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國北方草原、東北、西北、川藏雲貴、東海沿海和台灣地區，都出土了許多青銅工具、兵器、飾物和部分青銅容器。它們表現了不同地區不同氏族的文化面貌，既有各自的獨特藝術風格，同時也體現了其與華夏青銅文化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 第一節 冀、遼、吉及內蒙古 東部地區的青銅器 這些地區中出土的青銅器以青銅短劍和各種動物紋飾牌為特色，包括兵器、工具、農具、生活用具、車馬器和裝飾品六類，具有濃厚的地方風格。從年代上來看，相當於中原地區的西週到春秋早期。出土的地點主要有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的寧城南山根、赤峰紅山後，河北省的平泉東南溝，遼寧省的朝陽十二台營子等。 兵器中以短劍居多，其他則為刀、矛、戈、劍鞘、鐓、鏃、盔、盾等。工具主要是斧和鑿。農具有鎬和鋤。車馬器有銜、鑾、泡、環、絡飾等。裝飾品有方扣、圓扣、耳墜、聯珠形飾、鈴形飾、人面銅牌、獸面銅牌，以及各種動物紋飾牌。生活用具有匕、匙、鏡、針筒等。 青銅容器主要出土于寧城南山根101號墓，有鼎、簋、簠、鬲、雙係壺、豆、觚、雙聯罐、勺等器形。其中的長錐足鼎獨具特色，斂口淺腹，口部有環形耳，圜底下有三個很長的實錐足。鬲為斂口短頸，口沿上有兩個鼠形小耳，襠部較平，下有尖錐足。雙係壺為小口短頸，鼓腹圈足，肩上有小環耳。豆的盤中接連一淺腹罐，雙聯在罐，頂上各有一個馬形鈕。勺的柄呈“丫”字形。 這些青銅器主要表現了這些地區自身的特點，同時不乏中原文化因素的影響。如南山根出土的柱足鼎、蹄足鼎、雙耳簋、籃及其花紋，鏡、柳葉形矛，夏家店12號墓出土的二穿戈，平泉東南溝出土的等腰三角形鋒的戈，都是在中原地區常見的式樣。 南山根出土的雙係壺、觚、勺、斧、凹腰柳葉式矛、凹腰柳葉式劍，弧背凹刃刀、盔以及車馬器等，都是受到中原文化影響而鑄造的變體器物；長錐足鼎、鬲、雙係壺的形制，也見於赤峰紅山後的陶器中。雙聯罐、豆、盾、各式劍及其花紋、劍鞘、三刃鏃、鎬、鋤、大部分車馬器和各種飾牌，都具有獨特的地方風格。 第二節晉北、陜北及內蒙古河套地區 出土的青銅器 在內蒙古自治區的河套地區和寧夏、陜北、晉北等地，也發掘出了青銅器群，它們皆以各種各樣的動物紋樣飾牌和圓雕動物裝飾品為特徵。根據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大多數人認為這屬於匈奴族文化系統。
匈奴族文化系統的青銅器主要包括兵器、工具、車馬器具和裝飾品四類，還未發現農具和禮器。其中，青銅短劍、鶴咀鎬、小銅錘，各種各樣的動物紋樣和圓雕動物裝飾品以及馬具最多，也最精。 在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匈奴族文化系統的青銅器，出土的工具和兵器主要是鶴咀鎬、小錘、刀和短劍。鶴咀鎬又稱為鶴咀斧，一端是扁刃，另一端呈鶴咀形，中部厚實，有橢圓形銎，以便安柲；圓銎斧，呈狹的長條形，弧刃，銎一端有一短柱狀突起；刀為弧背凹刃，柄扁平，後端有孔；短劍頗富特徵，直刃有背，劍格突起，扁莖，首一般呈兩獸頭或鳥頭相對形，也有作雙環形的。另外還有錛、錐、鑿、斧、戈、鏃等。戈、斧、鏃多為中原式。馬具有馬銜、馬鑣、絡飾、鞍飾、扁環等。裝飾品種類繁多，尤其以帶扣、環飾、聯珠形飾、鳥獸頭形飾，以及動物紋飾牌最為典型。 出土的戰國後期匈奴族文化系統的銅器鶴咀鎬、弧背曲刃刀仍然具有早期風格。短劍略有變化，劍首的雙獸或雙鳥頭相向形，變成了雙獸或雙鳥頭連成雙環或單環形。裝飾品中的飾牌較前期發達，有幾何紋飾牌、鳥紋飾牌、馬紋飾牌、渦紋扣形飾牌，種類繁多、式樣各異。