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陳志列談“研祥”來歷:咬牙創業就想給中國人爭口氣

發佈時間: 2018-10-09 13:35 |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 責任編輯: 王靜

編者按:在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援下,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四期推出《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咬牙創業,就是想給中國人爭口氣》。陳志列1992年來到深圳,他感到深圳的創業氛圍是股強大的歷史潮流,於是沒有猶豫,決定下海。如今,陳志列創立的研祥帶著“深圳創造”的烙印上天入海,走得更遠。

陳志列,1992年正式來深,現任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金磚國家工商理事會中方理事等職。

陳志列(資料圖)

我來深圳時,恰逢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在“春天的故事”影響之下,深圳創業浪潮涌動。

我的祖籍是江蘇無錫,但從小在瀋陽長大。1990年,我從西北工業大學電腦係碩士畢業,被分配到北京航空部的設計院。不久,設計院在深圳成立了一個窗口單位,我被派到這邊負責工業控制電腦的工作。那時深圳在我們的概念裏還是一座比較邊遠的城市,領導便對我説:“你去特區鍛鍊鍛鍊。”1991年底,我第一次來深圳考察,從下榻的酒店走到街上,看到有女孩穿超短裙,冬天還有花開,葉子還是綠的;而這時北方人正穿著厚厚的羽絨服,萬物蕭條。從小沒在南方生活過的我感到很驚喜:“深圳真是一個沒有冬天的城市。”

那時深圳很小,出了上海賓館就是農村,環境比較艱苦。考察完了之後,我回北京過年。第二年開春,新婚燕爾的我出發去深圳。

我是1992年3月3日正式到達深圳的。下半年,深圳掀起了海內外投資創業的高潮,高樓如雨後春筍冒出來,面貌煥然一新。有一天,我和5個老朋友、老同學吃飯,他們每人給我遞了一張名片,我一看,上面全印著我不知道的公司名稱,而朋友們的頭銜都是“董事長兼總經理”——都創業了。他們鼓勵我説:“老陳你也創業吧。”

我感到深圳的創業氛圍是股強大的歷史潮流,於是沒有猶豫,決定下海。但在那個年代,國家機關幹部來深圳後就下海創業並不多見,我的父母和岳父岳母都反對我扔掉這個“鐵飯碗”,而且我當時拿的是雙份工資,加特區補助每個月有2500塊,在當年是一筆不小的數目。我們單位此前也沒有先例,同事們很詫異,領導也勸我説:“創業的風險實在太大了。”但在歷史的洪流面前,在那種創業激情四射的氛圍裏面,我情不自禁、義無反顧地投身其中。

1993年,我找了其他4個朋友搭檔組成團隊。他們四人都是我在西安上研究生時認識的朋友,志同道合,一起來乾老本行——工業控制電腦。實際上它在國外也是新興事物,最早于1987年誕生於美國。我在1987年讀研究生時,用的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原版英文教材,因為來不及翻譯。那時我們這一專業全國才3萬名研究生,記得校長跟我們説:“你們是科研的‘國家隊’。”也就是水準最高的一幫人,我們也對自己的技術充滿信心。

1990年,外資企業生産的工業控制電腦開始進入中國市場,當時需求特別大,但內行人一看就知道定價過高。我們心裏頗為不平:“我們也懂技術,憑什麼任由外國人擺布?”於是決定加入競爭隊伍。

現在回頭看,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那時候我家裏的存摺上只有500塊錢,我們幾個人東拼西湊了3萬塊做啟動資金,在南光大廈租了28平方米的辦公室。怕別人説我們公司小,不願意和我們合作,我就用一塊玻璃就把房間一分為二,買不起磨砂玻璃,我就用磨砂紙貼著,讓別人看不到裏面的格局。辦公室太小,只能放下3個座位,有兩個人平時要在外面的沙發上辦公,有客戶來了,他們就得讓出沙發,去走廊呆著。有些時候,大家也為這種寒磣感到信心不足,我就打氣説:“這可是我們‘研究生的發祥地’啊!”還專門把這七個字填在工商局註冊公司的表格上,想用作公司的名稱。當時服務窗口的業務員説:“七個字太長了,乾脆就叫‘研祥’吧!”他們科長附和道:“你如果叫‘研祥’,目前沒有公司和你重名,公司申請能一次通過。”我聽了當場拍板,就它了!公司的名字由此而來。

