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每一項重大發明與創新都不同程度地推動了歷史的發展進程。試問，世界上有哪個國家不是因為有了發明和創新才得以發展壯大的？就我國而言，從最初的原始社會，歷經夏商週三代、秦漢隋唐，直至宋元明清，這幾千年甚至百萬年的歷史行程中都有發明與創新貫穿始終。在歷史上，文字、銅器和城市的出現標誌著人類徹底擺脫了原始生活，人類社會已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其中，青銅器作為人類最早發明的金屬器，是人類學家公認的三大文明起源之一，與文字、城市並肩齊名。如果説文字的出現代表著人類智力發達和文化發展的水準，城市的興起意味著社會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高度，那麼青銅器的發明則象徵著人類技術創新的一次巨大飛躍，預示著中國古代文明已經發展到一個讓全世界為之震撼的巔峰。古往今來，中國青銅以其無比燦爛輝煌的文化之光，在世界銅器之林獨樹一幟，讓西方文明不斷投以羨慕的目光。 從歷史上看，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國家之一。早在3000多年前，當世界上的許多民族還處於野蠻時代時，我國就已昂首跨入了殷商的青銅文明之門。不但如此，中國青銅器的發展歷史之長，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僅就青銅容器來説，其在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已經出現，後經過商、西周、春秋、戰國，直至漢代而不斷發展繁榮。 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古代中國，帶動某個時代經濟革命的動因往往是對生産用具的改革，青銅器當然也起到這種作用。那時，青銅質生産工具的出現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産效率，增加了産業收穫，還促進了各行各業的發展：對農林家而言，堅固了他們所使用的刀、犁、鏟；對漁獵家而言，尖銳了他們所使用的矛、箭等。依靠它，先民的物質生活有了保障，並逐步趨於安定，社會秩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穩定，並由此改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也正因為如此，青銅時代的兩大主角——商、周兩代，發展成為當時最強盛的王國。史學家王貴民在一篇題為《商文明在古代世界的位置》中提到：商代和同一時期的幾個世界文明區域其實處於同一發展階段，只是互有高低、各有特點。但商文明與其他文明相比具有幾個顯著的優越之處：首先是青銅文化創造出全國統一性和地方特殊性相結合的整體文化類型。這種文化類型所擁有的遼闊疆域，在古代世界是獨一無二的，體現了青銅文化的多樣化。其次，商文明持續了500多年，其歷史長久、發展穩定也是舉世僅見的。最後，不管是青銅銘文，還是與其有很大關聯的甲骨文，都説明瞭古文字的進步性及其使用時間之長和空間之廣，這是商文明的又一優異之點。 毋庸置疑，青銅器自産生之時就被賦予了豐富的時代內涵，更承載著燦爛的中國青銅文化。這既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體現。在我國眾多物質文化中，儘管不乏玉器、瓷器、書畫、絲綢、傢具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載體，但它們都無法與自成譜係的青銅器相比。 在中國古代青銅器中，青銅禮器佔有很大的比例，其擔任著絕無僅有的角色。作為為奴隸制統治服務的器具，青銅禮器在每一個奴隸制王朝都被統治階級用來祭天祀祖、宴饗賓客、歌功頌德，待奴隸主死後則與其同葬于墓中。對於一個奴隸制國家來説，青銅禮器尤其是鼎之類的重器多被人們看作是社稷的象徵、權威的體現。古書就記有“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的説法，所以我們不難想像鼎在當時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它甚至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存亡。對於一個奴隸主貴族及其家族來説，青銅禮器已轉換了角色，成為他們身份與地位的象徵。據文獻記載：天子用九鼎、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須恪守法度，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後埋葬也是如此。特別是西周時期，很多器物的形制、紋飾都表明青銅禮器已非一般的實用器，不適於在生活中使用，其形象已被先民們制度化、神秘化和權力化。各級奴隸主貴族把他們的信條與期望都鑄刻在青銅禮器上，以此來反映他們的思想觀念。由此看來，我國古代的青銅器既是物質的，同時又是精神的，這恰是中國青銅器的奇妙之處。 中國青銅器如此奇妙，那麼它究竟有多少呢？沒有人做過精確的統計，原因就在於它的數量太龐大，到處都有，難以確知。單就陜西一省而言，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間，先後出土的商周青銅器就達3000余件。在1976年12月陜西扶風縣出土的微氏家族銅器群中，一個窖就藏有103件精美的青銅製品。而且，像這樣成百件青銅器一次出土的現象，在清末及民國時期並不鮮見。據統計，從漢代至今出土的青銅器中，僅有銘文的就在一萬件以上。實際上，有銘文的青銅器僅是少數，加上沒有銘文的青銅器，其數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傳世的青銅器，這個數字更是無法估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