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運河邊尋訪曹雪芹遺跡

據文獻記載，曹雪芹家在北京通州張家灣曾有田地和當鋪。1992年，曹雪芹墓葬石刻也正是在張家灣出土。在近年正式開園的張家灣公園內，設有一處“曹石印記”景點，大量的景墻、漏窗通過詩詞和鏤雕娓娓道來文學巨匠曹雪芹與張家灣以及大運河的故事。張家灣，這座運河邊的古鎮，因與曹雪芹的這段奇妙緣分，而匯入了經久不息的“京華歷史文脈”。

一

尋訪張家灣和曹雪芹家老鋪，是我多年來的一個夙願。

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新傳》中説，曹雪芹的父親曹“從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繼任江寧織造”。有關文獻顯示——當年七月，曹在《覆奏家務家産折》中説：“所存産業，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畝，張家灣當鋪一所。”

曹家祖上原屬正白旗旗主多爾袞的家奴，籍屬滿洲正白旗，其京中住房當在北京內城左翼——北起東直門內之南，南至朝陽門內之北；西起皇城根，東至東直門、朝陽門一線的城內。但曹家的“住所”具體在正白旗駐防地的哪條衚同，卻因泛指而難以尋覓了。位於前門大街東側的鮮魚口，與著名的商業街大柵欄隔街相望。它形成于明代，叫“鮮魚巷”——以附近商販從前門外護城的“泄水河”（後稱“三里河”）內打魚，拿到巷裏叫賣而得名。清代中後期，三里河的河水乾涸，鮮魚口發展成店舖相接的商業街。但“鮮魚口空房”，也因沒有具體門牌或所屬巷子而難以找尋。通州的張家灣呢？那所謂“典地”，即押給其他人家使用的土地，用以換取錢銀；議定年限，不付利息，到時還款，可收回原地，也稱“典押”。屬於京城內務府正白旗的曹家，在張家灣所開的“當鋪”，應該與京城當鋪的建築格局類似。

周良先生在《張家灣古運河上的三碼頭》一文中説：“元時，大運河北端碼頭設在通州之南高麗莊東運河西岸，因萬戶張謹督海運至此再行陸運至京師而名張家灣，郭守敬主開通惠河亦於此入白河（北運河）……永樂帝詔建北京以備遷都，其自江南採運之大批木材均運至張家灣儲存……中碼頭張家灣甚大，‘凡四方之貢獻與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於此，則市馬僦車以達都下，故其地水陸之會而百貨之所聚也’。”這是説，“張家灣”之名號，出於元代，並漸成聚落。明永樂年間，因營建北京，水運的糧食、建材物資及南北貨商、官宦、船夫水手等，雲集張家灣，使張家灣日益繁華。其後又因防範倭寇沿運河侵擾，修建張家灣城墻。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潞河水馬驛歸併張家灣，沿運河往來京城的商旅、官員、趕考的學子等均經張家灣，或留宿，或換乘車馬。當年，張家灣城內商舍多達30余家，有當鋪3家，其中一家便是曹家所開。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四十八回《濫情人情誤思遊藝慕雅女雅集苦吟詩》中，有隱説“張家灣”之語：“一日，黛玉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香菱和黛玉論説著詩句，香菱説：“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岸上又沒有人，只有幾棵樹，遠遠的幾家人家做晚飯，那個煙竟是碧青，連雲直上。誰知我昨日晚上讀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其中的“那日下晚便灣住船”，及“岸上又沒有人”等，指的顯然不是京城東便門大通橋附近，而更像是通州“張家灣”。

2021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女兒的陪伴下搭順路車到通州北關，又從手機上叫了“滴滴快車”。車東去南下又西行，在一個佈滿平房小院的老鎮子裏停了下來；只見右手路邊一個大院落，門旁挂的牌子是“張家灣村委會”。我走進院子，幾位胳膊上戴著紅袖章的大媽笑臉相迎，原來村委會正在此召開選舉會。我説起《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問起當年曹家的當鋪。大媽告訴我，沿街向前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向右拐，有大石橋，據説那裏有曹家當鋪。大媽又説，走完大石橋，你們再回到現在的這條路，然後一直向前走，那邊有曹雪芹的塑像和墓碑。

