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中國青銅文化的出現 青銅器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之一。青銅器以其雄渾古樸的造型、絢麗精美的紋飾，瀰漫著遠古的氣息，給人以深沉凝重的歷史感。而青銅文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銅時代人們創造的物質文化。這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銅時代的遺物，主要是指青銅器，此外還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個方面是當時人們活動留下的遺跡，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質文化以外，也包括當時人們創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和藝術等。中國青銅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第二節中國青銅文化的特點 世界各國及各地區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不僅不盡相同，而且各地的冶煉鑄造技術水準發展並不平衡，有的很先進，有的很落後。曾是世界文明最早發祥地的伊朗南部、土耳其和美索不達米亞一帶最早使用青銅器，距今約有5000多年的歷史。其次是歐洲地區，西元前10世紀前後，歐洲人已用失蠟法鑄造銅器。再次是與中國的青銅器製造年代相倣的、約有4000多年曆史的古代印度。在印度河流域，青銅鑄造技術顯示出了高超的技藝，匠人們熟練運用熱加工、冷加工和焊接技術製造青銅器具。非洲地區稍晚，比中國晚了1000多年。埃及在西元前1567—前1085年之間已發明瞭較為先進的冶煉設備——腳踏風箱。美洲的青銅史大約是西元以後的事了，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結論。所以中國的青銅器製造在世界各國中是比較早的，而且中國的青銅冶煉技術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 與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的相比，中國的青銅文化還有其他兩方面的顯著特點： 第一，具有“藏禮”作用的青銅禮器體系。 在我國出土的青銅中有大宗的禮器，這在世界青銅器家族中是絕無僅有的，這是我國青銅不同於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一個重要特徵。在奴隸制社會中，青銅禮器被統治者用來祭天祀祖、歌功頌德、宴饗賓客，同時它也是一種十分重要的陪葬品等。可見，青銅禮器在我國早已被權力化、制度化、神秘化了，它早已不是一般的實用器了。 在中國歷史上，“以禮治國”是古代政治獨特的領導藝術。以“周禮”為代表的禮儀體系，貫徹于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在中國，把奴隸主貴族制度以物質化形式來體現的青銅禮器，鮮明地以器的多寡與不同的組合形式來區分不同的地位、身份和價值，如天子九鼎之類。“九鼎”就是指青銅禮器在使用與陪葬時相互之間的組合關係。商代盛行以一觚和一爵配對組合。奴隸主貴族墓葬中發掘出的“觚與爵”組合的，套數越多就代表身份越高。西周盛行鼎和簋的組合，尤其盛行“列鼎”制度。天子是九鼎八簋，諸侯是七鼎六簋，卿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由高到低，由多到少，都有一定的規矩。這種青銅器組合形式體現了一定的等級功能，了解這一點對於分析青銅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義。 第二，大量青銅器上鑄刻銘文。 這就是中國青銅文化有別於世界其他民族青銅文化的另一個突出的特徵。世界各地的古青銅器絕大部分都沒有鑄刻銘文。只有印度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發達的地區曾發現有少量刻有銘文的青銅器，這與中國有大批鑄刻銘文的青銅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可以説，青銅器的歷史價值主要由銘文來體現。眾所週知，商周時代距今已很遙遠，由於歷史的變遷，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文獻極少，只有《尚書》、《詩經》和《春秋》等幾部。就是這僅有的一些書籍，經過歷代傳抄，也早已不再是原有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據這些書籍資料對上古曆史有一個比較真切的認識，是很困難的事情。