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國古代青銅器享有盛譽並非以數量取勝，關鍵還在於它的品質。其不但種類繁多、形制瑰麗，而且花紋繁縟、製作精湛。一般而言，中國古代的青銅器可以分為酒器、食器、水器、樂器、兵器、農具與工具、車馬器、生活用具、貨幣、璽印等。單從酒器類來説，就有爵、角、觶、斝、尊、壺、卣、方彝、觥、罍、盉、勺等20多個器種，而且每一個器種在每個時代都呈現出不同的風采，甚至同一時代的同一器種的樣式也多姿多彩，猶如百花齊放，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著名考古學家夏鼐認為：我國“形狀奇偉、花紋瑰麗”的商朝青銅器，是“上古文明世界技術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在商末周初，中國青銅器製造處於頂峰階段，其器以製作精湛、形制瑰異、花紋繁縟而為收藏家們所鍾愛。虎食人卣就是其中一件不可多得的藝術珍品。它以虎的兩後爪與尾為器的三個支撐點，作虎踞坐形；虎的前爪有力地攫著一斷發跣足的人，作噬食狀，給人一種威脅的緊迫氣勢，造型相當逼真生動。其提梁至三個支點間佈滿了花紋，鑄造精緻，給人以美的享受。但這些優點從文物鑒定的角度來説，無疑增加了難度，而鑒定難度大，反過來又使研究、賞析更富情趣，進而使得青銅器更具吸引力了。 青銅器的藝術魅力除了表現在構思巧妙的形態、富麗精緻的紋飾上之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風格多樣的銘文書體。中國古代青銅器上鑄刻的文字，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金文。這是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青銅器一個最明顯的不同之處。在古代中國，統治階級在青銅器形制與紋飾仍無法完全表達自己想法以及期盼時，便想到了將其訴之於文字，這就是中國青銅器銘文為數眾多的原因之一。青銅器鑄刻銘文是從商代中期開始的，從最初開始的一兩個字，即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族徽”的文字，至商代晚期逐漸增多，但最長也超不過50字。西周時期是銘文大發展時期，不僅數量多，還有不少長篇巨制，如著名的毛公鼎銘文達499字，是我國青銅銘文中最長的。春秋以後的銘文慢慢呈現衰弱的趨勢。到了戰國時期，銘文往往是“物勒工名”，長篇銘文極為罕見。總之，青銅器上的這些銘文書體或粗獷或瘦勁，或工細或秀美，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書法欣賞價值。 歸根到底，這些精美的青銅器還是與高超的鑄造技術分不開的。外國鑄造青銅器多用失蠟法，特別是印度用此法做出很多細巧的東西。失蠟法的范可以用幾次，由此可生産出一批形狀花紋完全一樣的青銅製品來。中國青銅器在鑄造工藝方面有著自己的特殊傳統，除銅鏡常用失蠟法外，其餘大都用合范法。合范法的特點是一范只做一件，所以在青銅禮器中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青銅禮器都是獨一無二的，這在許多考古發掘出土的文物中屢見不鮮。這種鑄造技術無疑增加了中國青銅禮器的藝術觀賞價值，拓寬了藝術欣賞的視野，使其精品迭出，令人嘆為觀止。 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就是中國高超鑄造技術的物證。四羊方尊是現存商器中最大的方尊，高58 3釐米，重34 5公斤，全器通體以細雷紋為地，線條光潔剛勁。尊的頸部鑄有體部為夔形紋、底部飾有獸面紋的蕉葉；肩部有四條龍蟠纏在四週；腹部分別鑄有四隻大角羊，捲曲地突出於尊外；羊的背部和胸部飾有魚鱗花紋，連鑄在一起的兩隻前腿和尊的底部上也都鑄滿夔形花紋。為了遮蔽合范時可能産生對合不正的紋飾，方尊的邊角及每一面中間合范的地方都鑄有棱脊，使得造型在氣勢上增強了不少，整體形象在寧靜中透出威嚴感。羊角是事先鑄成後配置在羊頭的陶范內，再合范澆鑄的。如果沒有高超的合范技術，整個器物渾然一體的效果是很難達到的。 由於青銅鑄造技術的不斷成熟，青銅器在我國分佈的地域廣泛，從東北到廣東，從西藏到東海漁島上都發現了青銅器或青銅遺址。其中，中原地區是中國青銅器的集中地，即我們通常所説的華夏族的居住地區，比如陜西、河南、山東、山西等地區。由於文化差異的影響，有些地區的青銅器體現出不同於中原地區的藝術風格，如分佈在晉北、陜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屬於“鄂爾多斯文化”的青銅器就是其中一種。除了以羊首、馬首、鹿首之類的動物頭像作為裝飾器物外，還有別具一格帶有異域風格的短劍、短刀和飾牌等，體現了中國青銅文化的多樣性。 為了讓更多的讀者了解中國的青銅文化，了解中國和世界的經典文化，我們特別編撰了這套經典文化叢書，以饗讀者。本書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運用豐富的文獻資料、考古發掘資料以及大量有關中國青銅器的研究資料，對中國古代青銅器做了全景式介紹，展現了我國古代青銅文化的優良品質。全書以古代青銅器的藝術風格為線索，將青銅器置身於它們所産生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深入淺出的剖析，從青銅的文化歷史、器型紋飾、鑒賞收藏三個大方面介紹了我國各個歷史時期青銅文化的發展、藝術魅力、種類和藝術價值，收集了從夏、商、周時期至清代晚期的相關青銅器精品圖，以求讀者更系統、全面地了解和接受我國的青銅文化。 由於本書編寫時間倉促，加上編者水準有限，書中的錯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廣大讀者朋友和專家批評指正。 編者 2008年9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