拐進橫向的街，向一位老先生問路，老先生指了指前方，説過了那橋，出了城門，左側有兩棵大樹，兩樹之間有當年曹家的當鋪。

街盡頭，從一道鐵柵欄口走下石階，就到了石橋邊。

橋下是深綠色的水，彎曲的兩岸荒草叢生，呈現原生態的跡象。在橋石欄的起始處，有傳説中的“龍生九子”之一的性好水神獸“八夏”（“八”和“夏”，均加“蟲”字旁）。它或建在橋下——傳説水位漲到其腹下，可將水吸入，可鎮水保橋；或為壇臺伸出的排水“龍首”——積水從其口中噴出，使其有了“噴水獸”之名。除此之外，其他龍子為：好聲的“蒲牢”，臥于鐘鈕之上（也有説，好音的“囚牛”，刻在琴頭上）；好望，坐落在中式房屋屋脊兩端的，叫“鴟吻”；好負重，馱石碑的是“赑屃”；好吃，配在食器鼎兩耳旁的，為“饕餮”；好訟事，舊時常見於監獄大門上的為“狴犴”；喜煙火，常見於香爐上的是“狻猊”；好殺伐，鑲嵌在刀劍吞口或劍鞘上的“睚眥”；龍的小兒，常見於宅院大門門環上的叫“椒圖”。

在唐代以前，民間河橋多用木材建造，其上配以朱紅梁欄；宋以後，河橋多易木以石，結構多為拱式環洞。眼前這座三孔聯拱橋的橋體，是由一塊塊巨石鋪就的；不過它已經沒有當年的平整形貌，而是凸凹不平，有的呈現著深深的車轍印跡——這顯然是數百年時空內重載貨車的留痕。石橋的那一端挺立著一段城墻，正對著石橋的是高大的城門洞。這段城墻和門洞，帶著復建的氣息；古橋上的石欄和石獅，看上去也感覺是近些年補建補修的。但這些，都遮掩不住巨石鋪就的橋身那蒼然古意。

城墻上有一塊由北京市文物局制的中英文説明牌，標名“通運橋及張家灣鎮城墻遺跡”——運通橋始建於明萬曆年間，位於大運河北端水路要津張家灣城南門外碼頭。因橫跨遼蕭太后運糧河上，俗稱“蕭太后橋”。石橋南北向，三孔聯拱，中券較高，內嵌碑記一塊。石板橋內外浮雕蓮葉形寶瓶圖案，別致罕見。橋北為張家灣鎮城墻遺跡。鎮建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四面設門，現古城尚存南面城墻遺跡……1995年公佈為北京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明神宗以“萬曆”為年號的48年期間，即西元1573年至1620年。以此計算，這運通橋至今起碼已建造了400年。

二

張家灣是與“蕭太后運糧河”聯繫在一起的。據《遼史》記載，蕭太后，名燕燕，漢名“蕭綽”，原為遼穆宗侍中（侍從皇帝左右）蕭思溫之女。穆宗遇刺身亡，蕭思溫與南院樞密使高勳等擁立耶律賢為帝（遼景宗）。耶律賢即位，進封蕭思溫為北院樞密史兼北府宰相，蕭思溫之女蕭燕燕以貴妃入宮；數月後，蕭燕燕被冊立為皇后。耶律賢患風疾，常不上朝，政事多由蕭皇后主持議決。耶律賢病故，其子年僅12歲的耶律隆緒繼位（遼聖宗）；蕭燕燕在耶律斜軫、韓德讓協助下，乙太後身份奉遺詔攝政。