而青銅器銘文，特別是篇幅比較長的銘文，是當時人們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它們沒有經過後世的修改，保留了當時真實的面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正如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序中所言：“説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著錄先秦有銘青銅器近12000件的《殷周金文整合》一書，是目前收錄古今中外金文資料較為詳備的著作。據1985年版《金文編》統計：先秦的金文單字3772個，已識字2420個，未識字1352個。 第三節中國青銅文化的分期 一般把中國青銅文化的發展劃分為三大階段，即：萌芽期、鼎盛期和轉變期。萌芽期是指龍山時代，距今有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國青銅時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延續時間約為1600餘年；轉變時期指戰國末期至秦漢初期，青銅器已逐步被鐵器取代，不僅數量大減，而且也由原來的禮樂兵器而演變成日常用具，其相應的器別種類、構造特徵、裝飾藝術也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一、萌芽期 中國青銅文化起源於史前時期，這個時代相當於堯舜禹傳説時期。傳説自黃帝以來，相繼有顓頊、帝嚳、堯、舜等人為天下共主，這就是後人盛讚的五個聖主，即五帝。據現在的研究，五帝時代就是中國古史上的英雄時代，諸如黃帝、炎帝和蚩尤等，其實並非實指具體的個人，而是當時一些族或族團的名稱，有關文獻記載實際上反映的是那個時代的族團及其互動關係。其中黃帝、炎帝屬於華夏族團，蚩尤則是東夷族團的代表。 據古文獻記載，當時人們已開始冶鑄青銅器。在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龍山文化時期的幾十處遺址裏，考古人員都發現並挖掘出了青銅器製品。 根據現有的材料來看，萌芽期的銅器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紅銅與青銅並存。發現銅質製品數量最多的是甘肅、青海、寧夏一帶的齊家文化，有好幾處墓地出土了刀、錐、鑽、環和銅鏡，有些是青銅，有些是紅銅。在製作技術方面，有的是煅燒的，有的是用範鑄造的，都比較先進。甘肅省東鄉林家遺址出土了一件範鑄的青銅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遺址發現了兩件帶孔紅銅牌飾；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內出土了一件完整銅鈴，係紅銅；山東省棲霞楊家圈出土了黃銅殘片等。 第二，日常工具和生活類用品佔多數。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類別較少，多屬於日常工具和生活類用品，如刀、錐、鑽、環、銅鏡、裝飾品等。但是不可否認，當時的人們已能夠製造容器。此外，在龍山文化中常見紅色或黃色陶鬶，且流口，腹襠部常有倣金屬柳釘。如果可以認定這時的銅鬶容器與夏商銅鬶及爵、斝容器功能一樣的話，那麼當時的青銅器已經正在或開始轉向禮器了。 第三，青銅器還沒有等級之分。這時期的一般小遺址也出土銅製品，可見當時普通居民也用青銅製品。此外，這個時期的青銅製品多樸實無飾，就是有紋飾的銅鏡也僅為星條紋、三角紋等幾何紋飾，絕無夏、商、週三代青銅器紋飾的神秘感。 二、鼎盛期 鼎盛期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戰國早期，也就是中國青銅時代，延續時間約1600餘年。這個時期的青銅器主要分為禮樂器、兵器及雜器。禮樂器可以代表中國青銅器製作工藝的最高水準。在所有青銅器中，禮樂器數量最多，製作也最精美，紋飾種類也較多。這些青銅禮樂器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場合使用的，而是或陳于廟堂，或用於宴飲、盥洗，帶有一定的神聖性。禮器種類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類。 1 夏代的青銅文化 大約在西元前21世紀時，居住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夏族首領大禹，因領導各族人民疏導治理洪水獲得成功，被推戴為天下的共主。禹廢止“禪讓”制度，死後傳位於其子啟，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中國古代社會從此進入文明時代。 “器以藏禮”就是把形制有別、大小各異的青銅器皿通過不同的組合與搭配，用來規範不同人物在社會中的地位，顯現貴族的權威和等級規則。這時，作為財富象徵的青銅器，既是社會等級和身份的象徵，被廣泛地用於祭祀、征伐、宴享、婚冠、喪葬等活動，又成為夏代禮制形成的標誌。夏代禮制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夏、商、周時期的禮制文化。 商·青銅螭龍圓鼎 2 商代的青銅文化 在西元前16世紀，夏代的最後一個王——夏桀十分暴虐，居住在黃河下游的商族首領湯乘機起兵滅了夏，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奴隸制王朝——商。