其中最為講究的是動物紋長方形飾牌，有浮雕、有透雕。動物紋的種類有馬、鹿、虎、盤羊、狼、驢、鷹等，以鹿為最多。它與同期的金銀動物紋飾牌的風格完全一樣，富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其中屬精品的有呼和浩特附近出土的盤羊飾牌、屈足鹿飾牌，內蒙古博物館收藏的雙虎奪鹿紋飾牌、鷹襲鹿紋飾牌，以及固原楊郎出土的虎背驢紋飾牌等。這一時期最為引人注目的藝術品還有圓雕動物飾件。這些飾件大都是套接在杖首、轅頭或裝飾車軎，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在圓銎前端作成圓雕動物頭像，有羊頭、鷹頭、鴨頭、狼頭等；另一種是在方銎座上作成圓雕完整動物形象。如玉隆太的盤角羊轅飾、羚羊飾件、鹿形飾件、立獸飾件、立馬飾件，西溝畔的鶴頭飾、速機溝的羊頭飾件、狻猊飾件、狼頭飾件、屈足鹿飾件、神木納林高兔的刺猬飾件、中溝的立犬飾件等。此外，還有單獨的圓雕動物造型，如玉隆太的五件雌雄臥鹿、速機溝的四件雌雄立鹿、瓦爾吐溝的臥狀綿羊、神木李家畔的四件伏兔等。 第三節成、渝地區出土的青銅器 成、渝位於四川盆地的中心區域。商周青銅器的主要出土地點有彭縣、新繁、成都、郫縣、峨眉、峨邊、廣元、綿竹、廣漢、雙流、蘆山、犍為、重慶、巴縣、涪陵、奉節等縣市。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的兩座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多達900余件，其中立像、跪坐人像、人頭像、人形面具、獸面具、瑗戈、神樹、神壇等都具有地方文化特徵。另外，還出土了中原文化較為常見的尊、罍、瓿以及長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常見的尊。
巴蜀文化中，一部分青銅器的器形保留了西周早期或更早一些的青銅器的特徵，其中有一類是依照原形倣鑄的，還有一類是倣造且經過變形的；部分器形沒有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上述兩類器物之所以要採用這種形式，可能與巴人參與武王伐商獲得殷周型兵器並將其長期流傳有關，是小邦國為增大其榮譽而對周文化仰慕的一種表現。 巴蜀式兵器中戈、劍形狀之類的青銅器，帶有強烈的追慕西周早、中期或更早時期兵器的傾向。值得一提的是巴族文化青銅器，尤其是其兵器上常有的筍形、心形、鳥形、虎形等各種銘記，這些銘記的屬性還不太清楚，有的説它是一種符號，有的説它是文字。但是巴蜀很可能有自己的文字，有一件郫縣出土的巴蜀式戈上有一行銘文約12個字，與上述兵器上的銘記不一樣，但沒有一個可以翻譯出來。 巴蜀出土的青銅容器有鍪、釜、甑等炊器，這些器的耳是用繩索成范後翻鑄在器上的。鍪似圜底束頸敞口壺，肩上有一耳或兩環耳。釜如斂口的大圓缽，也有兩環耳。 巴蜀的樂器有兩類：一類是外地傳入的，主要是從楚地，如涪陵小田溪出土的一套錯金編鐘，鑄作極精，紋飾特徵為楚國器；另一種是形體很扁的甬鐘，枚的地位縮得很高，甬上沒有旋和幹，衡空中設一橫樑可懸。這類鐘屬於巴蜀文化的産物，是變了形的西周甬鐘的仿製品。 第四節滇、黔地區出土的青銅器 地處我國西南高原地帶的雲南、貴州，早在東周至秦漢時期就是西南夷各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商晚期·鉞出土了數量極多的具有濃厚地方色彩和獨特藝術風格的青銅器。 雲南地區發現的青銅器，主要分佈範圍在滇池和洱海兩個區域。滇池地區青銅器 的出土地點有昆明、呈貢、晉寧、澄江、江川、新平、陸良、曲靖、富民、安寧、祿豐、路南12個縣市的39個地點。