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青銅器的發展〖1〗 一、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青銅器概述 三國、兩晉、南北朝至隋統一前的300多年間，雖然戰爭不斷，但是也有相對穩定的時期。這一時期的青銅冶鑄業，南方比北方興盛，但從總體上來看比兩漢時代衰退，因此在考古發掘中很少見到這一時期的冶鑄遺址。 至於這一時期傳世或出土的青銅製品，從器物的種類到風格特徵上看，主要是沿襲兩漢以來的傳統。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一時期的青銅器一般比漢代青銅器要粗糙許多。由於民族的融合，在青銅器的鑄造上表現出各民族相互學習和借鑒而形成的共同文化特點。當然，有些青銅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一民族的特色。 二、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銅鏡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銅鏡的器形大致相同，銅鏡的正面明顯外凸，呈弧形，背面內凹。胎的質地較漢鏡輕薄，鏡體也減小許多。南朝還出現了一種直徑為5釐米左右小型鏡，鏡鈕的最大特點是矮扁，頂部盡平，銅鏡紋飾主要沿用漢鏡的風格。 三、三國及晉代時期錢幣 三國時期，劉備佔據四川，鑄造了“直百五銖”及其他錢幣。孫吳鑄造了“大泉當千”、“大泉五百”等錢幣。至曹魏初年，廢止了五銖錢，而到明帝初年時又恢復了五銖錢的流通。漢興錢是十六國時期，李壽于東晉鹹康四年（西元338年）稱帝後（年號漢興），在漢興年間（西元338—343年）所鑄的一種錢幣，這是我國最早的年號錢。西元407年，赫連勃勃建大夏國，西元419年鑄造“大夏真興”錢，開創了國號、年號合為一體並用文字的形式鑄在錢幣上的先例。 南朝宋、齊、梁、陳都鑄造錢幣。北魏建國以後直到太和十九年（西元495年），才開始鑄造“太和五銖”錢，此後各朝代都鑄有錢幣。北齊初期，仍然使用北魏的“永安五銖”，到天保四年（西元553年）才改鑄“常平五銖”。北周初期，也沿用北魏的舊錢，武帝時鑄造了“布泉”、“五行大布”錢，宣帝時鑄造發行了“永通萬國”錢。
第二節 隋唐五代時期青銅器的發展〖1〗 一、隋唐五代時期青銅器概述 隋代的各種手工業部門主要是在官府控制下製作産品。國家設立少府監，“由少府監統左尚、右尚、內尚、司織、司染、鎧甲、弓弩、掌治等署”。唐朝中央政府也設有機構來管理各種手工業部門，其中礦冶業與隋朝一樣仍由少府監下的掌治署管理，見“掌治署掌熔鑄銅鐵騎物之事”的記載。從文獻記載來看，唐朝採礦冶鑄業非常發達，冶銅的地方已經達到96處。 唐代智巧之士很多，著名的如李淳風、僧一行等人。玄宗時曾以銅鐵鑄造天文儀器，當時就採用了僧一行的建議，用銅鐵鑄造黃道遊儀，用來考驗量度。鑄成後唐玄宗親自題銘，置於靈臺之上。後來，皇帝又詔僧一行等人鑄造渾天儀，“鑄銅為圓天之象”。 從這一時期青銅器的實物資料來看，銅鏡鑄造業在此時得到高度發展，而且隋唐統治者對鑄造銅鏡非常重視，如唐中宗時曾經“令揚州造方丈鏡，鑄銅為桂樹，金花銀葉，帝每騎馬自照，人馬並在鏡中”。文獻還記載著揚州要對中央政府進獻：“土貢：金、銀、銅器、青銅鏡。”