商代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城市規模逐漸擴大，中國的青銅文化于商代晚期攀越了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第一個高峰。奴隸主貴族的葬墓中隨葬了大批青銅器，主要的器物種類有了一定發展，其中禮器的發展顯得尤為突出：造型渾厚、紋飾繁縟，酒器更是讓世人刮目相看。 雖然農業和手工業依然用石制工具，但是青銅制工具得到廣泛的應用，促使商代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産有了很大發展。商代的青銅生産工具主要包括斧、錛、鑿、鋸、刀、錐和鑽等。斧：一般為長方形，下端為雙面刃，上端為長方形銎，用以裝直木柄，然後再在直木柄上安裝橫木柄，木柄與刃向一致。它為砍伐工具，使用方法和現在的斧子相似。錛：古代又稱為斤，體呈窄長方形，下端多作單面刃，上端為銎，用以裝曲折形木柄，特點是木柄與刃向垂直。它用於砍削木料，起到類似于現在的鉋子的作用。漁獵在商代經濟生活中仍佔有一定的地位，考古發現用青銅製作的漁獵工具主要有魚鉤及鏃。 商代的青銅器能達到如此高的水準，與高度發展的青銅冶鑄業是分不開的。在安陽苗圃北地發現的商代晚期的鑄銅作坊遺址，面積廣闊，達1萬平方米以上，出土的熔銅爐直徑已達0 83米。此外，還出土了1 9萬餘塊的陶范及陶，主要是做青銅禮器的范，其中一件鼎壁范長達1 14米，比著名的司母戊鼎還要大。 商代的青銅文化還遠不止上述的情況。在距離遙遠的巴蜀地區，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向人們訴説了一個古老而神秘的青銅文明。三星堆遺址位於廣漢市西10公里。三星堆遺址中出土文物總數達數千件，其中各種人物、動物、植物青銅像是中國所見數量最多、形體最大的青銅雕像群。物之精、之奇、之妙、之美難以用語言來表現，現僅介紹其中之一二。 三星堆出土巨型青銅面具共3件，其中2件略小。比較大的一件堪稱經典，其寬1 38米，高0 65米，重約80千克。人物面具略帶微笑，顯得很神秘。粗粗的眉毛，大大的眼睛，睛部橫著向外突出，高聳的鼻梁，闊寬的嘴唇，輪廓分明的唇形，微微上揚的嘴角，離奇的大耳朵，在正中額部、兩側部均有長方形穿孔。在這樣一個睛部突出的巨型面具，研究者會很自然地將其與蜀王蠶叢的形象聯繫起來。據《華陽國志·蜀志》説：“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為石棺槨為縱目人家也。”這段話的意思是説，此面具的製作是以誇張的手法塑造了蜀王蠶叢的形象，説明這個古蜀國的開國之王死後有著神一樣的待遇，被人們敬畏和尊重。
三星堆出土銅立人像1件，通高2 62米，約重180千克，真人高低相倣。該銅像與上述的人物面具相似，同樣是濃眉大眼、高鼻闊嘴，但未刻眼珠，只用黑彩繪出瞳孔。他頭戴高冠，雙手舉于胸前，呈持物狀，身穿華麗的左衽長衣，赤足。對此人像的身份認定，學術界尚不一致，或認為是蜀王、或以為是巫師、或以為兼而有之。三星堆還出土了比例近似的數十件銅人頭像，或戴冠、或露髮辮、或平頂、或禿頂，還有的臉部戴金面罩，部分可見彩繪，尚殘留深藍色的眉和眼眶、寬而長的朱唇。個個是濃眉大眼、大耳，神情肅穆。頭像頸下中空，原當插于木質或其他質料的柱、柄之上，由此説明這些原本都是陳設于廟堂之上的神像。 三星堆還出土銅神樹2株。一株殘高3 9米，枝分3層，每層3枝。樹下有圓形底座，樹榦挺直，上爬一個頭向下而尾朝上的龍，枝上各立一鳥，樹上還挂有被研究認為是文獻記載的扶桑或若木的象徵：銅鈴、銅花、銅貝、金葉等物。比如：《山海經·海外東經》就記載了扶桑的形狀：“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柱三百里，其葉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淮南子·墜形訓》説若木是“赤樹，青葉赤華”，“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扶桑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中的神話畫像裏也出現過。帛畫右上角樹枝柔蔓的扶桑，間有或隱或現的小太陽，頂上則有一個內棲金烏的大太陽，樹間纏繞巨龍一條。三星堆的扶桑竟會與相隔千里、時差1000多年的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中的如此相似，真是讓人費解。那麼這些扶桑或若木有何用呢？考古學家研究認為，它就是古代巫師通天的工具或階梯，即溝通天地的媒介。 三星堆窖藏坑的這些造像展示了一個神的世界，説明當時的青銅冶鑄業已經比較發達，其藝術造詣及人們的觀賞能力已上升到了很高的水準。 3 周代的青銅文化 周滅商及東征勝利後，大規模將封地連同居民分賞給王室子弟和功臣。此後，分封制度逐步規範和完善，成為鞏固周王朝政權的重要舉措。這項制度也深深影響了青銅器的製作。 關於西周分封諸侯的史實，在青銅器銘文中也有詳細的記載。出土于江蘇丹徒的西周早期宜侯矢簋上的銘文就記錄了宜侯受封的情況：“佳（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國圖。王卜于宜，人土（社），南鄉（向）。王令虞侯矢曰：遷侯于宜。……錫在宜王人又七生（姓），錫奠（甸）七伯；厥盧千又五十夫，錫宜庶人六百又十六夫。”這條銘文不僅介紹當時該侯分封的經過，還驗證了諸侯可以改封的事實。除前已提及的宜侯矢簋、康侯簋外，還有燕侯旨鼎、燕侯盂、魯侯熙扁、邢侯簋、苗公鼎等等。數十年來，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周代眾多諸侯國的遺存，如河南浚縣辛村的衛國貴族墓地、河南三門峽的上村嶺貌國貴族墓地、山東曲阜魯國都城及其貴族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國都城及貴族墓地、陜西寶雞弧國貴族墓地、山西翼城、曲沃交界的天馬—曲村晉國都邑及貴族墓地、河南平頂山注陽嶺的應國貴族墓地等遺存，尤以上村藐國公族墓地、天馬—曲村的晉國墓地所描述的情況最為清楚。
