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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紫禁城邂逅古絲綢之路上的西域

發佈時間:2025-04-22 09:56:12 | 來源:中國報道 | 作者:李士萌 | 責任編輯:張靜

1995年,繡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字樣的漢代織錦護臂在新疆和田地區的尼雅遺址出土。尼雅遺址曾是《漢書》記載的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精絕的所在地,知名小説《鬼吹燈之精絕古城》中的故事靈感便來源於這個消失在大漠中的古老城邦。

這件護臂技法高超,代表了漢代織錦的最高工藝,歷經千年而不朽,仍保持鮮艷的色彩,成為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的珍貴文物。

“説起出土絲織品保存狀況比較好的地方,第一時間就會想到新疆。”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標準檢測組副組長、副研究館員關明指出,南疆地區由於長期氣候乾燥、濕度較低,所以出土的絲織品保存狀況相對較好。

只具備天然優勢對文物保護來説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先進的科技手段支撐,因此,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迫切需要與外界交流合作。而中國—希臘文物保護技術“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以下簡稱“中希文保聯合實驗室”)也需要把新研發的設備及方法應用在大量文物中。雙方一拍即合,2023年,中希文保聯合實驗室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成立新疆工作站,在文物保護交流方面,延續古絲綢之路上互通有無的傳統。

“新疆是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更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同時新疆文物種類豐富、特色鮮明,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建立合作將進一步拓展中外文物保護交流合作的空間。”故宮博物院原副院長、中國—希臘文物保護技術“一帶一路”聯合實驗室主任趙國英在接受《中國報道》記者採訪時説。

重走“絲綢之路”

絲織品是故宮博物院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打開闔作局面的重要契機,並逐漸拓展至其他各類文物。

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主動性考古發掘,該遺址是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焉耆鎮下轄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考古發掘首次系統揭露了一座唐代烽燧全貌,出土了大量文書及戍邊將士的戍守裝備和日常生活用具,被評為“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202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胡興軍撰文指出:“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是唐代中央政權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有效管轄和治理邊疆的生動縮影,考古發掘揭秘了邊塞烽侯運作的諸多細節,對深化邊疆治理研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要價值和意義。”

關明和同事最近的系列研究,就是圍繞其中出土的絲織品展開的。由於很多絲織物糟朽嚴重,因而首先需要判斷其材質:通過光學顯微鏡,觀察織物的形貌,通過與新鮮的纖維對照,確認其材質。如蠶絲纖維的縱向表面光滑,橫截面為三角形;羊毛纖維的縱向有不規則鱗片,橫截面為圓形的形貌特徵。

除織物的材質之外,對織物的染料及染色工藝進行分析是另一道工序。他們先通過有機溶劑將織物上的染料萃取出來,運用超高效液相色譜—質譜儀進行分析,又研發製備銀奈米顆粒,結合表面增強拉曼光譜和基質輔助鐳射解吸電離—傅裏葉變換離子迴旋共振質譜的雙模式檢測策略,準確識別複雜染料組分並進行半定量分析,確定織物的染料成分。

最終,關明和同事科學推斷,烽燧遺址中出土的這些唐代織物,紅色纖維的主要染色成分為茜素、紫茜素,推測染料為茜草;黃色纖維的主要染色成分為小檗鹼,推測染料為黃檗;藍色纖維的主要染色成分為靛藍,推測染料為靛青;綠色纖維的主要染色成分為小檗鹼和靛藍。

“由於古代直接染綠色的植物染料較少,所以綠色一般通過黃色染料和藍色染料套染而成,這也是為什麼綠色纖維中發現了兩種染色成分。”關明告訴記者,染制綠色需要黃色和藍色套染的工藝在《天工開物》中就有記載:“黃檗水染,靛水蓋。今用小葉莧藍煎水蓋者,名草豆綠,色甚鮮。”

“染料分析可以佐證這一時期中原與西域在染織技術方面的交流交融。更重要的是,染料的明確也可為後期開展文物保護與修復提供數據支撐。如果發現採用的染料化學性質較為活躍,就需要選擇更加安全的清潔方法,並在清潔前進行斑點實驗確認清洗方式和溶劑種類,以避免損傷文物。”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護技術部副主任、研究館員康曉靜表示,故宮博物院出具的分析報告縝密嚴謹,史料翔實,而且研究方法準確。就像送文物去醫院看病,只有進行全面的“體檢”後,才能給出準確的診斷方案,對症下藥。

一頂帽子的秘密

雖然新疆工作站成立於2023年,但在這之前,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已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展開了密切的合作。

2021—2023年,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研究人員曾多次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其考古工地進行現場調查,在現場對文物進行無損分析,並將大量樣品帶回實驗室進行系統分析研究。

2019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團結東路發掘了一座清代五品武官墓,墓主人骨骸保存較為完整,使得其穿著的四層衣物仍相對完整地存留在棺內。在墓主人頭部右側,放置一頂水晶頂子的官帽,服飾搭配極具身份等級特徵。

這批文物由於其複雜的埋藏環境導致該墓葬出土的絲織物普遍污染、糟朽嚴重,尤其是其中的官帽形制,讓考古和保護人員産生了疑惑。這頂帽子出土時,保存狀況較差,變形嚴重,比照故宮博物院藏五品吉服冠,帽子上綴著的帽緯應為紅色,帽檐應上仰外翻,如是冬季暖帽,外翻的帽檐應為皮毛。但是從出土實物來看,該官帽的帽緯呈金黃色,且由於纖維糟朽嚴重,無法判斷帽子的結構,也無法判斷帽檐外側材質。