我們起家的方式跟大多數電子類公司一樣,是給外資的工業控制電腦做代理。最初代理的是美國IBM公司,他們“大塊頭”電腦的系統差不多有一個人高,裏面密密麻麻地裝滿了元件和線圈,要賣四十幾萬。當時的國營大工廠是我們的主要客戶,在引入電腦控制前,工廠裏的鍋爐需要人工填煤,煤量可控性差,如果半夜值班的工人打個盹,鍋爐就容易燒幹熄火,耽誤生産。而鋼板厚度低至幾毫米的軋鋼技術,人工更是無法操作,必須靠機器實現。一旦電腦系統介入操控,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鍋爐可以在系統控制下,根據爐內溫度,定量地噴灑煤粉;又薄又均勻的鋼板也可以批量軋出。

使用我們代理的機器後,這些工廠不僅提高了效率、節約了原料,還降低了意外事件的發生機率,他們非常滿意,我們的利潤也由此滾滾而來。兩年之內,我們就賺到了整整3000萬元的收入。

當時國內坐上代理這艘順風船的不止我們一家,但我們卻是第一家下定決心“逆流而上”,做自己的品牌與産品的公司。想法其實很簡單,就是不服氣——我們明明也有實力開發出優秀的産品,但現在市場上大家只認可美國、德國或是日本的技術,我們想讓大家知道,中國人在這個行業也能做得不錯。

1995年,拿著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我們五個合夥人用一頓飯的時間達成了共識:做自己的産品!那個時候大家都是30歲出頭,五個“光棍”在深圳,沒什麼好商量的,做什麼決策都很快,也都有些不計後果。現在想想,如果這個團隊是在北京幹的話,做一個決定肯定要徵求親朋好友的意見,哪有這麼乾脆?但實際上,我們幾個都是書生出身,什麼經驗都沒有,當時也找不到外包的廣告公司,連廣告詞都得自己想……這是一條前途未卜的道路,但我們還是咬牙上了,就是因為想給中國人爭一口氣。

研發是個無底洞,到底要投入多少,我們心裏也沒數。在1995年一年之間,我們把原有的3000多萬收益全部砸了進去,開廠、購買設備、研發産品、拓展市場等全面鋪開。公司的代理生意也在繼續做,後來,我們又陸陸續續把做代理新賺來的錢都投了進去。現在我都很佩服自己那時候的豪邁與勇氣,心裏只想著“我們是從零開始的,大不了全部虧掉,一切重新來過”。另外,深圳是移民城市,誰也不認識誰,這樣容易産生寬容失敗的氛圍,因為大家遠離了熟人圈子,通訊也不方便,就算做事失敗了,春節回到家可以繼續跟家長、同學“吹牛”説我幹得不錯,第二年回來再接再厲;但要是在打小熟悉的地方,一旦你的公司有個風吹草動,輿論早就傳遍了,你連挽回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從全球範圍來看,也確實是移民國家和地區更容易培養出強大的創新或創業能力。

公司資金需求大,但在那個時代我們卻無法向銀行貸款。當時,VC和PE是聞所未聞,天使投資更是天方夜譚,我們全靠自己,錢花完了也不去想結果,因為不敢想,怕動搖,只是一心做研發。很快,第一台國內自主研發的工業控制電腦在我們手上誕生了。後來越做越大,産品線越拉越長,應用的範圍越來越廣,但每年年底還是見不到錢,因為都投進去花光了。現在有些大學生和我交流時説,自己創業很艱難,我就説你們已經太幸福,有一份商業計劃書就可以籌到錢——我們那時只能靠自己,至少在資金層面上比你們難太多了。

1997年,我們在車公廟工業園買了廠房,那兒現在改名叫“天安數位城”。有了抵押,我們從深圳發展銀行貸了第一筆150萬的貸款。

當年給我貸款的行長姓仇,我領著他先來公司辦公樓,然後又去西麗的工廠查看,前前後後走四個小時,汗流浹背。回到車公廟,仇行長和我説的第一句話就是:“陳總,你一下午講的內容我一句都沒聽懂。但這個錢我貸給你了。”我立馬懵了,問他:“我就問您一句,您沒聽懂為什麼還貸給我?”

