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大運河商業文化史研究

大運河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條黃金水道，它極大帶動了沿岸區域物資交流和商業流通的繁榮。與之相伴，運河稅收日益增多，構成了古代王朝重要的稅收來源。大運河的暢通，使沿岸區域逐漸形成了以大運河為商品流通主幹線的城鄉市場網路。大運河商業文化，就是經由大運河及其輻射區域內進行商業活動過程中所産生的文化現象。從漕運與商業的關係入手研究大運河商業文化，能夠凸顯貢賦體制與商業資本間的互動關係。以往關於大運河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漕運史和運河區域社會史，而若要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整體性研究，大運河商業文化將是一個很好的契合點。

元朝對前朝河道採用“棄弓走弦”、截彎取直的方法予以改造，形成了京杭大運河的骨架雛形。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逐漸成為漕運和商業水運的主幹線。漕運與京杭大運河商業貿易的特殊關係，大運河商業文化的歷史邏輯，以及圍繞京杭大運河商業文化所形成的江南、淮揚、黃運（黃河與大運河交匯地帶）、華北等幾個特定區域，是大運河商業文化史研究所面對的主要區域和領域。

就商業文化史研究而言，已有許多學者作出了不少值得關注的探索。加拿大學者卜正民沿著從交通到商業、從商業到文化的軌跡，探討明代商業及其社會影響的意義，交通系統的改進使得商品流通變得更為便捷，並形成官僚等級體系與商業貿易相結合的特定商業文化。美國學者曾小萍提供了一個內生型商業實踐的案例，在某些邊緣地帶以商業傳統著稱的地方，商人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利用契約傳統、親屬關係、商業習慣等，去挖掘尚待開發的資源，並組建合作商業組織、進行制度建設，其中“商人倫理”的作用需要認真審視。此外，古代商業實踐中形成的“夥計制”等一些新的制度創新，聯結上層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紳商，恰好為儒家思想轉化為商業倫理提供了某種可能性。同時亦可看到，在明清商業實踐與制度演進中，即使發生如科大衛所説的“商業革命”，固有的觀念、民俗和行為方式始終是一種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存在，呈現了堅韌的歷史延續性。可見，所謂商業文化，包括商人倫理、商事習慣、契約傳統、商業民俗信仰等一整套文化模式。

運河商業文化更帶有其特定的歷史、地理、區域社會文化特徵，其主要表現就是運河商業文化與漕運不可分割的制度性聯繫。對漕運史的研究也充分揭示了這一點。日本學者星斌夫關於明代漕運的研究表明，官吏從私商手中購買稻米以彌補漕糧定額，造成了漕糧的逐漸商品化。黃仁宇也闡明瞭明代漕運與大運河商業文化之間的關係，認為漕河上的商品運輸以北方為主要去向，因為北方主要是買方，而南方則主要是賣方，所以這種貿易是不平衡的。李文治、江太新發現，道光後漕運改制，漕糧海運比例增加，再加上黃河改道、京畿食糧通過商品糧運輸得到部分解決等因素，大運河漕運和商業貿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改變。

京杭大運河每段河道並不具備共同的特點，而且其與自然河道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匯連接，這為不同區域與大運河的互動留下了地方性實踐的空間。不同的運河區域，其商業文化的形態也有所不同。比如，王振忠的研究顯示，徽商在淮揚地區的聚集，促進了當地商業的發展，形成了團、場、壩、市、鎮等多層次的市鎮類型；而許檀對華北地區運河城市的商業規模、市場網路以及市場層級作了詳細分析，指出一批商業市鎮尤其是設有稅關的商業城鎮，成為以轉机批發貿易為主的流通樞紐城市。

以上三個方面的研究都突出了商業文化對於京杭大運河歷史研究的意義，從不同角度關注了漕運與商業文化密不可分的聯繫。在此基礎上，如果要拓展京杭大運河商業文化史研究，還需將漕運史、商業文化史和區域社會史結合起來，進行整體史的研究。

以漕運與商業文化的關係為主線，來闡述大運河商業文化中的貢賦體制與“商業資本”的互動關係。為此，可從貢賦體制下商人依附性和反抗性群體性格的矛盾統一面相，探索商業實踐過程中商幫制度倫理的形成。以大運河串聯起來的眾多商業市鎮為線索，探討它們的形成過程、發展歷程與商業功能。運河鈔關是國家與地方的稅收機構，其所徵稅種、稅額的不同表明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可從商業史角度分析商品流通、構成、消費等情況。商業民俗是大運河民俗文化的精華所在，它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産物，涉及與商事活動有關的民俗現象，如劉猛將、金龍四大王等運河商業神明崇拜，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運河區域社會一體化的黏合劑。

將商業文化納入大運河區域社會史視野下。在美國學者施堅雅“區係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探討其區係空間體系，即由區係論可以解釋區域市場體系的社會邏輯，即市鎮作為中間結構，連接了貢賦體制與市場，整合了稅收、軍事防衛與地區商業供求關係，最終將市場體系與運河商業民俗“信仰圈”等結合起來，從而進行整體史的研究。大部分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和經濟人類學的學者，都將施堅雅的基層市場體系和區係論的理論取向，劃為經濟人類學中的形式主義學派，認為其基本的理論前提是經濟人理性最大化假設，筆者認為其實不然。且不説施堅雅沒有參與經濟人類學中的形式主義和實質主義的論爭探討，單就基層市場體系和區係理論本身而言，實際上是對中國社會的某種實質論分析。基層市場體系不僅僅是一個貿易體系，還是一個社會體系、市場社區，舉凡行會、秘密會社、廟會、宗族等組織，均在市場社區空間中活動。區係理論，則在研究單位上突破了行政區劃的窠臼，且探討了官府治所設置和貿易體系、賦稅徵收的關係，即封建王朝在容許商人通過長途貿易逐利的同時，還通過貢賦制在總體上榨取農業剩餘和商業利潤。

將“大運河商業文化”作為一個富有解釋意義的概念，不僅能夠凸顯劉志偉所説的“貢賦經濟”對王朝國家的意義，還能發掘民間商業資本的貢獻，更有助於全面地對中國社會經濟史作出整體解釋。比如美國人類學家葛希芝的“二重生産方式”理論，即貢賦式生産方式和小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正是通過親屬關係，通過階層間的人際關係，通過把貢賦生産方式的準則強加在私人關係上以及在公眾關係中摻入市場準則的意識，還通過兩種生産方式在同一生産者範圍中的共同基礎而聯結起來，並且時常處於矛盾的狀態中。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解釋紳商既依附官府又追求商業利益的矛盾性格，有助於解決商人倫理無法超越官府控制與民眾自治時代矛盾的問題。

我們希望，未來對大運河商業文化史的研究，可以立足中國本土實踐，徹底突破“西方中心論”藩籬，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構建新的運河文化和運河區域社會史的解釋體系，塑造更有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意義的史學研究話語體系。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04日 06版）

作者：張佩國 周嘉（分別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長聘教授、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