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援下,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三期推出《嘉瑞國際李遠發30年堅守深圳的動力在哪?》。李遠發出生在一個條件並不寬裕的香港普通家庭,1986年,他跨過深圳河,與深圳共同發展30年。他這樣表達自己對深圳的感情:在日復一日的兩地穿梭中,擁有了兩個故鄉。
李遠發,1956年生於中國香港。1986年來深,現任嘉瑞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深圳市龍崗區政協委員、深圳市龍崗區總商會(工商聯)副會長、龍崗區專家聯誼會企業經營管理類組長等職務。率領企業榮獲龍崗區級、深圳市級、國家級多個獎項和技術認證,曾被深圳市委、市政府評為扶貧開發“規劃到戶、責任到人”愛心人士。
2016年4月20日,李遠發講述企業與深圳共同發展的三十年。
創業是一個大浪淘沙、千錘百煉的殘酷過程,參與過程的人前赴後繼,走到終點的人卻寥寥無幾。我想自己能夠堅持下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不斷地捫心自問究竟能為市場和社會帶來什麼。
一
上世紀50年代,我出生在一個條件並不寬裕的香港普通家庭,在九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為了不向父母伸手要零花錢,我從十二三歲起就到附近的工廠裏做“暑期工”。這種“天生天養”的童年經歷,不僅讓我早早體會到生活的艱辛,也讓我與後來從事的壓鑄領域結下不解之緣。
我一開始接觸這個行業,是在一個玩具廠裏跟著師傅做模具學徒。做了幾年之後,我萌生了自己開拓業務的想法。1976年,我和朋友一人出資2萬元,合夥買下一個小車床、小銑床,成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家模具廠,從事制鎖及服裝零部件的模具生産,自此走上了創業之路。
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工業發展迅速,與之相關的鑄造業也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國外市場的龐大需求在香港催生了大大小小的鑄造廠,大家爭相引進國外技術,從兩三台壓鑄機器起步,業務集中在服裝周邊、玩具零部件等小五金範圍。不過大多數鑄造廠的生産水準都是取決於老師傅的手藝和經驗,條件簡陋不説,更沒有形成統一標準。為了提高生産水準,我于1980年又成立了一家壓鑄工廠——嘉瑞壓鑄製品廠,産品以時裝配件和電風扇配件為主。
在我創業之初,香港勞動力還比較廉價,有些工廠接單忙不過來的時候,還能招到些臨時工;有些家庭比較困難,也會從工廠裏接活回家補貼家用。當時的香港只有四百萬人口,基本上可以説是“全民就業”,找工作和創業的門檻都比較低。可是漸漸地,工業發展迅速和勞動力不足之間的矛盾開始凸顯出來。
那時香港的出口量非常大,特別是鐘錶、收音機、電腦等電子産品、玩具及服裝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很多接單量巨大的工廠為了趕上一天三班倒、24小時連軸轉的生産速度,甚至還得“搶工人”——有些大公司專門安排了通勤巴士,廠房裏也裝了冷氣設備,即便如此也經常招不到足夠人手。
就在我為工人成本高昂發愁的時候,身邊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朋友已經轉戰內地尋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1986年,我做出了一個改變企業命運,也改變我人生軌跡的決定——跨過那條潮漲潮落的深圳河。
小時候我比較調皮,經常跑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遊玩。走著走著,就跨過那條寬寬的河,走到對岸的深圳去。那時的深圳很荒涼,也沒什麼工作可做,只是玩的次數多了,也就記住了去深圳的路。
後來,深圳改革開放了,我也做起了自己的事業。有時候,我也會到深圳去加工零部件,再拿回香港出口境外。當時深圳的人工真的很便宜。我記得一個人一天只要五塊錢,包吃包住後到手三塊半,還有很多人搶著來做。雖然不是很高端的工作,但是這樣的待遇在香港已經找不到人了。
再後來,越來越多的香港老闆看中了這裡的商機,紛紛把工廠轉移到內地。順應時代的大趨勢,我也成了涌向內地發展浪潮中的堅定一員。1986年,我把香港的生産基地轉移到西麗湖邊上的白芒村。由於擴建廠房,兩年後我又把廠房遷移到龍崗區平湖鎮,成立了嘉豐金屬製品廠,引進了新設備,並將産品打入歐美市場。
還記得剛來深圳的時候,從香港到深圳龍崗必須先坐火車到羅湖,再乘中巴或打的士,單程少説也要三個小時。當時到處都是狹窄的黃泥路,路面原本就坑坑洼洼,趕上下雨天更是泥濘難行。遇到汽車打滑,我們一車人還要冒雨下來推車。整個龍崗區連個像樣的酒店或招待所都沒有,我每次來辦完事,必須當天坐車返回羅湖過夜。建好了自己的廠房後,我才總算有個就近落腳的地方。
在那段艱苦的日子裏,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晚上工作完,和同事騎10分鐘自行車,到附近村子裏去吃宵夜。偶爾,我們幾個熟識的港商也會聚在一起,到羅湖的飯店聊聊最近的工作,或者去卡拉OK唱歌。那時候全國各地的人都來深圳找機會,卡拉OK的歌曲既有粵語也有普通話,我也是從那時候開始逐漸學會了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