫一齣場便能即可建立“探案”的場景情緒。

電影化的敘事，以及具有電影質感的服化道景，在快消短劇“氾濫”的市場上，無異於一股降維打擊的力量，對觀眾形成強烈的感官衝擊。

受眾：深挖需求，全面滿足

2023年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相比20年前，手機普及、社交媒體興起和推送演算法使人們每天的資訊接觸量增長了50-100倍，人們需要主動處理的資訊容量也是原來的3-5倍。我們可以直觀地觀察到，疲勞已愈發成為現代人的常態，不少“打工牛馬”甚至直言“完全沒用主動尋找劇集觀看的慾望”。《暗戀者的救贖》破解此題的做法，便是深挖並滿足觀眾的種種心理需求。

最顯而易見的便是“情感需求”。觀眾基於樸素的正義觀，渴望看到人面獸心的朱鶴最終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審判；觀眾也可以帶入俞笑的視角，在其從幼稚到成熟、從隱忍到爆發、從認命到反抗、從被人擺布的弱者到主動作為的強者的成長歷程中，感受到女性意識和自我價值的覺醒；觀眾還可以從王大宇背負誤解暗中守護，到真相大白沉冤昭雪，體會到“救贖”的靈魂滌蕩。麻木的生活中稀缺這些情感，而嚮往的生活中渴求這些情感，觀眾通過觀劇填補了情感上的缺憾。

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社交需求”。不少定制劇創造的經典臺詞、表情包、劇情梗成為人們迅速找到共同語言、拉近心理距離的社交“黏合劑”。比如，本劇第一場戲便是女主角俞笑半夜醒來，發現平日裏恩愛的丈夫竟與一妖艷女子熱吻。不少網友高呼“開局即高能”，並在社交媒體的傳播下迅速成為名場面，借助熱搜話題進一步破圈，為觀眾提供源源不斷的“社交談資”。

此外，本劇在講好故事的基礎上，還在盡可能滿足受眾的“思辨需求”。比如，安妮為了追查真相，不惜以身入局欺騙引誘朱鶴，便涉及到程式正義和結果正義的探討，以及崇高目標和卑劣手段之前的“骯髒之手”困境。又比如，朱鶴在公眾認知裏是完美丈夫、商界精英，同時也是內心變態的犯罪分子，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又該如何穿透社會表演，識破親密關係背後的真實？通過懸疑故事揭示種種道德困境，能夠觸發觀眾們更為向深向內的思考，實現哲學思辨層面上的精神滿足。

可以説，《暗戀者的救贖》在熱度和口碑上的成功，既有主動向短劇風潮學習的因素，也有放大定制劇既有優勢的因素，二者相輔相成。對於廣大影視從業者而言，更要從中汲取的經驗是，認清短劇與長劇不是簡單的替代關係，在模倣與對抗兩個極端之間，或許有無數條更為契合藝術表達和商業回報的路徑可供探索。定制劇完全可以博採眾長，在深度敘事、融合媒介、滿足需求等方面取得突破，讓觀眾在連貫的時空體驗中重建專注力、共情力與思辨力，從而更好地留住觀眾、回饋觀眾、擴大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