在今揚州市西掃垢山，考古工作者就發掘出一處多種手工業作坊遺址，其中即包括冶鑄作坊。 唐代滅亡至宋代統一的53年間，除了北方前後有五個王朝統治，在南方各地前後出現了九個割據政權，加上割據於今山西的北漢，共計十個政權，史稱十國。十國中不曾鑄造錢幣的有吳、吳越、荊南及北漢等國。 二、隋唐五代時期的銅鏡 隋朝銅鏡的鏡面較大，壁較厚，最大的直徑可達33釐米，造型均為圓形，半圓形鈕，比較豐滿，都有鈕座，大多為連珠紋和柿蒂紋。銅鏡的邊緣高、平向外略有斜坡，緣內側多飾有一週鋸齒紋。隋朝銅鏡的紋飾繁縟工整，圖案多四方配置，講求對稱，並設置有界格，大致上可把其分為三類，即四獸紋、十二生肖紋及四神十二生肖紋。 唐代銅鏡的外觀厚實，表面大多呈銀白色、黑褐色（俗稱“黑漆古”）和深綠色（俗稱“綠漆古”）。造型除了傳統的方、圓形以外，還創新出了八瓣菱花形、八瓣葵花形、委角方形、亞字形、八棱形等。鏡鈕以十圓形鈕為主，並有獸形鈕、方形鈕、樹枝形鈕。銅鏡的邊緣處多呈斜面內傾，並飾有花紋。唐代初期，鏡緣的裝飾有忍冬、卷草紋；唐代中晚期，大多飾以水波紋、重瓣花紋、花枝紋和流雲紋等。唐鏡的背面裝飾圖案，偏重於自由寫實或故事，表現手法也由繁亂紛雜轉變為清新優雅。
唐代初期，銅鏡以瑞獸為主題紋飾，造型豐腴、活潑，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海獸葡萄紋鏡。它以高浮雕葡萄為主題，其間飾有海獸、雀鳥、蜂蝶和花草，紋飾華麗而繁縟。除此之外還有寶相花紋，那是一種將某些自然形態的花朵(主要是荷花)進行一系列藝術加工處理，從而變成一種裝飾化的花朵紋樣。唐代中期，銅鏡的紋飾，格調新穎、題材廣泛，主要流行鳥紋、蟠龍紋以及人物故事圖案。唐代後期，銅鏡的紋飾逐漸趨於簡單、粗拙，失去了盛唐時期那種富麗堂皇的風格。這一時期特別盛行含有宗教色彩的紋飾：有道教意味的紋樣以八卦為主紋，配上附錄、星象及天干地支；具有佛教色彩的，佛意為吉祥萬德之所收集的萬字標誌也被用作紋飾。唐代銅鏡上的銘文十分規整，字體大多為正楷，字形擴大，文字清晰，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四字或五字駢體銘文。銘文根據其意義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歌頌讚美銘文，均為韻語，大多為四言、五言及少數長短句，其長的可達數百字；另一種是宗教銘文，多配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圖文。 五代十國的銅鏡造型主要有圓形、葵花形，也有方形和方形委角。紋飾上除了四靈八卦紋外，還有花鳥紋和花朵紋的圖案。一般的銅鏡為素面，有的鏡上鑄有吉祥語或作坊鑄工名。 三、隋唐時期錢幣 隋朝建國後，于開皇元年(西元581年)鑄行五銖錢。隋五銖是中國古代五銖錢的最後一種形式。唐代建立初期，用隋五銖錢。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621年)，鑄造了開元錢“開元通寶”，高宗時改鑄“乾封泉寶”，肅宗時又鑄“乾元重寶”，後兩種錢均與“開元通寶”並行使用。 四、隋唐時期金銅佛 隋代造像保留了北齊、北周的遺韻。佛像廣額豐頤，軀體敦實，姿勢顯得凝重呆板。菩薩像多是頭戴花冠和發髻冠，前腹挺起，站立的重心向前傾，身體比例略顯失調。 