伯晨鼎的銘文則清楚地紀錄了新諸侯的即位也要與官吏一樣得到周王的重新冊命和賞賜。銘文説某年八月丙午，周王冊命伯晨繼承其祖、父的侯位，並賞賜有相應的物品。《詩·大雅·韓奕》篇也記載了繼任的韓侯被重新冊命的情況，周王讓他“縷戎祖考，無廢聯命，夙夜匪懈”，並賞賜有介圭，以及“淑旅綏章，覃茹錯衡，玄衰赤島，……修革金厄”。 4 春秋時期的青銅文化 西週末代君王幽王是個暴君。西元前771年，申侯、呂侯、曾侯聯合少數民族犬戎滅了西周，立太子宜臼為周平王。第二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史稱東周。東周又分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現主要講一講春秋時期的青銅文化。 春秋晚期的鐵器開始逐步得到廣泛應用，不僅為發展迅速的農業提供了銳利的農具，還為各種手工業，包括此時已經發展成熟的青銅冶鑄業提供了堅韌的工具，促使各種手工業迅速發展，青銅冶鑄業也借此東風有了新的飛躍。 青銅器的紋飾發展到春秋時期，尤其是春秋中、晚期，已發生了重大變化。商代經常見到的獸面紋等紋飾此時已很少見到，西周中、晚期流行的竊曲紋等也被蟠螭紋和蟠虺紋取而代之。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出現了以人們現實生活為題材的青銅器紋飾，有宴樂舞蹈、水陸攻戰、狩獵、採桑等紋飾。春秋時期青銅器上的紋飾已經不再給人以神秘悠遠的遐想，其簡約、明快，或紀事、或抽象，成為一類純粹的圖案性的裝飾。比如：蟠螭紋和蟠虺紋，這兩種紋飾是分別由兩條或多條螭或虺相互纏繞而組成一個紋樣單位，然後作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來為器皿做整體的佈局造型，增添美感。 據現有的考古資料顯示，我國金屬貨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山西省保德林遮峪商代後期的墓葬中，曾發現銅貝109枚。中原地區使用銅幣是在春秋後期。侯馬晉國鑄銅遺址不僅發現了銅幣空首布的成品，而且發現了大批空首布內范。河南汲縣彪鎮第一號大墓中曾發現這種空首布674枚。侯馬開工村第十三號墓發現銅貝1600枚，包金銅貝32枚。輝縣琉璃閣甲墓和第六十號墓也各發現包金銅貝1000多枚。在古文獻中，西元前524年周景王“鑄大錢”的記載，也證明了這點。以上情況都説明銅幣已經代替了貝的使用，並於春秋晚期在經濟生活中較為廣泛地流通了。 5 戰國時期的青銅文化 戰國時期是我國歷史上一個諸侯割據的時代，社會局面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中小諸侯國家被吞併，比較強大的秦、楚、燕、韓、趙、魏、齊七國成為戰國時期的主要諸侯國家，被後人稱為“戰國七雄”。 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能夠擁有與戰爭緊密聯繫的大量兵器成為各國佔據軍事優勢的有力保證。此時的青銅器依然保持著春秋時期的穩健步伐並不斷向前發展。同時，冶鐵業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在戰國中、晚期的生産和生活中，人們已經較為廣泛地應用鐵質工具，促使社會生産力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三、轉變期 戰國末期至秦漢初期是中國青銅文化的轉變期。戰國末期各國的革新派進行了一系列的變法。經過幾百年的兼併戰爭及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政治、經濟、文化改革，社會各領域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禮儀制度已經徹底瓦解，鐵製品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雖然形勢不利於青銅器的發展，但人們仍未減退對青銅器的熱愛之情，青銅冶鑄業仍有一定的發展和進步。青銅冶鑄業繼續發展的原因有三：第一，雖然此時的鐵製品有了長足的進步，鐵質兵器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武器仍然是以青銅質武器為主，並且由於此時戰爭的頻繁與激烈，不僅青銅武器的數量激增，而且出現了殺傷力很強的木弩，其主要構件的材質為青銅；第二，由於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青銅貨幣與度量衡器迅速發展起來並廣泛流通與使用；第三，銅鏡、帶鉤、銅燈、璽印與符節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發展，並且出現了鑲玉嵌琉璃及漆繪等工藝高超、十分精美的産品。