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⑬】王勇軍：我是衝著紅樹林來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
三
1992年，濱海大道的規劃建設提上日程，紅樹森的生死存亡問題第一次引起大眾關注。
當時規劃的方案顯示，濱海大道要從紅樹林保護區穿過，另外還有400多畝保護區內用地，計劃建設一個污水處理廠。我們覺得：這怎麼行！
我們不停地寫報告，要求市裏面調整規劃。可按照國土規劃部門的説法，深圳沒有地方建污水處理廠了，濱海大道也只能從紅樹林穿過，只有這樣是最合理的。我們説：這是不科學的，要北移。就這樣，我們與國土規劃部門一直爭論到1994年。
那一年的1月17日，時任市委副書記王眾孚帶隊到保護區現場辦公，來協調這個問題。王眾孚把地圖攤開來，開始談怎麼走怎麼走。在討論中，保護區和國土規劃局的兩方人士持不同觀點：我們以保護區主任劉治平為代表，要求往北移；對方説北移不行，和深南大道挨得太近了。
正在爭論著，劉志平突然説了一句話:“那我們聽專家的，聽聽專家怎麼説。”他起來就指著我。王眾孚還跟我握了個手，其實我那時候是保護區的專家，他不説保護區的專家，就説我是專家。但我是副研究員，也是高級職稱，説我是專家也是對的。我就説：濱海大道要穿過的地方正是保護區的核心地段，紅樹林長得最茂密，而且還是國際候鳥的集中棲息地，按照國家的規定，這樣的區域還是要保護的，我建議往北移。
王眾孚説：“聽專家的，往北移。”再談到建400多畝污水處理廠的事，王眾孚態度非常明確地説：“不要再佔用保護區的用地了”。但不知什麼原因，那次的現場辦公沒留下會議紀要，再加上後來王眾孚又調走了，就等於沒了依據。
當年10月，國土規劃部門公佈的調整方案中，路還是要把紅樹林一分為二，污水處理廠還是要建，並且開始行動了，施工隊開始進駐紅樹林，我們攔也攔不住，就把此事緊急報告到市裏。此時，市裏的態度還是“會協調”，卻不見有所行動。
眼看施工在進行，紅樹林遭到砍伐，事態緊急之下，我們意識到責任重大：如果按這個規劃實施，保護區將名存實亡。時任保護區主任黃喬蘭態度很堅決，給人大寫了個緊急報告，還給省林業廳也寫了報告，引起人大、政協、媒體的關注。
1993年，自然保護區辦公室。
人大、政協的領導來過幾次調研，電視上也開始播放有關的新聞，社會輿論在升溫，最熱鬧的時候是那年11月16日到12月，這段時間幾乎每天深圳的報紙都有關於保護深圳紅樹林的報道、評論，中國環境報也做了相關報道，這件事情在當時對深圳的影響很大，也令紅樹林保護問題正式進入大眾視野。
媒體點燃了社會的關注度，市人大於12月26日出臺了一個關於依法保護福田紅樹林的決議，環保局的工作人員寫了內參，深圳市的中學老師自發寫了保護深圳紅樹林的聯名倡議書，社會反響熱烈。時任林業部副部長沈茂成在視察保護區後，專門給國務院寫了一個關於深圳紅樹林遭到破壞的報告。1995年1月，反饋回來了，非常清楚地敦促深圳市政府要按國務院的規定辦，保護好紅樹林自然資源。這個文件來了以後，影響很大，市裏面也高度重視起來。
1995年1月12日到13日，省裏又派了調查組到深圳，由時任省政府副秘書長遊寧豐帶隊，13日，他與時任市委書記厲有為開會時，國土規劃部門、建設部門的領導以及黃喬蘭和我都在現場。得知前因後果後，厲有為很不高興，還為此問建設部門的領導怎麼回事。
那次會上，遊寧豐和市領導溝通之後，表了態：第一，在不影響濱海大道的建設標準、使用功能的情況下，儘量北移；第二，規劃國土部門要做出調整方案並進行論證，然後按規定報批。
這件事雖然有了一個明晰的結果，但當時的爭議還是很大。有些政府部門頗有微詞，覺得應該把經濟建設放在首位，例如當時有一位幹部説：“你紅樹林不讓動，深圳至少損失50個億。”