唐代金銅佛在形體上以豐腴為美，佛造像的衣紋起伏流走自然，特別是一些坐姿佛像，垂落于座前的衣縐布排有序、繁而不亂，富於時代感。 第三節 宋遼金元時期青銅器的發展〖1〗 一、宋元時期青銅器概述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宋代的青銅器鑄造業，無論是在冶煉技術，還是在産量上都有了一定的發展。從文獻資料來看，有的地區規模相當大，參與的人數常以萬計。 兩宋時代的青銅製品，最負盛名的莫過於大晟編鐘和宣和三年尊。大晟編鐘為徽宗時鑄造，造型以春秋時代的宋公成鐘為模式。金滅南宋後，掠走了部分“大晟樂器”，因為“晟”字犯太宗諱，故將“大晟”二字刮去，而改刻“大和”。“大和”取義天地同和。今留存的大晟鐘，如大晟林鐘，扁圓體、平口、雙獸鈕、螺旋狀權，隧部、舞部、篆部均飾浪花紋。“大晟”編鐘對了解宋、金樂制，提高倣古青銅樂鐘的鑄造水準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料。
宣和三年尊，圓形、侈口，器身分區段，並均勻地分佈四條扉棱，腹部、足部飾獸面紋，以扉棱作鼻，頸部飾蕉葉紋和蠶紋，器的內底部鑄有大篆字體的銘文5行，共計26字，是置放在方澤壇祭祀神祇用的。 從宋代到清代，在鑄造貨幣及日常生活用器上，常常是用黃銅來代替青銅。黃銅是純銅與鋅的合金，其顏色與金類似。黃銅的取得最初是由於還沒有發明冶煉鋅的技術，而將純銅與爐甘石放在一起冶煉成的。 這一時期除了大量生産黃銅外，更令人矚目的是白銅的生産。白銅通常是純銅與鎳的合金，但也有銅和砷合金的。 遼代青銅製品的種類與數量都比較少，主要是釜、缽、勺、盆、執壺、權、鈴、銅絲制的手與足套、青銅面具以及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品。 遼陳國的公主、駙馬合葬墓出土了兩件各具特徵的銅盆：一件侈口、平底，頸部刻有幾何花紋；另一件雖然也為平底，但是口沿處呈八角弧形，形狀獨特新穎。 這一時期鎏金的小件生活用器種類很多，有鎖、鑰匙、帶扣等。遼出土的雙魚飾件，造形奇特有情趣，雙魚並列，全身鎏金外，眼、嘴、鱗全是刻鎏出來的。銅鈴有圓形和鞍橋形之分。遼代的青銅細工技術比較發達，主要是鎏金銅馬具、銅面具、銅絲手足套、銅鏡等。 近年在黑龍江、吉林等地區發現了不少金代的遺址、窖藏與墓葬，從出土的青銅製品的種類與造型上來看，許多方面與中原地區沒什麼差異，除生活用品中的銅鏡、銅鬥外，還有銅佛和銅塔。由於大量鑄造銅錢，金政府曾經嚴格控制銅的使用，甚至許多銅器物如銅制的鐘和一些銅制的宗教用品等都以鐵來代替。金代青銅器製品流傳下來的以銅像和銅印較多，銅鏡上常常刻出官署和製作地點，説明金政權下銅禁的嚴格。 元代官府手工業設立了“出蠟局”，主要負責金屬製造業。鑄造宗廟祭祀的青銅器大多倣照商周時期青銅器，如鼎、簋、爵等，銅鏡也大多是倣照的漢唐兩代。此時青銅器的製作品位較低，且草率粗糙。 元代青銅器的種類主要有鼎、簋、爵、盤、罐、碗、盆、鼓、鈴、權、盒、筆架等，但是所能見到且最多的是銅權，不但出土的地點星羅棋佈，而且表現出特殊的時代風格。權多呈六面體，也有呈圓形的，還有的呈階梯式的圓形底座，頂上有穿孔的方形鈕。由於大多數元代銅權上都有年號，所以許多都可明確其絕對年代，如“至元九年”、“大德十一年”、“延祐元年”等。權上還有某路造字樣，如“溫州路”、“杭州路”、“益都路”、“京兆路”、“柳州路”、“上都路”等。 二、宋代的膽銅生産法 古代中國首創的“膽銅法”，是世界化學史上一項重大的發明，也是中國古代的一項獨創發明，它開啟了現代水法冶金的先河。膽銅法也稱“浸銅法”或“濕法煉銅”，是指把鐵放在膽礬（硫酸銅的古稱，又稱石膽）水中浸泡，膽礬水與鐵發生化學反應，水中的銅離子被鐵置換而成為單質銅沉積下來的一種産銅方法。
