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變化，可以反映一個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變遷。日前，浙江省統計局發佈浙江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七普”）分析報告。數據顯示，浙江常住人口數量居全國第8位，流動人口數量則高居全國第2位。

　　十年間，浙江對人口的吸納和承載力如何？就業趨勢走向何處？在一個個數據中，一幅橫跨十年的浙江經濟社會發展素描圖，勾勒成形。

　　人口增量居全國第二

　　浙江的人口增量，有點“驚艷”。同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下稱“六普”）相比，十年間浙江共增加1014.07萬人，年均增長1.72%，平均增長率比全國（0.53%）高出1.19個百分點。

　　這一增量僅低於廣東的2170.94萬人，居全國第二；人口總量則超越安徽和湖北，從全國第10位上升至第8位。

　　談人口變化繞不開經濟。浙江省統計局相關負責人分析，浙江GDP從2010年的2.74萬億元躍升到2020年的6.47萬億元，經濟社會持續穩定快速發展，人口流動更加活躍，持續向四大都市區和經濟發達地區集聚。

　　事實的確如此。從人口數據看，杭州、溫州、寧波、金華等地，人口總量排在全省前四；與2010年相比，杭州、金華、寧波和嘉興四個市，人口增速最快，分別為37.19%、31.50%、23.65%和19.98%。

　　作為經濟發展最具活力的沿海發達省份之一，浙江對人口具有強勁的吸納和集聚能力，2000年以來人口密度持續提高。2020年，浙江省人口密度達到612人/平方公里，比全國平均水準（147人/平方公里）高出465人/平方公里，是全國平均水準的4.16倍，位列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江蘇省、廣東省和山東省之後，居全國第7位。

　　而在由杭州、寧波、嘉興、湖州、紹興、舟山等六市組成的環杭州灣城市群，人口密度更甚。“七普”數據顯示，環杭州灣城市群人口總量佔全省的56.59%，人口密度達到786人/平方公里，比全省平均水準高出174人/平方公里。其中，寧波、嘉興兩市人口密度分別達到958人/平方公里、1275人/平方公里，成為人口高集聚區域。

　　“浙江沿海地區和浙北區域的人口集聚比較明顯。”浙江大學人口大數據與政策倣真（工作坊）研究基地主任米紅解釋，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良好的經濟發展水準，使得這些城市對周圍地區産生了較大的輻射作用。

　　5個常住人口中2個是流動人口

　　流動人口變化，折射地方發展動向。在浙江，這一群體數量逐年增加。2020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中流動人口為2555.75萬人，比2010年增加693.88萬人，佔常住人口的比重為39.58%，即每5個常住人口中就有2個是流動人口。

　　值得一提的是，與2010年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逐步提高，尤其是大學專科及以上高學歷人口，從2010年的45.3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146.8萬人，比重從3.91%上升到9.22%。

　　而從年齡結構看，省外流入人口多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比如2020年，1618.65萬的省外流入人口中，16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就有1411.35萬人。

　　“大量年輕人口流入，有效減緩了浙江人口老齡化速度。”米紅表示，浙江地處長三角，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省份，網際網路和實體經濟等産業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

　　這些省外流入人口都來自哪？超過一半集中在皖黔豫。數據顯示，2020年，浙江省外流入人口來源地居前三位的省份分別是安徽、貴州和河南，流入人口分別為313.88萬人、282.75萬人和246.59萬人，分別佔全部省外流入人口的19.39%、17.47%和15.23%。

　　那麼來浙江的人，都去了哪兒？杭州、寧波和溫州吸納的省外人口最多。得益於經濟體量大、就業機會多，2020年光這三個市就吸納省外人口863.20萬人，佔全部省外人口的53.33%。

　　人口有進也有出。2020年，浙江外出省外人口共236.22萬人，其中，溫州、台州和麗水三個市共有出省人口126.73萬人，浙南三市佔比超一半，溫州外出省外人口為72.45萬人，可謂一枝獨秀。

　　“浙江的流出人口多為‘投資式流出’。”米紅解釋，溫州有經商傳統，這些人積極走出去，活躍在國內外，造就了浙商、溫商遍天下的格局，也彰顯了浙江民營經濟的活力。

　　居民居住條件得到改善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隨著人口的遷移流動越來越頻繁，再加上婚姻觀念的改變和生育成本的提高，“單身貴族”和“丁克家庭”迅速增加，家庭代際關係簡化，“一代戶”佔據主導。

　　“七普”與“六普”資料對比顯示，浙江省“一代戶”比重上升迅速，從2010年的48.23%上升至2020年的58.86%。

　　“一代戶”成主流的同時，浙江居民的居住條件也在改善。2020年，浙江家庭戶的戶均住房面積為111.27平方米，每人平均住房面積為46.16平方米，住房面積較為寬敞。

　　“居住環境提升的背後，是流入人口對浙江公共服務水準的期待。”米紅説，如今，人們來浙江，已經從單純掙錢轉為家庭全面發展，因此浙江還要在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上發力，讓他們想來，更想留下來。

　　這些年，隨著浙江産業結構的優化提升，就業環境也發生了變化。“無論從就業人口結構變化，還是GDP結構變化情況來看，大體呈現一産降、二産穩、三産升的趨勢。”浙江省統計局相關負責人分析。比如，第三産業就業人口從2010年的1269.40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1957.00萬人，佔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從37.87%上升到50.74%，同期第三産業GDP佔比從43.56%上升到55.76%。

　　而在就業中，高學歷就業人口大量集中在杭州等大城市。以杭州為例，其以佔全省18.76%的就業人口數，擁有佔全省34.22%的大學本科學歷、56.98%的碩士研究生學歷和65.42%的博士研究生學歷就業人口。

　　“這和杭州的産業佈局息息相關。”米紅説，杭州等大城市集中了較多的高技術企業、新經濟業態企業，能為高學歷人才提供更多就業崗位，因此“馬太效應”明顯。

　　拉長坐標體系，這些人口變化，也彰顯著浙江經濟社會的變遷重構。

來源：浙江日報    | 撰稿：鄭亞麗    | 責編：俞舒珺    審核：張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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