洱海地區青銅器的出土地點有劍川、祥雲、大理、德欽、楚雄、元謀、姚安、永勝、寧蒗、巍山、昌寧等縣市。這兩個區域的青銅器在器形和紋飾上都存在一定差別。以滇池為中心地區的青銅器，一般種類較為複雜、鑄造精緻；而洱海地區的青銅器則製作粗糙簡樸，種類也較為單純，且大多數器物上沒有紋飾。 雲南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種類十分繁雜，按用途可分為兵器、生産工具、生活用具和樂器。兵器有劍、矛、戈、斧、鉞、戚、啄、叉、矢鏃、箭箙、弩機、盔甲等。生産工具有鋤、、鐮、鋸、鑿、削、魚鉤、針、錐和紡織工具。生活用具有壺、洗、釜、甑、樽、鬥、耳杯、案、盆、貯貝器、傘蓋、枕、鏡、帶鉤、印章、幹欄式房屋模型、動物透雕飾牌等。樂器有鼓、編鐘、蘆笙等。 在生活用器中，如盒、枕、貯貝器以及幹欄式房屋模型等，都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也是其他各地青銅器中所見不到的。 貴州毗鄰雲南之處，根據史書記載，在西漢時曾是西南夷夜郎國的地域。青銅器主要出土地點是黔西北的赫章可樂和威寧中水。另外在貴陽、盤縣、興義、普安、清遠等地，也發現有少量的青銅器。
就這一地區目前所發現的青銅器的斷代來説，上限為戰國時期，下限為漢代。在這一時期，青銅器已經廣泛應用於生産工具、兵器、生活用器和裝飾品等各個方面。出土青銅器的造型、花紋風格，很明顯地可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如鏡、鼎、弩機、鍪、鏃、銅錢、印章等，完全是由中原漢文化地區輸入的産品；第二類是與雲南滇文化中出土的青銅器造型、花紋風格相同或一致，如貴陽、盤縣、興義、赫章出土的鋤，威寧、清鎮、普安出土的劍，清鎮出土的鉞，以及戈、矛、釜和鼓改裝的釜、鏤花銅飾牌等；第三類如威寧出土的戈、劍、矛等，都與四川地區出土的巴蜀文化的同類器物的風格一致。第二、三類器形都具有地方色彩，屬於滇文化系統，並受到巴蜀文化的影響。 第五節湘、桂、粵地區 出土的青銅器 湖南、廣西、廣東三省是中國古代百濮、百越族的聚居之地，這一地區發現和出土了一大批商周時期的青銅器。 湖南的資興、衡陽、長沙、寧鄉、益陽、常德、石門等地，陸續出土了很多商周時代的青銅器，多達四五百件。其中以寧鄉一帶出土最多。這些青銅器均為窖藏出土，造型奇特、紋飾精美、鑄造技術精湛。西周中晚期以後，湖南地區地方土著青銅文化的特徵較為明顯，如西周的雙索耳圈足簋形器、資興出土的侈口圜底垂腹高足變形夔紋鼎和直腹雷紋鼎，都是春秋時代倣鑄西周早期的越式鼎之器。稍晚出現了立耳盤口鼎，也是越式鼎的一種。此外，還有戰國時期的劍、鏃、刀等。 廣西出土青銅器的地點分佈很廣，包括桂北、桂中、桂東、桂南、桂西南等地區，其地域佔廣西大半境，器形有卣、鐘、罍、尊、鼓、鼎、劍、戈、矛、匕首、鏃、鉞、斧、弩機、匜、筩、鏡、羊角鈕鐘、人首柱形器等。從上述青銅器的造型、銘文、紋飾特徵來分析，廣西青銅器可分為兩種類型：第一個類型是器形、紋飾、銘文與中原地區商周青銅器風格一致或相近，如武鳴全蘇、灌陽鍾山、忻城大塘、橫縣鎮尤、恭城會加等地出土的商周時期的卣、甬鐘、鼎、罍、編鐘、劍、戈、矛、匕首、鏃、斧、削，貴縣、合浦出土的漢代鼎、鏡、燈、印章、弩機等，恭城的蛇噬蛙紋尊和菱形幾何紋尊，都是春秋晚期時倣鑄西周形式之器，而紋樣全是土著風格。越式盤口鼎在貴州也有發現。第二個類型是具有明顯地方特徵的器物，如賀縣、象州、德保、恭城、平樂出土的各式銅鉞，貴縣出土的很有特色的羊角鈕鐘，以及提梁筩（一種桶形容器）。同時，廣西出土的各式銅鼓也是非常可觀的。 