具體到青銅器，也有許多精美的作品，但大多數禮器已經是素面且沒有紋飾。此時青銅器上的銘文大多簡短，其內容多為製作年月、地點、督造官、工官及製造者的姓名，或是標明器物的重量與容積等，目的是“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呂氏春秋·孟冬紀》）。 第四節歷代關於青銅器的著述〖1〗 一、宋代以前關於青銅器的著述 商周青銅器銘文的研究起源很早。早在漢代，人們就把青銅器的出土視為祥瑞，青銅器上的銘文也理所當然地吸引了人們的視線。西漢初期，隨著大量古文經書的重新出現，這種在當時已不通行的“文章”逐漸被一些學者拿來研究。如《史記·封禪書》中記載：武帝時，“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漢書·郊祀志》還記載了漢宣帝時，美陽縣(今陜西省扶風縣法門鎮附近)出土了一件銅鼎，獻給皇上以後，王公大臣一直為其如何安置而苦惱，大臣們有的認為應該把它好好地供養于宗廟。但當時研究青銅銘文的專家、時任京兆尹的張敞釋出了鼎上的銘文，其中幾句是“王命屍臣：‘官此□邑，賜爾旗鸞黼黻王周戈’臣屍拜手稽首曰：‘敢對揚于天子丕顯休命。’”張敞認為該鼎出於歧東周人舊居之地，並且斷定此鼎記錄了周王褒賜大臣的內容，大臣的子孫便刻銘頌揚祖先功烈，所以此鼎不宜存之於宗廟，而應該藏于家廟之中。可惜此鼎後來失傳，現已無法核校。但張敞釋讀了銘文，而且據銘文內容研究銅器的過程卻載入了史冊，可以説是我國古代第一位研究商周青銅器銘文的專家。 《後漢書·藝文志》雜家類中記有“孔甲盤盂”銘文二十六篇，可見班固也是比較重視古銅器的。《後漢書·竇憲傳》還記載了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竇憲伐匈奴，南單于漠北“遺憲古鼎”，該鼎上的銘文為“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東漢古文字學家許慎很重視前代的青銅器銘文，他所著的《説文解字》收有四五百個古字，並且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説：“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東漢時期的又一位學者鄭玄著有《三禮圖》，現在已經失傳，這本書也應當有一部分是有關先秦青銅器的。北宋初年，聶崇義根據鄭玄等六家舊圖，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禮圖》中所繪商周銅器多與實物不合，是否與東漢鄭玄的《三禮圖》有很大的出入已經不得而知。
因為南朝梁武帝時倡導學術，一些學者在這樣的形勢下對當時的古文字和古青銅器有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梁書·劉顯傳》載：“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書·劉杳傳》記載了劉杳和沈約討論宗廟犧樽問題，沈約用鄭玄舊説認為現無此種犧樽上刻畫鳳凰尾的器物。劉杳卻認為：“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物，知非虛也。”劉杳根據出土的先秦古青銅器駁鄭玄之説。梁虞荔的《鼎錄》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劍錄》輯錄了有關銅器的一些文獻記載及傳説材料。 到了唐代，我國封建社會發展呈現出鼎盛的局面，不僅經濟上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史學、經學等文化藝術方面也出現了令人滿意的成就。其中，與經學組成部分——古文字有不可分割聯繫的古銅器及其銘文，更是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玄宗時的史學家和經學家韋述在其《信州錄事參軍常曾古鼎歌》中雲：“江南鑄器多鑄銀，罷官無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錯蟠，地中歲久青苔寒。”詩中所述紋飾與東周銅器的螭紋大致吻合。《新唐書·楊收傳》載：“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即試，布刻在案兩欒，果然。”楊收先是從音樂的角度來研究古鐘上的銘文再驗證其推測“果然”。 總結來看，自漢唐以來，不斷有人對先秦青銅器進行一些初步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不外乎以下幾個方面：一為銘文的載錄，如《後漢書》所載仲山甫鼎銘；二為銘文的考釋，如張敞對屍臣鼎銘文較高水準的考釋；三為古銅時代的考證，李少君曾以銅器所載的銘文考定到了“齊恒公十年”之器，張敞則從器物出土地和歷史背景兩個方面考定了屍臣鼎為用器；四為對古器紋飾的描述。除了以上四點，可能個別學者，比如説鄭玄，已利用古青銅器來研究禮制。