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他將一幢私宅連同一個大院子贈送給國家，自己搬進了宿舍樓。1960年秋的一天，蘇聯畫家斯托列托夫受全蘇藝術家代表大會委託，專程來杭州，授予父親“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證書，這在當時是很高的榮譽。那天正好下雨，父親就穿著平時的那套舊中山裝，足上一雙元寶套鞋，撐著油紙傘，出席在杭州飯店隆重舉行的儀式。斯托列托夫感嘆道：“見到了潘院士，他是如此誠摯善良的人，我們需要善良的藝術，由善良的人來創造！”讚揚父親“用處女般純潔的良心保衛和平”。父親的畫室，除了書櫥書櫃和一張大畫桌以外，也就是幾把藤椅，桌上擺的就是幾塊他從雁蕩山、黃山帶回來的石頭，墻上挂的是兩幅他自己的作品，和他老師弘一法師的書聯“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燈”。  我在兒時經常聽父親談起在人格風範上讓他敬佩的人，除了家鄉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經亨頤，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親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經亨頤是這所浙江文科最高學府的校長，人稱“強項公”，有“人格教育”的著名主張。他曾説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這碗清水發揮各種作用；而職業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無論什麼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浙江第一師範在“五四”期間與北京大學遙相呼應，成為江南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父親曾經跟我説，他在第一師範的時候，跟他特別要好的一個同班同學就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杭州學潮的領袖宣中華，後來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父親當時也積極參加了“五四”運動，他衝在隊伍的最前面，他的臉曾經被刺刀劃破……從一個健康、完整的人的意義來講，父親其實是個素質全面的人，他是一個可以做學問的人，也是一個可以領兵打仗的人。他只不過就是學了畫畫，所以在我看來，畫畫對於他來説也是偶然的。 李叔同在第一師範主教音樂和繪畫，除成立洋畫研究會外，他還組織成立了中國院校第一個以研究印學為宗旨的金石團體“樂石社”，出版印集，舉行春季大會，師生在一起交流、切磋印藝。李叔同倡導“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學生敬重的楷模。因此他的出家，是我父親一輩子不能忘記的事。關於李叔同的出家，我仔細想過，李叔同才情過人，心智堅毅，他對人生確是悟得通透。他在做人與為藝的關係上做的很徹底，義無返顧地選擇了個人生命的精神完善，生命的藝術“要透過佛法去實踐，去完成”。李叔同的行為的價值在於喚起他人的醒悟。歷來的宗教家都以自己的苦行和犧牲為世人示範，來驗證人類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但在現代和未來社會，宗教越來越難以為繼，連在寺院中也都難以找到一塊凈土。“上帝死了”，意味著人的解放，也預示了人在自我超越途程上的無助。現代化歷程徹底改變了人類的境遇，也改變著終極關懷的設問。今天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已完全離不開身處的現代語境。自我超越和精神的自我完成，已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或者為了完善自我，而是需要在宏觀的、宗教性的信仰問題上進行思考，在劇變中的社會和人的個體生存之間，找到具有普遍性的新的連接點。 我覺得父親不僅在書畫上獲益於經亨頤和李叔同，他從兩位業師的學問人品上獲益更多。後來我整理父親的畫論，開篇第一部分就是“藝術與人生”。父親有個觀點： 人生須有藝術。然有人生而後有藝術，故最藝術之藝術，亦為人生。 每讀至此，我都深有會心。父親一生，視美育為人類精神自我完成的重要一端。這是我父親給予我的先入為主的家教，這種初期教育影響了我的一生。李叔同也是把做人看成是比為藝重要得多的一個典型。舉凡繪畫、書法、金石、音律、詩詞歌賦、戲劇表演種種，他一學就會，什麼都會做，而且都做得挺好，他也沒把這些做得挺好當作是什麼大本事。他根本就沒把這看成是什麼大的才能，他就覺得這是應該的。但是他覺得做人更本質。這種思想對我來説是很重要的，從小到現在，我從來沒有把自己從事哪一種職業當成是根本的問題。和父親一樣，我也從始至今認為做人比做藝術更難，做人比做藝術更重要、更為根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