故宮博物院中館藏的清代服飾甚廣,相應的科學研究也較為深入,於是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便趕赴新疆,對官帽的不同位置分別進行取樣分析。通過顯微觀察,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確認,該帽帽檐外側選用的布料是漳絨,符合清代武官日常穿戴冬季暖帽的特徵。帽緯顏色也在關明等人對其樣品的科學分析後“解謎”,從帽緯顏料來看,確實包含紅色染料紅花,只是在各種因素作用下,紅花中顯紅色的組分紅花苷發生降解,進而褪色為黃色。

此外,該墓還出土了一件器物——刀箸,其材質多樣、工藝複雜,但保存狀況差,其內部放置的鐵刀銹蝕膨脹致使漆套變形破裂嚴重,並伴隨出現未知污染物,為後續文物修復和保護提出了巨大挑戰。

“這個刀箸的保存狀況較差,製作所使用的材料較為複雜,故宮博物院的檢測技術更多元全面,能同時對各種材質進行全面分析。”康曉靜説。

在一系列微觀取樣分析後,關明等人發現,出土的佩飾刀箸由一層帶有鑲嵌的漆層包裹而成,漆層為中國大漆並含有少量蜂蠟,骨質材料鑲嵌其中。另外,刀箸擋頭主要也是骨質材料,推測其製作工藝為鑽孔,將黑色粉末裝填再進行打磨而成。

該刀箸漆層的製作原料繼而“水落石出”。漆層的剖面結構主要分為兩層:上層為厚度約400μm的大漆層,中間含有氧化鋁、鈣長石、石英、磷酸鈣、氯化鉀等無機物,漆灰可能為草木灰、骨灰、土等物質;下層有一層厚度約為30μm富硫礦物的漆灰層。

通過對該刀箸的銹蝕物分析發現,該刀箸的主要銹蝕産物為副氯銅礦,這種含氯銹蝕産物會持續引發銅的腐蝕劣化,因而需要進行脫氯處理,這為後續的保護工作指明瞭方向。

未完,待續

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疆工作站文物保護的合作已經拓展至方方面面。去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曾攜帶一件文物專程趕赴北京,出現在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的CT實驗室。

該文物是一件出土于伊犁地區的黃銅盆,胎壁極薄。根據同出土馬骨C14測年數據推斷,為唐代早期的遺物。“如此大型、紋飾多樣且留有金、銀修補痕跡的銅盆,在新疆乃至全國都屬罕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保護技術部副研究員余騰飛表示,銅盆的造型、紋飾包含中原、外來文化等多種元素,而其黃銅材質,更讓其“身世”顯得撲朔迷離。

黃銅在古文獻中常被稱為“鍮石”,我國古代早期的“鍮石”主要由中西亞傳入,大約在五代至兩宋時期出現用爐甘石點煉黃銅的記載。從考古發現看,黃銅在西元前1世紀前後在歐洲、亞洲西部等地區被廣泛用於製造貨幣、軍用器具等。因而可以進行一些推斷,這件黃銅盆或許是自西方來的成品或半成品,這也更加印證了作為古絲綢之路關鍵區域的新疆,在東西方文明交流互鑒方面的重要作用。

如此重要的一件出土文物,其上的銅銹也引發文物保護工作者的擔憂,這些銹蝕物是否會進一步侵蝕銅盆?後來經過關明等人採用微區X射線衍射分析發現,該銅盆的銹蝕物為鹼式碳酸銅。“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是無害的。”余騰飛説。

考慮到該銅盆未來有展出可能,還需要對銅盆進行專業修復。為此,故宮博物院青銅器修復及複製技藝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呂團結、高飛還曾親赴新疆進行修復指導。

給文物拍攝CT是為了獲取更多內部結構資訊。經過X射線CT成像技術的掃描,該銅盆的內部結構更加清晰,一些不易被肉眼察覺的工藝細節被發現。

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保護裝備組組長、副研究館員張雪雁對CT成像的圖像分析指出,在該盆底部與邊緣位置的雙層結構以及盆底通孔的穿鑿痕跡均證明,該件文物應為一片銅通體製作,結合盆壁人物的痕跡,可以清楚判斷這件銅器是整體製作完成,工藝應為鍛打。而且文物的修復痕跡留存也可通過CT成像明確位置,為後續文物保養提供可靠的圖像依據。

黃銅盆的故事暫時告一段落,但等待關明等人檢測的來自新疆的樣本還有滿滿一櫃子。櫃子中裝著樣品的袋子上寫有各種分析需求,既包括測量土壤的pH值,還包括確認墓地棺木樣品材質……

關明和多位同事曾經到過新疆考古現場,“條件很艱苦”。在南疆沙漠中進行考古發掘,水資源非常匱乏,需要3天輪換一隊人出去打水,來回又要一天,每天用水定量,3天后再返回補給點打水。

“蒼茫戈壁,無垠瀚海,新疆面積廣袤,環境地形複雜,是全國考古環境最艱苦的地區之一。”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在新疆工作站的揭牌儀式上説,“未來,新疆工作站的工作要深化科技考古合作,拓展學術研究領域,明確科研重點,進一步加強文物科技保護力度,開展針對性保護和研究,為‘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文化遺産保護事業發展貢獻故宮人和新疆考古人的智慧和力量。”

正因為了解每一件文物出土背後的不易,中希文保聯合實驗室的研究人員一直致力於創新研究方法,希望用更好的手段給予考古學家和文物保護者更精準,甚至半定量的科學推論。

實驗室是另一個艱苦、單調、充滿不確定性的“考古現場”。環境溫度、檢測用的材料放置時間以及配方比例,甚至儀器的狀態,都有可能影響實驗效果。顯色效果不夠好、不夠理想,是實驗過程中常有的事,有時候在實驗室一坐就是一整天,實驗後的海量數據處理更是巨大的工程。雖然新方法的研發並不容易,但總有成功的時刻值得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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