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①】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調任深圳就像上前線

編者按：深圳市政協歷時數年，王穗明、戴北方兩任主席親自主編、多部門參與、精英團隊操刀的 《深圳口述史》視頻和圖書先後出版，採訪發掘、整理編撰了極其寶貴的深圳改革發展“三親”史料。這部系列史料著作中，有百餘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紀初親自參與深圳建設的各方面代表人士口述自己的親歷、親見、親聞。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一期推出《深圳前市委書記李灝：調任深圳就像上前線》。

李灝，1926年生於廣東電白，1985年自國務院副秘書長職務調任廣東。歷任廣東省副省長、深圳市市長、深圳市市委書記、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等職。是迄今深圳經濟特區歷史上任期最長的市委書記，在20世紀80年代，推動了特區的進一步思想解放和改革進程，使特區擔負起改革試點和開放窗口的雙重功能。1992年，全程陪同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退休後，于2005年組建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任會長。

2015年8月22日，李灝在深圳市政協回憶和深圳一起度過的寶貴三十年。

我快90歲了，在深圳的時間基本佔了人生長度的三分之一。這30年的故事太多了，3天3夜都講不完。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我就跟剛建立經濟特區的深圳打過交道，只是那個時候，我萬萬沒想到這裡會成為我一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座城市。

一

來深圳任職前，我與經濟特區就有一段淵源。1979年，為落實小平同志關於建立經濟特區的指示，谷牧同志會同廣東、福建兩省領導同志研究實施方案，連續兩年都開了工作會議。這兩年的會議我都參加了，也曾隨領導來寶安、深圳視察過，對深圳建設經濟特區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

1985年，那時我在北京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黨組副書記。有一天，國務院一位領導找我談話，説中央決定派我去深圳工作。

那時還是計劃經濟時代，各地建設都是靠政府列入計劃才得以開始的，不是通過市場行為進行調節的。全國各地都要發展，財政就會有困難。當時梁湘同志在深圳做得有聲有色，但是深圳建設也存在規模過大、投入太多，從銀行借債數額大的問題，財政壓力大。有人還説，深圳辦經濟特區，內地就變災區，對深圳經濟特區建設有意見。1985年初,香港有媒體曾連續發表了12篇文章,將特區建設的成就説得一無是處，連深圳大學的建設也專門被批了。這個系列報道題為《深圳廬山真面目假大空》，説深圳是“假大空”。

對於改革而言，經濟特區是個新事物，對全國都有影響。那個時候，特區發展剛開始起步，一方面需要建設的地方很多，另一方面大家確實經驗不足，以為搞經濟就是鋪攤子，戰線過長。要來深圳，就意味著要接手很多事情。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選中我，但我明白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很猶豫，對自己能不能勝任信心不足。離京赴深前我曾説，我要上前線了，當時真是這個心情，感覺特區的輿論壓力很大。

離開前，很多領導關心特區建設，找我談話，但有3位領導沒找我，我也不敢主動去找：一位是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一位是陳雲同志，一位是小平同志。有一次我遇見李先念同志，他説知道你要去深圳了，找陳雲同志談了沒有？我説沒有。他説你應該去找找陳雲同志。這是他給我的建議。但是陳雲同志德高望重，他沒找我談話，我就不好意思主動去找他。

調任前，本來小平同志安排了時間跟我談話，但我因為參加了一個在廣東開的會議，順便來深圳調查研究了幾天，結果錯過了這個機會。後來我回北京找他，那天去時他又臨時有事情，他知道我都買票了，就説那你回去以後再説吧。就這樣，這次談話一拖就拖了八年，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時候。

二

來深圳前，我最後一次跟國務院領導談話，我就著重問，説深圳還算不算特區啊？他説當然是特區啦。我又跟他説，既然是特區，就應該給我一點權力能夠進行改革。他説當然是這樣了。但是體改委跟我的工作沒有關係，那行嗎？我説我是不是可以跟體改委建立起這個關係，把我這個特區改革列入改革系列？

1991年7月3日，李灝在深圳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上致辭。

我當然不是説要按照當時內地的那套方法來管我，但是我想特區改革總得有個“頭”啊。他也答應，説你去找安志文同志（時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完了我説你還得給我點權啊。我知道梁湘同志曾經推出深圳工資改革方案，把工資提高了一點，廣東省裏就覺得標準太高了，要求停止執行。

我説他那裏提高點工資，是他自己定的，你省裏為什麼取消他的改革？那不是一點權力都沒有了嗎？那我做的改革決定，是不是省裏也會收回？領導就不同意啦，他説你可以去廣東跟誰誰講。我説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能這可以改那不可以改，可不可以突破現行一些不合時宜的做法？領導點頭同意。

我這幾條很重要。有了這點權力，來深圳就有點意思啦，所以我説來深圳有點曲折，但是大家都很重視。我要了點權力來深圳，才能做一些改革，像那個把工資改革收回去不算數的決定，我來不久就撤消了。

經過調查研究，我醞釀了一些改革舉措，首先就是建立了市長辦公會議制度。之前深圳沒有這項制度。因為我還不是市委書記，整體工作不能管得太多，就想通過市長辦公會議組織各副市長、黨組成員、各局主要負責人來開會，建立一個制度化的集體領導機構。

這是一項很重要的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然人家説光你定個事情，沒有市政府集體領導。1985年底，第一次市長辦公會議上，我就提出了四項改革舉措，成立4個機構，分別是：外匯調劑中心、國有資産投資管理公司、監察局和城市規劃委員會。

其中，最緊迫的改革就是建立外匯調劑機構，要清除、取消、解決外匯黑市的交易，取締黑市。我來深圳的第一項改革，就是建立外匯調劑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