當年宋、遼在白溝河、大清河一線為界對峙。民間流傳甚廣的楊家將——楊六郎楊延昭，曾任地接遼境的軍事重鎮高陽關（河北高陽東）副都部署（當地戍邊軍隊副總指揮）。

遼聖宗開泰元年（1012年），遼將南京（又名燕京）幽都府，改為南京析津府（西部為宛平縣、東部為析津縣）並增駐軍丁。為從遼東京遼陽府（遼寧遼陽）運送物資到南京，需將貨物海運到北塘海口（天津寧河境內），然後將船轉入白龍港河，再在七里海（寶坻境內）逆流進入潞水（當年，其上游為白嶼河），到達潞縣南的碼頭（即後來的張家灣），與通向遼南京的運河——蕭太后運糧河相匯。如果以遼聖宗的開泰元年（西元1012年）計，運糧河的始建期距今有1000餘年了。

以蕭太后為名的運糧河，起于遼南京（燕京）東門——迎春門（當今的廣安門一帶）；它逶迤東去，如今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但蕭太后卻以“明達治道，聞善必從”，完善科舉，吸收大批漢儒，減賦稅、勸農桑，及力主遼聖宗與宋真宗訂立“澶淵之盟”，使遼、宋之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大規模戰事而青史留名。

南京（燕京）是遼國的五京之一；除前面提及的東京遼陽府，其他三京為：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西京大同府（雲州）。

現如今，遼南京城坊巷圖和郊野村社河湖圖已難見；但北京西便門西南，依然矗立著始建於遼代的天寧寺塔——它高57.8米，為磚築實心密檐式八角塔。當年的遼西京大同府，如今的山西大同，有始建於遼代且規模宏大的華嚴寺；在其薄伽教藏殿，完整地保存著我國古代泥塑珍品——三十一軀遼代塑像。山西應縣木塔，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年）；它高67米，是我國現存最大和最高的木結構樓閣式佛塔。木塔內，陸續發現了遼代燕京（今北京）雕印的“丹藏”（以契丹文刻印的大藏經）佛經刻本。它填補了我國古代北方地區雕版印刷史的空白，是研究遼代佛教文化和歷史的珍貴資料。從燕京（遼南京）到大同府（遼西京），從永定河到桑幹河，我們可以透視到一條溝通久遠的文化帶。

參照明、清北京城街巷衚同圖尋找遺跡，當年的蕭太后運糧河河道在宣南的半步橋東，留跡大川淀衚同、小川淀衚同、平淵裏；又有説它臨近牛街的七井衚同、南橫街北側。它從後來建成的明山川壇（先農壇）之北流過，穿越後來被稱為正陽門大街（其上有橋名天橋）的街路，然後在明代建的天壇北墻之北、金魚池之南流到天壇的東北角外，向東南行，再拐向西南，穿過後來才有的左安門之西的護城河，流向東南的十里河。參照手頭的2014年北京交通旅遊圖尋跡，運糧河向東南去，流過老君堂，轉向其東北的西直河，流向東北的水牛坊、小魯店、大魯店，再入偏向東北的朱家垡（又稱胡家垡，“垡”又有“筏”之説），再經田府、大高力莊，流入張家灣。

這一天，我們所面對的，就是被許多人忘卻了的“神龍見首不見尾”全長約30公里的“蕭太后運糧河”啊！

三

走過城門洞，眼見左手邊的荒草叢中有兩棵相距十余米的高大古樹。不過出洞門所見更醒目的，是一座鐵欄圍起的石碑——便以為那是為曹家當年當鋪所立。走近發現鐵欄上有石碑説明，上寫：“敕建通運橋福德廟碑”。此處原有建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的福德寺，供奉“三官”（天、地、水三官）。此碑為艾青葉石制……縱刻楷書銘文19行。內文有“京師之路，西則盧溝，東則潞灣，為水陸綰轂”之句。潞灣為明時張家灣的別稱，將潞灣（張家灣）與盧溝河（橋）相提並論，非比尋常。説明牌上説，1958年，張家灣糧庫擴建，拆除福德廟。關於曹家當鋪的事情，只字未提，我們也就只能面對那兩棵古樹憑空想像了。

