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個人記憶中,同期國內其他城市也有相關嘗試,但深圳相對早一點,並且對這件事情是更認真、更投入、更迫切、也更堅持。所以深圳後來能率先在國內取得成功。
我到深圳後與團隊重新出發,在汲取過去失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深圳實際做方案研究,一年之後,即1997年,正式的管理資訊系統研發成功,1998年初開始投入培訓和推廣使用。
1985年,郭仁忠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數字製圖會議。
研發過程總體還算順利,但任何一個事情要把它做成,尤其是新事物,總會碰到很多艱難。我們用一年半的時間把資訊化系統做出來,最初試運作時,很多數據採集和錄入不是那麼符合系統要求,導致系統沒辦法運轉。如有時想查“深圳市規劃國土局”,但由於過去的錄入數據裏面,有人叫“深圳國土局”,有人叫“深圳規劃國土局”,有人叫“深圳市規劃國土局”,一查系統就出現很多答案,也不知道哪個答案是準確的。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含量其實不是很高,但數據對於資訊系統來説就像是血液,系統做得再好,基礎數據跟不上,系統是不可能健康運作的。
後來,這些問題我們都慢慢克服了。1998年,我主持完成深圳市規劃國土管理資訊化工程,建成我國第一個基於地理資訊系統技術的大型分佈式國土資源管理資訊系統,首次實現了地理資訊系統環境下、千人以上的大規模聯網協同辦公。這個項目獲得了很多專業上的認可:行業評價這個系統引領了我國土地管理從傳統模式到數字模式的轉變;2000年,項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這是我國國土資源管理領域第一次獲國家級獎項。
但我更在乎的是系統帶來的實際效果——原深圳國土局在1998年推廣運用資訊化以後,文件審批時間平均縮短了9個工作日,當時局裏每年審批文件超過20萬份,涉及的投資或資産運作在1000億元人民幣以上。
資訊化工程的成功還奠定了深圳在全國土地管理領域的影響力。2001年,國土資源部在深圳召開第一次全國國土資源資訊化工作會議,這是我國國土資源資訊化的首次全國總動員。
很高興我到深圳這些年一直在參與、見證深圳的飛躍,更榮幸我在深圳所從事的地理資訊技術應用工作,不斷取得成績。2013年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完成的城市地理資訊技術應用項目在荷蘭拿了一個獎,叫“世界地理資訊論壇傑出應用獎”(Geospatial World Excellence Award),深圳是中國內地第一個拿這個獎的城市。
三
我想分享深圳另一個在國內開先河並率先進入世界前沿的土地管理技術:三維地籍。
“三維地籍”的概念也很好理解。打個比方,我們買了蔬菜,要看賣家給的斤兩是不是足秤;我去買塊土地,政府要給我出個産權證,標明我的那塊地在哪,那麼我就可以證明某個範圍的土地是我的。過去我們將土地叫地皮,是二維平面的土地資源,只需要在地圖上用幾個界點,畫出一個平面多邊形範圍,就可以表達得很清楚。可一旦把土地分層使用,同一塊土地既有傳統地皮範圍又出現地下空間,這樣土地實際上就變為三維空間的使用,傳統在平面地圖畫塊的管理資訊技術就不適用了,必須在電腦裏面,在一個立體空間中把它的範圍表達出來,這時候就需要三維地籍。從法律角度而言,三維地籍是土地的三維立體化使用的土地權益人權益保障的基礎或保證。
不過,三維地籍涉及國家的土地管理制度和不動産管理制度,是一個很複雜的技術問題,通常是一些大學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將之作為興趣來研究,真正投入應用的很少。國際測量師聯合會(法文縮寫FIG)的三維地籍工作小組到2001年才成立。