廣東出土青銅器的地點有信宜、饒平、清遠、德慶、肇慶、四會、廣寧、懷集、佛崗、龍川、羅定、惠來、博羅、連平、海豐、惠陽、龍門、揭陽、佛山、廣州，以及香港地區，其中主要出土地為西江地區，少部分在北江、東江、韓江及其支流兩岸。在出土的青銅器中，包括炊器、容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器形有鼎、罍、鑒、盉、壺、盤、缶、編鐘、鉦、于、甬鐘、劍、戈、矛、鉞、鏃、斧、鑿、刮刀、匕首、錐、削、人首柱形器等。在上述地點發現的青銅器中，信宜縣松香廠出土的盉時代最早，約為西周時期。但是早期青銅器的數量很少。春秋戰國時期是廣東地區青銅器的發達時期，出土的數量比較多。
第六節蘇、皖、浙、贛地區 出土的青銅器 江蘇、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地處長江中下游和太湖、錢塘江、鄱陽湖流域，係吳越文化的分佈地區之一。 在江西的清江流域，發現了一批相當於商朝早期和中期之際的青銅器，有獸面紋斝、虎耳扁足鼎、獸面紋卣工具和兵器等，併發現了鑄造工具和不知名容器的石范。如：1989年江西新乾大洋洲出土了475件青銅器，包括青銅禮器、樂器、兵器、工具和雜器。這些器物既有典型的商代青銅器，也有商器經後人加工或改造過的，這種器的形制、紋飾既具有本地域特色，也帶有南方土著民族獨特的創造性，如瓿形鼎、折肩鬲、假腹盤、三足卣、雙面神人像、伏鳥雙尾虎。其中兵器的形式與陜、晉等地相同。 商代·鼎 吳越青銅文化的分佈地區，主要在長江以南。兵器、生産工具、生活用具和樂器等青銅器出土的數量也不少。江蘇丹徒煙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時代的宜侯矢簋，便是一著名的青銅器。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銅器中銘為“伯作寶尊彝”的方座簋，更是西周中期偏早之器。此外，還有武進淹城內城河出土的三輪盤、斝及七件鉤、大港磨盤墩等。在安徽屯溪的墓葬中，出土了鑄銘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青銅尊。這些吳越文化特色濃厚的青銅器明顯地分為兩類：一類是模倣西周器，但是形制或多或少變了形的，這是大多數；一類是當時的新設計式樣，是少數。這第一類的有鼎、簋、尊、卣、雙耳扁壺、盤、匜等，器形模倣一般很少能嚴格地保持西周的式樣，如：鼎為淺腹斜支足；簋為多斂口有肩淺腹雙耳式，且雙耳有的成為兩道鏤雕的棱脊；筒形尊腹部鼓出而圓或扁圓；大口垂腹尊器體極闊；卣的肩部特別豐滿而使整個造型顯得偏高而且臃腫；盤多直口緊附耳和直圈足等，都是不甚精確或很不精確的模倣件。另外，這些器物除個別以外，器壁都比較薄或很薄，這和中原地區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是全然不同的。此類倣鑄的器，其紋飾沒有什麼規定的格式，如屯溪卣的紋飾為不太相似的倣西周鳳紋卣的式樣，鼎類亦是如此，其餘大多數的器上紋飾，都是吳越文化分佈地區所特有的式樣。這些紋飾以屯溪和丹陽出土的器最為集中，其主要者有以下一些形式：一、傳統竊曲紋的變形，同地所出的鼎即有這類紋飾的前型，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通行式樣；二、竊曲紋的複雜變形和交連；三、雙勾式的竊曲紋的變形和交連；四、交連和不交連的變形獸紋；五、棘刺紋，密集的方格狀的簡單線條中有棘刺狀突出；六、動物變形的幾何紋等。設計式樣新穎的青銅器有盂形器、方缶等，紋飾與以上大致相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