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你現在如何看待理論、書本知識跟生活經驗的關係？ 王：我覺得在一個特定的年齡段書本知識很重要，或者是四十歲之前。二十歲與四十歲之間，你需要閱讀大量的文本，因為你要通過這些二手文化來了解這個世界有多少聲音存在。但過了四十歲以後，我反倒覺得自己怎麼想最重要。 李：當年為什麼那麼迷戀古典主義？現在還迷戀嗎？你又是如何理解古典主義的？ 王：迷戀古典主義藝術是因為我對古典主義時期繪畫中的布褶特別感興趣，這個布褶可以具體到拉斐爾畫的一個布褶，即那個畫在西斯廷聖母腿上的布褶，至於古典主義背後複雜的人文描述跟我完全沒有關係。事實上，我覺得很多時候藝術家喜歡某些事情都是由對極其微小的一個東西的迷戀開始的。 李：你對古典主義的興趣或者對布褶的興趣，這與你後來從事當代藝術有沒有關係？ 王：應當有關係，即使今天我在做藝術，無論是繪畫還是裝置，我都希望有一種偶然性的東西在裏面，那種偶然性的東西可能就是一堆土，裏面會出現像布褶一樣自然的東西，也就是一些不可名狀的狀態，我預知那裏面是有思想的，而且我認為那個東西至少對我是構成誘惑的，但我不知道批評家或者其他人描述我作品時會不會講這件事情，如果有人講我會很開心，最起碼他理解我所知道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杜：你對所謂神論性或者宗教感充滿了興趣，對它既愛又恨，同時又有些害怕。事實上，有些時候你所謂的回歸直接的藝術生活經驗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狀態，對某些所謂的內質的，比如布褶的東西，你既愛它又感覺到恐懼，你怕掉進無邊的黑洞之中，所以沒有辦法知難而退或者適可而止，這就是物極必反。換句話説只有回到藝術經驗本身，你才能有效地調節你自己，調整你自己，不然生命狀態是沒法掉進去的，掉進去是很馬虎的。 王：這個説得很好。 李：你如何看待當年作為信仰的共産主義？ 王：我把它定義為人類的一個進程階段，而剛好這個階段與我們相關，這一切都具有偶然性。我們確實被打上了一個烙印，但並不存在對與錯，就像西方整個漫長的基督教文明，你也很難説它是好的或不好的。 杜：知天命者才會這樣説，一個低級維度的人只會説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到了一定程度後才會明白事實上沒有完全的對與錯。我們很難説一個東西是偶然的或者必然的，我們認為是偶然的東西很可能是必然的，而我們認為是必然的東西卻往往又是偶然的，因為這一切都不是人在操縱，而是另一種神奇的力量。李：你覺得未來我們能夠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文化信仰嗎？ 王：這是毫無疑問的。 杜：這番對話表明你依然是一個古典的人，這不只是你個人的問題，也是我們人類的宿命，尤其是一個人一旦過了知天命的年齡更清楚他自己是什麼。一個東西能幾千年來甚至幾十萬年不斷地延續下來，那麼它肯定是人類血液中DNA 的東西，只要是人都擺脫不了的東西，必然某一天要與它發生關係，哪怕一種看上去瘋狂地反對它的人，只要他活著，肯定會這樣。因此，實際上沒有當代與非當代的區別。 王：是的，實際上在特定階段，人都會談得很激動，我年輕時就是這樣，所有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説人永遠在繞圈，如果不繞圈，那麼人類早就不存在了。 杜：我想智慧的人懂得如何調節自己，讓自己始終處於一種平衡狀態。 王：對，可能是這個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