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的藝術教育，其實是在家裏面熏陶得來的，可那是不知不覺的。如果從時間之流裏明確切出一個界標，那還是1964至1968年在浙江美術學院附中的學習。 説起來，我考上浙美附中也不是特意努力的結果。當時，我讀的杭州第四中學（原杭州第一初級中學）是全省最好的初中，我完全可以升本校的高中部，考杭州最好的高中也沒有問題，所以我根本沒有必要去附中。但是我的圖畫老師一定要我去考附中，因為我在圖畫小組裏面是畫得最好的同學。他對我教得真是盡心盡力，當時學校裏面的石膏教具總共沒幾個，也就是立方體、圓柱體和伏爾泰等幾個頭像，還有一個維納斯。圖畫老師認為維納斯最難，其他人都不準畫，他認為只有我一個人達到能畫維納斯的程度。他希望我報名去考浙美附中，我不肯去，我覺得畫畫這種事兒，好像屬於成績比較差一點的才去考，我覺得不甘心！後來，這個老師去附中給我報了名，報名費五毛錢也是他出的，回來告訴我説：“我已經給你報名了！你還是去考一下吧，你考完了以後就是不去都沒關係。” 我記得考試是畫一個瓦罐，一個瓷盤裏面再放一根蔥。考試的時候，我的狀態特別好，特別輕鬆，完全是玩兒，我的那個瓦罐素描畫得特別好。瓦罐本來就醬油色的黑乎乎的，我畫得特別狠，整張畫畫得很重。我當時已經有這個感覺了，有點兒懂得畫畫要畫得重呀，畫得狠呀。考完了根本問都沒問，就是沒當回事。過兩天，附中的女校長就跑我家裏來了，跟我父親説：“潘先生，公凱考得非常好呀！他是第一名！聽説他不想上附中呀，想考別的高中。哎呀，就上我們的吧！我們還是很好的。”動員我父親來做我的工作。父親就和我商量：“要不然就去讀？如果你去畫畫，我也挺高興的。”這個事情我記得我思想鬥爭了兩三天。關鍵是當時我學理工科究竟學什麼自己也沒明確，一時沒了主張，這個時候有了學畫畫的機會，我有點茫然，而且在這樣的情況下再去考別的學校，我也有些抹不開老師們的面子。我就這麼糊裏糊塗地上了附中。 我在附中學畫的時候，曾經迷戀過19世紀末俄羅斯的油畫，像蘇裏柯夫、列維坦等等，特別喜歡謝洛夫，我覺得他畫得瀟灑，特別有靈氣。也喜歡柯勒惠支的素描和版畫，看著覺得特別過癮，喜歡她深沉的力量和對生命價值的獨特感受。在我家裏，還有一些德國表現主義風格的畫冊，是東德一位朋友送我父親的，我也很喜歡。當時，羅馬尼亞畫家博巴在浙江美院任教，他的油畫吸收了中國寫意精神，大筆觸，很整體，也用黑線。父親也喜歡他的風格，將他送的一幅大白玫瑰挂在畫室裏。我在附中的時候，也學國畫，不過是大家都學習的東西。我的素描成績一直很好，那個明暗調子、空間感，這種道理容易懂，一想就明白了，馬上就可以用到各種作業上去。我父親是根本不問我在學什麼，畫什麼。他對我的學習能力是十分信任的，根本就問也不問。後來我們在附中的時候，下鄉、下廠的時間越來越來多了，我們就在鄉下或工廠畫速寫。 附中的課堂學習，我不是最用功的，雖然成績一直很好。從小到大，課堂學習一直不是我的重點，因為我覺得功課好並不很難，而且是理所應當的，我的專注點還是在課外。我開始喜歡哲學，買了大學的哲學課本。這個時候我對於理想，對於自己今後需要承擔的責任、義務和困難已經有所準備了。 我們剛上附中的時候，三年自然災害剛過，大家總是吃不飽。我家裏的條件比較好，浙江省總共有三五個高級知識分子享受省級領導待遇，父親是其中之一，每個月有一輛三輪車拉過來，送點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堅決不回家吃飯，連禮拜六、禮拜天也不回家吃飯。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我絕對不能比同學們吃得好，但是幹活我絕對不能比同學們差，我的付出絕對不能比他們付出得少。就是説，我要求自己跟所有的同學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跑，而我必須比所有的同學做得好，這都是理所應當的。在附中我是第一次住校，以前都是住家裏，但是我對於獨立生活一點都沒有感覺到困難，而且苦活、累活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去幹，同學們不願意幹的事，我都幹。一般男同學的被子拆洗完了以後就縫不起來了，我就成了同學們當中縫被子的老手，我不僅能把被子縫得非常服帖，還會踏縫紉機補衣服。有同學生病了，總是我到醫院去照顧。我還給同學們理髮，到店裏買了全套的理髮工具，我的手藝在附中是出了名的。 因為相對於我準備承擔的責任、義務和困難來説，這些的確不算什麼。我甚至覺得自己的條件還不夠差，總想方設法地把自己的物質生活條件降低，讓自己吃苦，使自己獲得鍛鍊。這樣一種自我要求，恐怕真的跟我讀的那些書有關係。 在上附中前我已經讀了一些傳記，像《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列寧的青年時代》、《毛澤東的青年時代》。這些傳記能吸引我，首先是這些偉人是在為理想而奮鬥，為未來的美好社會而自我犧牲。在我印象當中，《馬克思的青年時代》前半本整個沒有講馬克思，統統在講時代背景，後來我明白了他交代這個時代的背景對馬克思的重要性，對於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在當時已有所感悟。《列寧的青年時代》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列寧哥哥的死，這是列寧走向革命道路關鍵的一個環節，也讓我意識到了革命的殘酷性。讀《毛澤東的青年時代》，當時我比較注意的是他在岳麓山怎麼去鍛鍊身體呀，下暴雨的時候到山上去跑步，以及他獨自一人不帶分文去做農村調查。 既然要為理想而奮鬥一生，既然國家和未來要交給我們，當然需要在身心兩個方面都有所準備，這一點我當時就已經很清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