但我們還是要對這段最為接近夏、商、周的歷史年代抱有一種遺憾：在這段時期，文獻中涉及古青銅器研究的記載是零星的，只是個別學者偶做研究，沒有人系統地蒐集和整理古青銅器，也沒有系統、專門的研究方法。即使是在漢唐，古青銅器的研究也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系統的學問。清代學者阮元將漢代以前古人對古銅鏡的認識態度總結為：“三代時，鐘鼎為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為分器者”；“自唐至漢，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俄臣節能辨之者，世驚為奇”。這種三代時認為是“重器”、漢唐（尤其是漢）認為是“神瑞”的看法，勢必影響到人們對古銅器的研究，使研究難以科學化。 二、宋代關於青銅器的著述 宋代的統治者提倡理學、尊孔讀經，全國上下實行禮制，大大促進了對與古代禮制有關的金石實物的研究。當時上層社會對精神文化有著較大的需求，朝廷士大夫都熱衷於對古代禮樂器物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宋代的造紙、印刷、墨拓等科技的創新，也使得金石學興起並風行起來。在上述因素的綜合影響下，“明上下，別等列”的禮制工具、象徵統治權力的青銅器與古文字的研究也蔚然成風，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産生了“金石學”。有一部分學者對古青銅器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形成了一套較為科學的研究青銅器的方法，出現了一批有學術價值的、有關青銅器的著作。宋代為後世的金石學以及近代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宋真宗時的文獻記載了宋人研究青銅器的情況。記載最為常見的就是青銅器上的銘文，如鹹平三年（西元1000年），乾州上獻古銅器，其形狀大約呈方形，並配四足，上刻銘文21個字，其銘為“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鬲 ，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真宗下命儒臣考證，認為是為史信父 。宋人陳思《書小史》卷九“顏昭甫”條記載其人“為天皇曹王侍讀。曹王屬有獻古鼎，篆字二十余字，舉朝莫能讀，昭甫盡能讀之”。“舉朝莫能讀”我們可以推斷古鼎應為先秦時的銅器。宋代學者王應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類載：“開元十三年十月壬申，萬年人工慶築坦掘地，獲寶鼎五，獻之。四鼎皆有銘，銘曰：‘垂作尊鼎，萬福無疆，子孫永寶用。’”此鼎的內容似與周代銅器一致。 據翟耆年《籀史》記載，天禧元年（西元1017年）僧湛著的《周秦古器銘碑》是宋代有關青銅器最早的著作。文獻還記載了皇祐三年（西元1051年），宋仁宗為太樂製作禮樂器的參考而詔令秘閣與太常出所藏三代鐘鼎，又詔墨器款以賜宰相，這成為的彝器墨拓最早的例證。嘉祐八年（西元1063年），劉敞開了私人著錄及收藏青銅器的風氣。劉敞在他所著書中提出從三個方面研究古銅器，即“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謚牒次其世謚”，並著有《先秦古器圖》，共收青銅器十一件，還註明器物得于何處。從後代人所著的《公是集》和《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引用其書中的幾件器物來看，此書應該是圖文並茂，其中的銘文還有簡略的銘文內容考釋。約在神宗年間，李公麟編纂了《考古圖》，此書有器物圖、銘言語和一定的考釋。此書“天下傳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學實始於伯時（李公麟字伯時）”。另外，宋代有關古青銅器但已佚的書還有李公麟的《周鑒圖》、董伯思的《博古圖説》、趙明誠的《古器物銘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譜》、王楚的《鐘鼎篆韻》、薛尚功的《廣鐘鼎篆韻》、佚名的《紹興稽古錄》等。 現仍存的宋代有關古青銅器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幾類： 第一，圖銘類。此類書不僅有器物圖且著錄銘文，如呂大臨的《考古圖》、趙九成的《續考古圖》和宋徽宗敕編、王黼主編的《宣和博古圖》。《考古圖》是現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統的古器物圖錄。此書所著錄的是當時宮廷及私人收藏的古青銅器，還有一定量的玉器，目列共224器。作者呂大臨按形制和器用把“三代器”和秦漢器分開，並進行了一些分類。他根據每器摹繪器形、款識，記錄尺寸、容量和重量，不僅對部分器物的銘文和時代作了一定的考證，而且對收藏處和出産地也加以説明。雖然此書有很多錯誤，但因為其書在著述的體例上相對完備、成熟，後世的許多青銅器著錄書都沿襲了該書的編纂體例。