據夏湘蓉等人撰寫的《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所言：膽礬“係由黃銅礦、輝銅礦等硫化銅礦物，受氧化作用分解而成，或從天然膽水中沉澱（結晶）出來……易溶于水”，這種膽礬水在古代被稱為“膽水”。有關膽水浸銅法的過程，宋人記載如下：“浸銅之法，先取生鐵打成薄片，目為鍋鐵，入膽水槽排次如魚鱗，浸漬數日，鐵片為膽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錢煤，入爐烹煉。凡三煉方成銅，其未化鐵，卻添新鐵片再下槽排浸。”由於這種産銅方法不需採鑿銅礦石，生産工藝與熔煉礦銅也不同，故現代又稱其為濕法冶金或水法冶金。特別應該提出的是，膽銅生産法在宋代進一步得到應用與發展，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宋代人對膽銅生産非常重視，膽銅法在生産中大規模應用，成為生産銅的重要途徑。膽銅法有許多優點，它可以就地取材，在膽水多的地方設置銅場，設備比較簡單，成本也較低。只要把薄鐵片和碎鐵塊放入膽水槽中，浸漬幾天，就能得到金屬銅的粉末。 宋代將膽銅煉銅工藝大規模應用於生産領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銅荒”。宋代人還撰寫了有關銅冶史、礦冶技術方面的重要理論性文獻《浸銅要略》和《大冶賦》，其中《浸銅要略》將膽銅法的成功關鍵歸結在“浸”字上，非常生動地反映了濕法煉銅的精神和面貌。 三、宋遼金元時期的銅鏡 宋代的銅鏡造型繼承了唐代多樣化的風格，並在此基礎上創出了一些新的式樣，如鈕制變小，鈕弓窄而孔顯大，鈕頂趨平；無鈕座、圓鈕座和花瓣鈕座居多。鏡的邊緣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較寬，裏厚向外緩坡；另一種是窄邊，比較方正。帶柄的銅鏡的鏡緣與鏡柄的凸邊連成一氣。宋代的銅鏡上大致在北宋政和年間開始出現銘文，銘文絕大多數為商標銘記，多置於鏡鈕一側的方格內。 遼代銅鏡在形制上，主要有圓形、“亞”字形和葵花形，此外還有八角形。在紋飾上，主要有雙魚紋、八卦紋、童子戲花紋、荷花紋、連錢紋和牡丹龜背紋等。遼鏡上也常見有許多吉祥語句，不僅有漢字，還有契丹字。 金代銅鏡的造型常見的主要有圓形、菱花形和帶柄鏡等。鏡鈕以圓鈕為多，鈕上部較尖，尖頂為平面。鏡緣處大多外薄裏厚，與宋代銅鏡的特徵相倣。區別在於其他時代銅鏡的特徵是：在圓形鏡邊緣內側常鑄有一個二層臺，二層臺有寬有窄，較寬的上面大多飾有花紋或鑄有銘文。金代銅鏡銘文的意義缺乏趣味性，偏重於實用，除有特殊情況，一般則為陰刻、邊刻、地名、官名。 元代銅鏡一般可以説是“粗者甚粗，精者頗精”。這時式樣較少，除了比較流行的圓形和圓形帶柄鏡外，早期常見的還有菱花形和葵花形鏡，與金代銅鏡不同，它仍然保留著宋代銅鏡的六分法的形制。元代銅鏡鏡緣多為素寬緣，裏厚外薄，裏直外坡。鏡鈕多為半圓形鈕，與宋金時期的銅鏡鈕相比要大。鈕座主要有方形和圓形兩種。另外，無鈕座銅鏡在此時仍然佔很大的比例。元代銅鏡的紋飾有淺浮雕和浮雕兩種。元代前期銅鏡沒有銘文，後期銘文內容也比較簡單，紀年銘文多繞組配置。