回到十字路口，按原路向前（此時已分不清東南西北）一直走下去。只見街路兩側斷斷續續有賣清真食品的攤位——其中有標誌性的“純綠豆饹炸饸”；此外還有排叉、糖卷果、白年糕、切糕、了花（蓼花）、麻花、糖火燒、江米條、硬面餑餑等等。腳步慢了些，但尋曹雪芹塑像和墓碑的心更切。我們一直走到縱向街盡頭，面對的是一條橫向路；再問路，説是向右拐再向前走，過一條馬路就是。靠近馬路，還沒過去就見對面的園子裏有一尊巍然的曹雪芹坐像；走近仰望，身穿大褂的曹雪芹似凝神思索，其右手橫執一支毛筆，左手扶在身前的腿上。坐像下的高臺，從左向右寫著“曹雪芹先生像”六個金色的字。雪芹先生的身後是泛染鵝黃淡綠的高挺樹枝，其下露出漢白玉的石欄。

我們又回到街中清真寺那邊去找曹家當鋪。文獻中記載，老北京城內的當鋪，有高臺階及木柵欄大門，其上挂字號匾額，左方豎既高又大的幌子。二門內的店堂，多為瓦房五間，內設高櫃檯。其後院，又分為金銀、珠寶、鐘錶、銅器、皮貨、木器、雜項等庫房；各庫房均有大木栓、大鐵鎖……但我們在清真寺附近卻尋不見這樣的建築。清真寺綠漆大門緊閉，上貼“疫情防控期間入寺須知”的告示，説明進寺者需要事先預約等等。沿著寺墻外繞行，可見綠琉璃的亭式建築和殿堂的大屋頂；巷子裏是民居的平房院落，沒有絲毫當鋪的痕跡。無奈折返，到張家灣博物館去瞻仰曹雪芹墓碑。

張家灣博物館建在樓房林立的“太玉園”居民小區中。

走進太玉園，比較寬敞的街道兩側樹立著連成排的木製框架外罩玻璃的宣傳牌，每塊牌的右下角都標注“張家灣”三個字的圖案；圖案下標注“張灣村黨支部村委會宣”。忽然想起來時那街的清真寺上，也有“張灣”二字。跟自小在通州長大的作家朋友求教，才知這“張家灣”和“張灣”是一個地方的兩種稱謂。張家灣村是張家灣鎮（或張灣鎮）所屬的一個村，其他屬村還有土橋村、牌樓營、燒酒巷村、大高力莊、皇木廠村、磚廠村等。當年的張家灣，指的應該是船運碼頭一帶的河；其後，河道兩側形成了村落，也就是張家灣村，再其後又發展成張家灣鎮。星移斗轉，村鎮變遷，河渠也會改道，或乾涸或流淌起它河之水。通州的朋友説，不僅野河是彎彎曲曲的，就是運河也並非直線；河渠多的地方，人們常常很難辨別方向。

宣傳牌上，有張家灣的文化、歷史沿革、圖片，還有曹雪芹的畫像及關於《紅樓夢》的情境繪畫等。一幅“上世紀30年代通州運河渡口行人過擺渡”的照片，可見彎曲的河道和岸上高大茂密的樹木，還有橫在河中的擺渡船。一張“上世紀60年代以前的張家灣通運橋”的照片，可見橋一端的城樓和城樓側後的成片平房，看樣子是從城外向城裏照的——這橋和張家灣河明顯在城樓之外。一張下注“張家灣地區古遺址”的“京杭大運河”圖上，可見我們已經看到的三孔古橋，還有城墻和城樓圍繞著的古鎮及古鎮裏的院落。只是，圖中的城墻和城樓是由張家灣河在週邊繞著的，而古橋是出了城門以後架在城外的河上的。再問詢通州朋友才知，我們從張灣鎮（張家灣村委會所在地）來到河邊，走過古橋，再走過城門洞，那長著兩棵大樹和荒草的地方及遠近的空曠處，應該就是當年的老張家灣村。恍然有悟，油然生出幾分“滄海桑田”的感慨。