《宣和博古圖》著錄了皇室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銅器，是宋代銅器著錄書中的集大成者。該書把839件銅器按照時代排列為20類57種，通過摹繪圖像，勾勒銘文，記錄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用考證、花紋的説明等方式論述器物形制、名稱、紋飾、用途及淵源。此書最大的貢獻是對古青銅器的分類和定名，其精細之處在於所繪圖旁器名下注“依元樣制”或“減小樣制”等以標明圖像比例。雖然此書也有不少錯誤，但此書在著錄銅器方法上比《考古圖》大有提高。 第二，字典類。我國有關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書是呂大臨撰寫的《考古圖釋文》。此書從名字上來看是釋文與圖編類的書，其實質內容為字典。該書採用《考古圖》所收青銅器銘文，據《廣韻》四聲隸字，每字有隸定和反切，後列疑字、象形、無所從三部分，共收錄了821字。 第三，銘文集錄類。此類書有別於圖銘類的是它摹錄原銘，寫出釋文，並加以考證説明，但不附器物圖，如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和王厚之的《鐘鼎款識》。宋代所見彝器銘言語大多見於《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它收錄的器物主要取自《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又旁及它書廣為取資而成，古器共收511件。此書在編排上有如下特點：第一次把時間分為夏、商、周、秦、漢五代，各代又含有器類分排，並附有字形字義的一些考證。《嘯堂集古錄》著錄商、周、秦、漢、唐的青銅彝器及印、鏡共345器的銘文，並註明出自何器和附加釋文。《鐘鼎款識》大致與《嘯堂集古錄》相同，也著錄商、周、漢代青銅器的銘文，共59件。 第四，專論和跋語類。此類書與銘文集錄類的區別是：基本不摹銘文，只作器銘及器形考釋，如歐陽修的《集古錄跋尾》、趙明誠的《金石錄》、張掄的《紹興內府古器評》和黃伯思的《東觀余論》。從這些著作可以看出，兩宋時期的士大夫和文人對於商周青銅器銘文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銘文的考釋方面，他們有許多新的見解。他們考證辨識了數百個文字，併發現了一些金文構形規律。歐陽修首創的考訂和著錄金石文字的形式——跋尾，沒有按時代先後編排的次序，而是隨題隨錄。他的《集古錄跋尾》收錄了周、秦、漢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四百多篇，其中銅器銘文有二十多篇，是對家藏金石銘刻拓本所作題跋的匯集，每銘皆錄釋文，考證其要旨。歐陽修説他著書目的是為“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金石錄》前十卷按時代先後順序排列了銅器和石刻目錄，後二十卷是對部分青銅器銘文以及碑刻所做的題跋共502條。此書學術價值較高，趙氏治學嚴謹、精於鑒別，他倣《集古錄跋尾》，且又有其獨到之處，即注意到排序的時代先後。趙明誠説：“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牴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無疑。”《紹興內府古器評》未通過分類和必要的排序考評了南宋內府所藏古銅器195件器物。《東觀余論》上卷“法帖刊誤”中有些考訂頗有見地；下卷“銅戈辨”研究了銅戈的形制，包括戈的援、內、胡各部位名稱，並且駁斥了鄭玄的説法，認為古戈戟是橫刃擊兵，不可直刺。
除以上所列四類書外，還有許多其他種類關於青銅器研究的書。如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不單單談到了古代蠟模法鑄銅器的過程，而且包括二十余條鑒別古鐘鼎彝器贗真的方法，是一本記錄鑒定古物的經驗之書。張世南的《遊宦紀聞》一書中有古銅器的辨別，款識、製作的介紹，對銅器的分類、定名有一些正確的意見。另外，沈括的《夢溪筆談》、洪邁的《容齋隨筆》中也談到了古銅器。 總之，引用一下著名金石學者阮元的兩句話：“北宋以後，高原古冢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正是由於人們擺脫了迷信先秦古銅器的態度，把金石刻銘作為歷史資料來做趨於科學化的研究，所以才在青銅器的研究中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宋代學者研究古青銅器的方法主要是著錄及考訂器物的類、名。他們開創了一整套以《考古圖》和《宣和博古圖》為代表的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的較為科學的著錄體例。宋人在古青銅器的分類上根據器物的用途，將所謂“相類相須”之器放在一起。在定名上正如王國維所説：“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 ，曰敦……，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春説。知宋代考古之學，其説雖疏，其識則不可及也。”據翟耆年《籀史》記載，北宋到南宋初年金石書籍很多，達到了34種之多，但流傳到現在的已是所見甚少。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及著作者主觀上的原因，宋代人在對古青銅器的年代考訂、文字的考釋、銘文內容的論證以及一些器物的定名上也存在著錯誤和缺陷。