四、宋遼金元時期的錢幣 宋初的“宋元通寶”是倣造的開元錢，此後凡是如此大小的都為小平錢，另有折二、折三、折五等錢，但是鑄造量最多的仍然是小平錢。宋錢上的書體多變，有真、草、隸、篆、行等字體，是我國貨幣書法藝術的巔峰。而且，北宋錢幣的一大特色就是“對錢”的盛行。除了使用金屬貨幣外，北宋中期還創造發行了一種稱之為“交子”的紙幣，這是世界的首創。南宋繼承了北宋的貨幣制度，銅、鐵錢仍然是主要的流通貨幣。流通中的銅錢，以折二、折三錢為多。北宋的“對錢”沿用到南宋淳熙七年(1180年)才絕跡，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種以紀年和紀地錢文的形式。南宋末年出現一種叫“會子”的錢幣，面額有一貫、200文、300文、500文，錢文的書體逐漸趨於單一化。 遼建國後，大多仍然使用唐、宋以來的舊錢。現今，遼前期的錢幣發現極少，是為泉界（通俗地指收藏古代錢幣的行業）珍品，主要是漢文錢，契丹文錢較為罕見。 金初期，使用遼、宋的舊錢，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年)設立交鈔庫，發行了紙幣，稱之為“交鈔”。金正式鑄錢是在海陵王正隆年間，金錢上的文字都使用漢文，可與宋錢相媲美。 元代主要流通紙幣，中統元年(1260年)，政府印製發行“中統元寶交鈔”，從此紙幣的發行權完全歸於政府。直到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才大量鑄造銅錢。錢文分別為漢文和八思巴文兩種，形制有小平、折二、折三、折十四等。到了元末，全國各地建立了多個農民起義政權。這些政權有國號、紀年，也鑄造貨幣，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流通。徐壽輝鑄有“天啟通寶”和“天定通寶”，張士誠鑄有“天佑通寶”，韓林兒鑄有“龍鳳通寶”，陳友諒鑄有“大義通寶”，朱元璋鑄有“大中通寶”等。 五、宋遼金元時期的金銅佛 宋代造像以寫實著稱，基本上是依據世俗的審美情趣和要求來塑造佛像，當時最流行的題材是觀音、羅漢等。這一時期的菩薩像如同現實中的貴婦人，頭戴花冠或發髻冠，中嵌寶珠，並飾有繁複的蔓草紋；身披網狀瓔珞珠飾，衣褶寬大流暢，呈現出一派富貴氣象。佛像的衣著也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出現了一種內著“V”領的僧衣、外斜披袈裟的新樣式，這實際上是將宋代僧人的衣著借鑒到佛像上。 遼代的佛像是在沿襲中原文化藝術傳統的前提下，又融合本民族的特色來進行創造性的發揮。佛像的面龐豐滿圓潤，發髻呈緩丘狀，身著袒胸衲衣，下著長裙；菩薩像大多頭戴花蔓冠，冠箍的形制較為特別，束髮披肩，裝飾比宋代的簡潔。坐像的上身挺拔，雙膝緊收，立像則雙腿顯得板直。臺座均為束腰式，常見的為上部仰蓮寬肥舒展，下承圓形或六角、八角形的底座，表現出一種平衡的美，有別於宋代的佛像及菩薩像。