深圳關於這一方面的思考研究在國際國內都是較早的。我個人對三維地籍問題感興趣始於2003年。當時我在日本參加聯合國舉辦的一項專業會議,會議有個地籍管理的專場,我在會上提出:三維地籍應該引起重視,尤其在亞洲地區、在中國,這些地方的土地資源非常緊張,我們在向空中發展,向地下發展,傳統的二維模式已漸漸不再實用。2005年起,我開始進行專項研究;2010年,項目組開發的三維地籍資訊系統全面(試)應用於深圳市空間土地使用權出讓,這是國內最早投入應用的三維地籍資訊系統;2012年10月,FIG在深圳舉辦了第三次三維地籍國際研討會,該系統作為唯一的應用成果被安排進行會議現場演示,得到來自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者的高度認可。也正是在此次會議後,FIG三維地籍工作組改變了“沒有國家有真正的三維地籍”的一貫認知,確認了我國的三維地籍研究進入世界前沿。
2003年,郭仁忠當選歐亞科學院院士的授銜儀式。
我們對三維地籍研究的靈感,依然來自深圳這個城市,它從技術上與過去的規劃土地管理資訊化是一脈相承的。它也是深圳市城市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我們的土地已經越來越緊張,以前土地是切塊賣的,後來土地不但要切塊還要分層。
2005年2月,深圳首次以經營性土地方式出讓地下空間使用權,將位於深圳市福田區車公廟的兩宗地下空間項目用地,在深圳市土地房産交易中心成功掛牌出讓,這兩塊土地的地上是公共綠地與道路,地下的空間則作為商業用地出賣。這是繼深圳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改革以來作出的又一重大創新。
四
最早做規劃國土管理的資訊化工程,我們從幫助深圳市規劃國土局的內部管理規範化、提高政府決策科學性、提高職能部門工作效率等角度出發的,做完後我們把它向外延伸。
2000年,我們在國內最早啟用了“電子信訪”系統,即通過網路手段,幫政府和市民互動,包括最早通過手機短信把辦事結果告知來辦事的企業與個人。印象中,“電子信訪”這個詞,也是深圳市規劃國土資訊中心發明出來的。網路上搜索結果看,最早關於電子信訪的文章,可能也是我本人寫的,這些都幫助政府的資訊化從內部管理走向跟社會的互動。
在往前走的過程中,我們還帶動了相關行業的資訊化。像之前我講的,深圳早期曾發生過開發商一房多賣的問題,後來我們開發了相關的房地産資訊系統,要求房地産公司將所有開發的房子在網上公佈,一旦預售成交以後要在網上備案,一旦備案以後就不能做第二次備案,從技術上防止一房多賣的可能性。這樣無形中引導了房地産企業的資訊化,因為其房源數據要用技術來進行管理,才能跟政府聯網。
規劃國土領域的資訊化成果也用到了更多民生領域。記得深圳以前的有線電視臺,是最早運用相關地理資訊數據資源的政府部門——將數字化電子地圖用來管理有線電視用戶。這讓我想到,資訊化的成果可能對城市的每一個行業都是有用的,後來我們的資訊化研究成果當中有相當一部分與城市結合,即現在講的數字城市。2003年時,深圳規劃國土部門主動提出:將用數字地圖用網站形式線上為相關部門提供服務。2004年,我主持完成國家國土資源電子政務示範工程,提出開放式電子政務平臺的技術思想,成功構建適應我國國土資源垂直管理體制的資訊化技術方案,對我國國土資源管理資訊化的全面推進起到一定的帶動作用。
2013年有幸當選院士之後,除了工作上多了一些研究拓展,我的初衷與生活一切未變。今年5月加盟深圳大學,幫助其組建智慧城市研究院及舉辦空間資訊學科,在地理資訊科學、時空大數據、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環境遙感等領域開展研究。
時至今日,我依然和20多年前選擇深圳時那樣,希望專業資訊化研究更開放地應用,讓更多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受益:即實現大數據時代的智慧城市,通過資訊化的技術優化城市規劃,使我們的城市運作成本、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降低,也使我們的環境代價、資源代價減小。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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