兩宋時期只是青銅器銘文研究的初期階段，也就是識字階段，但我們仍要感嘆宋代人為古代青銅器的研究所做出的成績——古青銅器研究的基礎是在宋代奠定的。 三、宋代以後關於青銅器的著述 清乾隆欽定將皇家收藏的青銅器編輯整理，於是出現了《西清古鑒》、《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甲編》、《西清續鑒乙編》等四部青銅器的著述。清代中期到辛亥革命，銅器銘文的研究進入新階段，即文字學研究階段。晚清時期的乾嘉經學考據風行全國，使關於青銅器的研究得到更大發展，學者們編輯纂寫了《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愙寥齋集古錄》、《捃古錄金文》、《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奇觚室吉金文述》、《古籀拾遺》、《古籀余論》、《三代吉金文存》等青銅器書籍。在研究金文的方法上，此時注意和《説文解字》的研究結合起來，並參考銅器銘文和璽印文、兵器文、錢幣文，通過相互推勘、綜合比較來發現古文字的演變規律。而且這個時期銅器銘文研究不僅進行單個文字的考釋，還很注重研究全文的組成結構和形音義之間的關係。在辨釋古文字方面有頗多創見的是《古籀拾遺》和《古籀余論》兩書，羅振玉編輯出版《三代吉金文存》也是集商周金文之大成者。
辛亥革命以後，許多學者研究銅器銘文的目的、觀點和方法更加科學，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分析研究銅器銘文資料，解決歷史問題。自此之後，銅器銘文的研究進入了綜合研究階段。這時，我國古器物及古文字學由於受到西學東漸的影響有了很大進步，銘文用拓本，圖像用照片，資料詳實完備。如《周金文存》、《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善齋吉金錄》、《夢草堂吉金圖》、《雙劍侈吉金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等一些青銅器書籍。 那時也出現了不少研究有關青銅器方面的著名學者。如王國維，他重視對古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並且提出了著名史學理論——“兩重證法”，對金文斷代和一批青銅銘、物的考證具有開創性意義。他的主要著作多收入在《觀堂集林》。王國維弟子容庚也系統地總結了古青銅器物與古文字學的研究成果，著有《金文編》、《商周彝器通考》、《殷周青銅器通論》等書。在近代學者中，善於借助古文獻考釋古文字和用古文字整理和考證古籍的于省吾先生是卓有成就的，其所著《尚書新證》、《詩經新證》、《諸子新證》等在學術界曾産生過較大影響。《古文字學導論》是我國近代第一部古文字學理論著作，其作者唐蘭運用金文研究西周史的著作《西周青銅銘文斷代史徵》，也是眾多研究著述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我國著名學者郭沫若先生在許多金文研究的著作中，從生産方式、階級關係、社會制度等方面對商周社會做了唯物主義的解釋，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銅器銘文。他的態度和方法對後來金文的研究有很大影響。《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就是他所著，書中開創性地主張“西周斷代、東周分國”的研究體例，使分散的銘文資料通過這個系統聯繫起來，從而整理成互相關聯的史料，是一部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巨著。他還撰寫了其他金文專著和論文，如《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它們都體現了把金文的語言研究與先秦史研究有機結合起來的特色。此外，我國許多貴重青銅器由於早期的保護或戰亂而流落到海外，現代的青銅器研究學者也關注到這方面，如陳夢家先生，他的《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收集了流散在美國的珍貴銅器資料。他注意對器物分型分式、成坑成組的研究，把考古學的方法運用到古器物、古文字研究中去，為所著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實是對《兩周金文辭大系考程》一書的補充。 近年來，隨著青銅器資料或實物的大量出土和現代的考古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日漸完善，青銅器發展史上的絕大部分缺漏幾乎都被填補了。古器物與古文字之學已成為“當世顯學”。今天的學者們一方面從這些現有的資料中全面展開金文的研究，來做一些基礎性的工作；一方面在前代學者的著述中追蹤探源，進行深入的開拓進展。除了學科本身的諸多問題得到解決外，一系列有關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問題也得到了有效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