元代宮廷內專門設立了梵像提舉司來專門負責塑造藏式佛像，其他製作銅佛的有關部門還有出蠟局提舉司。尼泊爾、西藏的造型技藝傳播到內地，影響了元代整個藝壇。元代藏係佛像雖然承襲了尼泊爾風格，但是其面門已趨於藏化，同時融入了漢地的審美因素和表現技法。菩薩像上身均袒，下著裙，瓔珞顆粒較大。佛像面龐圓滿、肩胸寬厚、肢體突顯、衣紋簡潔。 第四節明清時期青銅器的發展 明清時期，青銅器鑄造技術有了很大提高，其中包括傳統的泥范法，以及春秋戰國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失蠟鑄造法，後者可以鑄造出幾十噸重的大鐘。這一時期的銅器無論是貨幣還是生活器皿，黃銅都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縱觀明清青銅器鑄造業，青銅製品的種類主要是貨幣、銅鏡及銅造像等。此外，白銅的生産也是不容忽視的。 一、明清時期青銅器概況 明代的青銅製品種類較多，有鼎、、鍋、盆、盆架、壺、爐、鐘、砝碼、墨盒、鑷、鉤、腰牌及宗教造像等。還常常表現出鎏金、鑲嵌等金屬細工的特點。明代青銅製品中重要明代·鼎的一類是宣德年間宮廷鑄造的宣德爐。這種爐在當時很受世人的重視，一直影響到清代以至民國，仿製品很多。存世宣德爐雖然不少，但被確認為真品的實屬罕見。 聞名於世的北京大鐘寺明成祖永樂年間鑄造的永樂大鐘，通高675米，重約465噸，在中國和世界都實屬罕見。此鐘音質極佳，據《長安客話》雲：“晝夜撞擊，聲聞數十里，時遠時近，有異它鐘。”在鐘體上還滿鑄楷書的佛教經文，約227萬餘字，字體個個端正嚴謹。大鐘是研究明代鑄造業的重要實物資料。 總的來看，明代的青銅器種類還是比較多的，除了生産罕見的大型作品外，也生産小件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墨盒、鑷子、鉤、手爐、盆與盆架等。在製作工藝方面有灑金、嵌金、銀絲、鏨金等多種技法，這時還出現了一批製作金屬器的名匠，如胡文明，張鳴歧等。 清代青銅器中銅熏爐之類的實用器較多，樣式也豐富多彩，製作精美，器外表常鎏金，還有的鑲嵌寶石和水晶。 二、明清時期的銅鏡 明代倣古銅鏡的銅質比宋、金好，質細，表面多呈灰白色，但沒有漢唐銅鏡的那種光澤。仿製的唐鏡多有銘文，內區大於外區；而仿製宋代銅鏡正好相反。明代仿製的唐鏡鏡鈕比宋倣要大；鈕頂大多被磨平，因為鑄造時銅汁從此孔道流入，冷卻後需要打磨才能平整。明代倣漢唐銅鏡，有的在裝飾上明顯具有本時代的特徵。如明倣昭明鏡的形制，去掉紋飾變為素鏡，再于鈕至邊緣的區間鑄上銘文；倣唐重輪鏡往往把中間的弦紋移到鏡子的邊緣，便於內區鑄上醒目的銘文；倣唐素圓鏡上也多添鑄銘文。
清代的仿製銅鏡比明代還要精細，而且數量也增多，並首次出現宮廷仿製的銅鏡。乾隆年間，宮廷內務府造辦處照本仿製了一批漢唐銅鏡，主要有倣漢“鳥獸規矩紋鏡”、“八乳禽獸紋鏡”、倣隋“十二辰鏡”、倣唐“瑞獸鸞鳥鏡”、“四神規矩紋鏡”、“雙鸞紋鏡”、“盤龍紋鏡”。清宮仿製的銅鏡，銅的質地為鉛灰色，鏡的正面仍然可以光亮鑒人。民間仿製的銅鏡，銅的質地為白中閃黃。清倣銅鏡，特別是宮廷仿製的銅鏡，大多照本模倣古鏡，大體上與原器的整體造型一致，但是棱角處分明，厚重壓手。清倣銅鏡只重形似，在裝飾上，常常添枝加葉或隨意變化。如倣漢銅鏡，不僅鏡體加厚了許多，而且鏡鈕鑄成很小的鼻鈕，圖案紋飾變形、走樣，實際上已經漸入于不倫不類。 三、明清時期的錢幣 明朝初期沿襲元代紙幣制度，從洪武年間就發行“大明通行寶鈔”，成為定制。明朝後期紙幣貶值，銅錢鑄造開始增多。