他解釋説:“第一,下午你陪我去了辦公室和工廠,但現場沒有一個員工抬頭看我們,都在幹活,這説明大家業務量充足,並且你們待遇不錯,你對他們很好;第二,我看了你的營業執照,1993年到現在已經五年了,你們中途沒有更換過營業執照。作為一傢俬企,五年沒關門説明你肯定賺錢了——你的賺錢能力強。所以,我們銀行同意貸款給你。”

我聽了特別感激他。但這好不容易貸來的150萬我們很快就花完了,再去找仇行長時,他告訴我必須先還了前一筆款項,經過資信評估之後,第二年才能再申請。

正當我為緊巴巴的錢袋子發愁之際,機會來了。1998年,我的一位同學從北京來深圳參加一場名為“高新技術與資本市場”的研討會,讓我陪同他一起去參加。我看到這個名字,心裏狐疑:“高新技術我懂,但資本市場是個啥玩意?”

在研討會上,與會的經濟學家、大學教授、證監會的官員以及香港嘉賓輪流高談闊論。一開始我聽得一頭霧水,但後來我聽懂了:“發展高新技術,光用自己的錢是不夠花的,還得學會在資本市場融資,那就是上市。”這場研討會讓我感覺醍醐灌頂,我越聽越著迷,明白我們很可能會有另一種幹法,另一條“出路”。

當上市的計劃還只是我心裏一幅草圖時,1999年10月,首屆高交會開幕了。它除了是一個技術産品的展覽會,還是高新技術與資本市場的“聯姻會”。當時深圳第一家創業科技投資公司(俗稱“創新投”)剛成立,在高交會前幾個月,“創新投”找到我們,説政府要投資高科技企業,但只做小股東。首批簽約的有6家公司,研祥是其中之一,這是首屆高交會的頭條新聞。

“創新投”按照我們公司的估值,給我們投了2000萬,佔12%的股份,這也意味著政府間接承認研祥的市值為2個億。對於註冊資本不到100萬的我們而言,那簡直是天文數字,無疑給我們注入了一支強心劑,我們的底氣大增。

2003年,經過評估,我們認為公司各方麵條件相對成熟,開始籌備上市事宜。當時由於在國內A股市場IPO花費的時間比較長,按照政策法規,我們選擇在港交所剛設立不久的創業板H股上市。我們拿出25%的股權融了一個多億,後來又轉到了香港的主機板。我們是國內第6家登陸H股的民營企業,也是目前本行業唯一一家H股上市公司。説來我們真的非常幸運:創業板在香港也是一個新生事物,那些年幾乎所有的“新生事物”,包括小平南巡後的創業潮、高交會的第一筆投資,以及剛剛起步的香港創業板,我們都趕上了。

此前,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來找過我們,當時國內也有一些企業去美國納斯達克上市。但對於我們而言,香港實在是太方便了——香港的券商、律師和會計師可以當天來回,我們去香港也有同城的感覺,單單是路演這一塊就節省了不少時間和精力。而且我聽得懂粵語,跟香港的分析師溝通起來也很順暢。但是這兩年,我們也産生過轉回內地股票市場的想法,因為香港的證券分析師更加熟悉的是地産和金融行業,而近些年內地的分析師對高新産業的了解已經相當深入,並且,許多在國內上市的高科技企業,其市盈率已經達到我們的十幾倍,這對我們確實有極大的鼓舞和誘惑。

上市正是研祥發展的重大轉捩點,它一方面解決了原本融資速度趕不上公司發展的問題。另一方面,在上市前,我們去參與項目的招投標,都要準備一沓厚厚的資料;在上市後,比如我們去投北京一個地鐵線的標,只要説是香港上市公司以及股票代碼是多少,在資質審查這一塊就不再需要提交一堆冗雜的材料,很快就通過初審環節。

一直以來,無論是我們出口産品的物流貨櫃還是我們坐國際航班到海外拓展業務,從深圳去香港這個國際空、海港,都非常方便快捷。因此,借力深圳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研祥的發展步入了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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