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⑬】王勇軍：我是衝著紅樹林來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

編者按：王勇軍1991年赴深，“我下定決心要來，而且是衝著紅樹林來，因為我想到自然保護區安安心心搞科研。”多年來，他為保護、研究、恢復深圳紅樹林做出諸多貢獻。退休之後，繼續為紅樹林保護建言獻策，通過政協提案、市民講堂、志願行動等方式傳遞生態環保理念，呼籲為深圳紅樹林濕地劃定生態保護紅線、提倡政府與民間合力保護紅樹林。如今，生態文明開始深入人心，大家開始認識到生態保護是百年大計。

本期【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⑬】《王勇軍：我是衝著紅樹林來深圳 想安安心心搞科研》由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援，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特別報道。

簡介：王勇軍，1991年來深。生物學研究員、林業高級工程師，廣東內伶仃福田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原局長。

2015年10月12日，王勇軍講述保護紅樹林對深圳城市長遠發展的意義。

我來深圳時已40齣頭，可以説有半生的時間與紅樹林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在這個過程中，我用自己的專業，用自己的心血，為保護紅樹林做出最大程度的努力，這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我挺自豪。

一

來深之前，我在湖北大學生物系做系主任助理。1990年3月，我到深圳參與籌建學校一個項目。來了一看，深圳人走路走得很快，到處都是年輕人，精神面貌非常積極，辦事效率很高，感覺這裡真是個發展創業環境特別好的地方。

我當時心想，深圳要是有我的專業用武之地就好了。一打聽，果然福田區紅樹林自然保護區需要我這樣的專業，搞動物生態。保護區是1984年建立的，1988年由省級升級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我下定決心要來，而且是衝著紅樹林來，因為我想到自然保護區安安心心搞科研。

當時我已經是教學骨幹，學校不肯放我走，我就一次次找領導做工作，最後領導覺得既然我決心要走，就讓我走。就這樣，1991年12月底，我終於來到深圳。當時保護區屬於市農業局管，是科級單位，我在武漢時就已經是科級幹部，我被安排保護區的辦公室任主任一職後，有人笑我是“沒有行政級別的辦公室主任”，不過我不在乎，我的心思放在怎麼搞科研上。

1992年元旦過後，我正式上任。那時，深圳的紅樹林保護區算比較偏僻，下了中巴車還得走20多分鐘路。因此，紅樹林還是有比較完整的生態系統的，從海洋到灘塗、基圍魚塘、陸地、草地、灌木、森林等等。每天清晨三到四點，就能聽到雁鴨的叫聲，各種鳥飛來，很熱鬧，晚上在魚塘、水溝裏，也有各種雁鴨夜宿。我當時住在保護區，每天穿過紅樹林，身在其中，感覺非常好。

二

深圳改革開放，第一個建設浪潮在上世紀80年代，主要在羅湖。等到我來深圳的時候，正是深圳第二次建設浪潮的開端，當時市里正在舉力開發福田，福田保稅區是首批建設項目之一。

我剛上班那會，就遇到了一件棘手事。當時指揮保稅區填海工程的一位幹部給保稅區打來一個電話，我剛好接到了，才知道他們正在填保護區內的海，因為遭到我們這邊派出所制止，因此來電興師問罪。

我仔細了解情況後，知道他們的填海工程其實沒有辦過任何手續、也沒有通知保護區，派出所出來制止是理所應當的，我於是很心平氣和地跟那位幹部解釋。這位幹部在深圳建設初期就以敢闖敢幹風格聞名，他當然不會把我的話聽進去。

我心知不好，馬上趕往施工現場，看到推土機來來往往有十幾輛，直接推倒紅樹林就填了下去。我們沒法阻止，當時保護區的主任劉志平同志將此事通過農業局向市裏面彙報，市裏回應説“會協調”，但遲遲不見動作。因為填海的速度很快，連日帶夜連軸轉地填，沒過兩個月，保護區東部100多公頃面積，其中500多畝紅樹林就這樣填沒了。

1992年，保稅區建設填埋自然保護區內東段紅樹林。

説真的，我當時挺心痛的。因為灘塗濕地是深圳灣得天獨厚的自然生態之一，紅樹林作為其中生物量最大的一個中心區域，不僅保護海岸，而且裏面棲居著豐富的生物種類，一旦被破壞後，將來恢復是不可能的了，這將是無法估量的損失。

調進保護區前，保護區外東北面的魚塘已開始填了，後來又填到皇崗口岸那一片，那時我完全沒想到紅樹林會面臨那麼大的衝擊。即使是在部分被破壞的情況下，我還是堅持在紅樹林周邊搞調查記錄，做一些研究方面的工作。我經常騎自行車或步行，一次又一次轉遍整個保護區。

我也抽空去看了保護區外其他區的紅樹林，寶安的、南山的、羅湖的，那時除了前海做建設破壞了一些紅樹林，其他的破壞還基本沒有，紅樹林被侵佔和破壞主要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

深圳速度當時在全國影響很大。在追求“發展就是硬道理”的情況下，環境與發展的矛盾，也是剛剛顯現。比如深圳到處挖山填土，勢如破竹，福田紅樹林保護區北部也開始大規模填海，一直填到保護區，才遇到了出來阻止的我們。

其實，那時候大多數深圳人對紅樹林的認識就是三個字：不了解。甚至有深圳人一提紅樹林會問：紅樹林是什麼？深圳很多人都是外來的，他們沒有紅樹林的概念，更不知道還有一個保護區，哪怕周邊下沙、沙嘴的本地人也不知道保護區是幹什麼的。我記得，那時保護區不讓人打鳥，為這事還發生了不少衝突。有一次，我們抓到打鳥的人，可對方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保護區，也不知道不能打鳥。當時就是這樣的狀態，幾乎沒有人有保護紅樹林的意識。

所以，那時候，社會輿論對破壞紅樹林這件事情沒有太大反應，那時只強調發展，沒人談生態環境保護。但我們不一樣，我的專業就是生物學、生態學，我的研究就是鳥類保護，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關係我們很清楚，城市生態和自然生態的這種關係我們也非常清楚，這樣發展下去會有什麼後果我們也是非常清楚的，這正是我們當時的憂思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