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政權，鑄“永昌通寶”錢，分為小平、折五兩種，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時，鑄“大順通寶”等錢。明朝滅亡以後，明代藩王紛紛自立抗清，設官署，建年號，又各自鑄有許多錢幣，以永歷錢鑄量最大，傳世的較多。 清代的幣制以銀為本，錢為末，但是民間使用的主要還是銅錢。清軍入關以前就已經開始鑄造錢幣了，如努爾哈赤鑄“天命汗錢”、皇太極鑄“天聰汗錢”。入關之後，從順治開始歷代相沿襲，各朝部鑄造以年號為名的制錢，正面文字是年號加“通寶”或“元寶”，背面的文字則為滿文或滿漢合璧，分紀局、紀地、紀值，或星、月、圓點等。清朝政府除了在中央上、戶兩部設置了局鑄錢外，各省也允許設局鑄錢。白銀作為金額支付行使貨幣職能。咸豐年間鑄有當五、當十至當五百、當千的多種錢幣。清末，幣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機器壓制的銅幣取代了方孔錢，銀元和新式鈔票開始進入流通領域。咸豐元年(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起義，國號“太平天國”，建國初期曾鑄行“通寶”錢。咸豐三年(1853年)定都南京(後改天京)後，鑄造太平天國錢幣，版式繁多，背文為“聖寶”等字。
四、明清時期的金銅佛像 明代宮廷造像，尤其是永樂、宣德時期的宮廷造像，直接以西藏作品為模範，大多用紅銅失蠟法澆鑄而成，風格傳承、脈絡清晰，融入漢地的審美觀念和傳統的表現手法，只是細節方面更加舖張，浮雕珠寶密實鑲邊，曾經強調的兇忿形象已經淡化了。就形象塑造方面來説，明朝注重神情的刻畫，面部表現為男方女圓，略帶有漢族人物的造型特徵。菩薩佛母像多呈三折枝態，身上裝具製作精巧。蓮座通常是圓形或方形兩種造型，仰覆蓮瓣上短下長，束腰內收成銳角狀，主瓣之間露出底層蓮瓣一角，微微向上翹起。蓮座的上下層各鑲有一圈精緻的連珠，富麗堂皇。這些造像多為中央政府賜贈藏傳佛教各派高僧的禮品，一般都鐫有“大明永樂年施”、“大明宣德年施”的楷書陰文，對西藏金銅造像産生了重要的影響。明代嘉靖以後，特別是萬曆年間，漢地造像又獨盛一時，造型大多頭大身長、體態豐臃，傳世品較多。明代的漢傳佛教造像尤其是中早期的造像，比例較為適中，身軀飽滿且結實，線條簡潔流暢，豐腴而不虛，近人而不俗。像身胸、腹的起伏與平常簡單的外衣形成對比，富有整體感。 清代宮廷造像始於康熙年間，至乾隆時達到了高峰，不僅臨摹塑造了克什米爾、東印度帕拉、尼泊爾等風格多樣的佛像，還雕鑄了大量宮廷匠師設計的作品。這些造像大多在皇帝及章嘉、土觀呼圖克圖的直接參與下完成，臺座上通常有“大清乾隆庚寅年敬造”刻款、“大清乾隆年敬造”鑄款以及佛名、部屬等楷書陰文。清代的佛教造像的主要特徵是：銅質精煉，造型端莊，面相寬平，頰豐頤滿，彎眉細長，鼻高且直，寬肩細腰，衣褶線條如行雲流水，富有漢族的審美品味。另外，根據清宮的檔案記載：有的佛像並非宮廷所造，只是對進貢的佛像重新修整或刮去款識再加刻官款。菩薩像大多為漢式裝束，服飾貼體而輕柔，衣紋和衣飾的刻畫運用寫實的手法，真實感較強，但是在表現手法上卻顯得纖巧無力，缺乏藝術感染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