我解釋説：紅樹林是無價的。從長遠來講，紅樹林的生態價值對城市長遠發展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深圳灣的紅樹林保護下來，對其周邊的宜居環境、投資環境、城市景觀，包括現代化城市的品位，甚至對於深圳市的綜合競爭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一個爭論很久的問題就是，深圳的發展是不是必須只能以破壞環境為代價？我認為不是。我舉了香港的例子：香港發展了近兩百年，只用了可建設土地的20%多，但香港GDP指標比我們高很多，它單位土地産出創造的價值比我們高得多。香港的生態環境和米埔紅樹林保護得也很好，這就讓我們看到，保護好環境的情況下求發展是可行的。只不過，當時的深圳認識有局限，畢竟開發土地發展經濟立竿見影。其實這種認識的局限直到今天還有，不過情況已經比過去好了太多。
好在結果還是理想的。1997年10月，國務院批的新的紅樹林保護區紅線和濱海大道建設方案同時批下來，濱海大道才動工。那段時間，我們的壓力很大，直到確定紅樹林的核心主體能成功保留下來，才松了一口氣。
四
通過這件事情，政府的態度也有了轉變，後來重視起來。我記得很清楚，有領導提出，紅樹林保護區的辦公地點看著像農村，和深圳發展是不匹配的，所以要重視紅樹林，包括紅樹林基礎設施的建設。就這樣，政府給撥了一筆數額不小的款項，我們新建了辦公樓，紅樹林保護條件開始改善，保護、科研、宣教效果也明顯有了成果，這算是一個轉折性的標誌。
從中我們可以明顯感覺到，從前，上上下下對紅樹林都不夠關注，到後來一説紅樹林，大家不僅知道在哪，而且知道應該保護好，這就是意義。
濱海大道建設時鳳塘河口紅樹林被砍伐。
風平浪靜後，保護區的工作慢慢理順。2002年，我作為一把手負責保護區的全面工作，我幹了幾件事：一是對保護區總體規劃重新編制；二是落實立法保護福田紅樹林；三是改善保護區工作條件；四是優化保護區內生態環境和周邊緩衝地帶的生態環境。
有一次，有位中央領導要來保護區看，市接待辦領導問我條件怎麼樣，我説：條件很好，不管是環境還是管理。結果，他們就試探性地來看了看，當他們看到紅樹林各種鳥類、觀鳥屋、浮橋等等，很高興，很滿意。就這樣，當時市接待辦的領導就説，就把你這塊地作為中央領導以後參觀地。我説好。
從2004年12月起，福田紅樹森保護區慢慢成來深圳的一張名片，很多領導幹部都來看過。所以説，如果當年不是一批有志之士堅持把紅樹林保護了下來，怎麼可能有這麼一個視察點？
退休之後，我還在關注紅樹林，也有一些保護紅樹林的提案和建議，為紅樹林做點事情。令人欣慰的是，這幾年，除了政府，保護紅樹林的民間力量也開始興起，越來越多，比如紅樹林濕地保護基金會，以及各種義工組織的宣傳、行動，都非常有效果，大眾對紅樹林保護、自然保護、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明顯提高。
現在，紅樹林成了深圳人的朋友，週末大家都會去深圳灣紅樹林公園散步，外地有朋友來了，也會去那裏散步、騎車。好多人可能不知道：現在的深圳灣公園，正是當年濱海大道北移後已經準備做路基的地方改建的。如今，生態文明開始深入人心，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宜居環境的建設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提升，大家認識到這是百年大計，贊同應該把紅樹林盡可能完整地留給我們的子孫後代。
20多年的時間，好像一眨眼就過去了，彈指一揮間的感覺。回想起來，對於紅樹林的保護，有不少有志之士為此做了貢獻，這是人們不應該忘記的。我覺得，我這輩子做的最值得回憶、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保護紅樹林，這裡有我的努力，有我的心血，還有我的希望和驕傲。
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轉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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