一張“清代張家灣運河及碼頭全圖”，可以讓我們領略當年張家灣的地理位置：張家灣村的西側，有蕭太后河；其西南是臺湖，臺湖東南有涼水河。張家灣村西北，有梨園鎮，梨園之北有水從八里橋向東流至通州通惠河。當年，張家灣村之東南和東北是北運河的一系列碼頭，其中包括張家灣碼頭；這一連串碼頭是古北運河和古港溝河的船泊地。這些碼頭的東北有潞城，潞城東北有運潮減河和潮白河。可以説，當年的張家灣，與通惠河、蕭太后運糧河、涼水河、北運河、港溝河和潮白河相通，當屬水運繁忙的河津要地。怪不得當年往來于北京和江寧的曹家（或許就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會在張家灣置地産、開當鋪。

期盼著的曹雪芹墓碑照片，出現在宣傳牌上了。但照片上的字跡模糊，若非已經知道墓碑上的字為“曹公諱霑”，我可能認不出來。即便是這樣，我也只依稀辨出了一個模糊的“霑”字。

在宣傳牌的《曹石出土》中説：“在‘學大寨’的號召下，1968年秋，張家灣大隊平整土地會戰開始，並安排第四生産隊平整曹家墳及附近耕地。一日下午，幾名社員于一米深處，發現一塊放著的條石，都很奇怪。指導員讓人將石抬上地面，去了土；見正中現出‘曹公諱霑墓’五個大字，左下角刻‘壬午’2個小字，便告訴大家：這石是曹雪芹墓碑……”後來“在石旁挖出一具男性朽骨……便將碎骨隨土裝入小車簸箕，推到蕭太后河邊倒棄。當晚收工，指導員喚來堂兄將曹石抬上小車，推回自家，沖刷乾淨，依次用八開辦公紙于5大字2小字上，用鉛筆在紙上劃涂，得到6張拓片，至今在家珍藏。次年春蓋房將曹石用作後檐臺基。”從這段文字來看，曹家墓地臨近蕭太后運糧河。在民間，知道《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並不稀少；但知道《紅樓夢》的作者“名霑”，號“雪芹”的人，應該不多。不過在張家灣——曹家當鋪和曹家祖墳所在地，有村民知道“曹霑”，應該不算非常稀奇。爭議和疑問自然是有的，但無論如何，保留曹雪芹墓碑，對“紅學”和“曹學”研究都是一種功德。

一個宣傳牌上，以《張家灣文化——一石激起千層浪——大家灼見》為題，撰文説：“對於張家灣出土曹雪芹墓碑，在眾説紛紜之際，1992年8月26日上午，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先生和國家鑒定委員會委員、著名金石專家傅大卣先生來考察曹石……均借助放大鏡認真仔細觀察，不僅看正面，而且看反面、側面于字跡及其字口處察看尤為耐心細緻。傅老先生言，‘碑是真的，沒問題’‘正是有劃痕，才更清楚地看出字口是舊的’‘至於合不合碑刻的規矩，不是問題，説明這碑不是名人給立的’‘石刻是真是假，不在於它的大小好壞’。史老先生一針見血指出：‘研究石刻，不要絕對化’‘這是埋葬時臨時找塊石頭，急就而成，草草埋葬’‘這是一個墓誌類的葬石，或者叫葬志，此類葬志歷史上存在不少’。老先生深感曹石發現的重要性，情不自禁命筆揮毫賦有四首絕句，其一雲：‘石頭顯世見芹溪，字字斑斕望欲迷。讀罷懋齋懷舊句，河干葬志不容疑。’……9月24日、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名紅學家劉世德、石昌渝、鄧紹基、陳毓羆、王利器等老先生，先後來看曹石，俱認為曹石是珍貴文物，是紅學界一件大事。”

走過宣傳牌不久，向右轉，路的盡頭就是2018年9月6日開館的張家灣博物館。遠望就發現門前無人出入，走到近前只見大門緊閉，上貼因疫情閉館的通知。

張家灣，這水這橋這城墻這古樹和曹雪芹先生像及“曹公諱霑墓碑”，融會于蕭太后運糧河、北運河、通惠河及“運河灘文學”的北京歷史文化浪花中，匯入了經久不息的“京華歷史文脈”。

（作者：劉孝存，係作家、文化學者，曾任北京市地方誌學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