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舉行 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聯盟成立

原標題：第二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舉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聯盟成立——找準民生落腳點，讓運河永遠造福人民

12月18日，第二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智庫峰會在宿遷舉行。會議以“共同保護好大運河，建設致富河幸福河”為主題，邀請數十位來自大運河沿線8省市的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共商更好“保護、傳承、利用”大運河之策，共謀“使運河永遠造福人民”之本。“希望能夠通過峰會的舉辦以及聯盟的成立，真正為推動建設一條致富、幸福的大運河提供持續發展的強力引擎。”江蘇省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院長，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院長夏錦文説。

峰會還成立了含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山東濟寧市運河文化研究院、淮北師範大學大運河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等20余家單位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聯盟”。

走在前：率先探索建好江蘇“樣板段”

與會專家紛紛指出，江蘇在高品質、系統化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方面發揮出了“做表率”“走在前”的示範引領作用。

在相關法規條例制定方面，江蘇率先出臺了我國第一部關於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地方性法規——《江蘇省人大常委會關於促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決定》，隨後又制定出臺《江蘇省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編制完成《江蘇省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保護規劃》。此外，據江蘇省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研究中心主任、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國家文化公園研究分院辦公室主任姚秀利透露，自2019年以來，徐州、淮安、鎮江、蘇州、泰州等設區市“實施規劃（或方案）”也已相繼編制完成。

在相關智庫設立和智慧力量匯集方面，江蘇依託省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以及時回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放眼國際學術前沿，圍繞《全省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工作要點》，牽頭大運河沿線城市高品質推進新時代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

在重點項目建設和活動落實方面，江蘇依然積極走在前列。揚州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姜師立舉例説，江蘇通過實施南水北調東線源頭水質保護工程，規劃建設了1800平方公里的江淮生態大走廊；成功舉辦了兩屆江蘇省大運河文化旅遊博覽會和運河文化嘉年華活動；省內各運河沿線城市舉辦的世界運河城市論壇、運河保護論壇、江南運河文化論壇等接連不斷。再加上各類文旅基金設立、出版工程實施、大運河博物館建設等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項目落地，都充分體現了江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積極走在全國前列的目標追求和成效。

補弱項：積極應對現存不足和現有挑戰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專家們也指出了現階段運河遺産整體保護與利用、運河水運功能的創新性延續、運河文化展示體系整合與提升、運河沿線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不足以及所面臨的現實挑戰。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譚徐明指出，隨著社會和經濟形態的改變，運河沿線廢棄的各個時期的水利水運工程較多，很多運河水道在斷航後被侵佔，沿線的相關文物和遺産保護面臨諸多問題。對此，她重點提出了“統一遺産標識體系”的建議，提議通過設立統一樣式的里程碑、文物標識和遺産點簡介等，強化人們的保護認知。同時，可考慮以運河水道、閘壩樞紐保護為核心，將運河歷史水道與現代河湖連通，形成鄉村、集鎮水路網，以繼續發揮其水利、水運功能，帶動鄉村振興。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田伯平立足交通視角，認為運河完善了水運網路，改變了生産力佈局，促進了城市發展。因此，他建議通過賦予運河古道新的水運功能的方式，永葆運河文明生生不息。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朱光亞借中國實踐理性與西方工具理性的對比，提出在對大運河文化帶的展陳中，要建立科學求真基礎上的考古和歷史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展開新的歷史詮釋，切忌形式主義和文牘主義。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講師胡夢飛以大運河山東段的現狀為例，講述了城鄉建設擠佔河湖生態空間，部分河段濱河、濱湖濕地淤積和退化，現代化的工程處理導致運河原有水系環境、兩岸古跡遭受破壞等問題，提出打破區域及條塊分割，建立統籌協調機制，以共同推進河道治理，保護運河生態環境。

抓本質：做好做實“人民的幸福河”文章

揚州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李廣春表示，從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傳承利用保護好大運河文化，到2020年11月份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大運河時提出“運河是運河兩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可以深切領悟到，關於大運河的一切保護、傳承和利用，最終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這其中，既要有充分考慮需求與供給、投入與産出問題的經濟思維，以更好滿足兩岸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又要有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不斷推進實現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效益思維，以保證文化走得更久更長遠；還要有市場的辦法，激活更多元的參與主體的建設熱情，從而真正實現文化與經濟社會建設的相生相融，讓運河永遠造福人民。

圍繞如何切實落實好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這一具體的保護傳承利用舉措，當天峰會特設專題報告環節。其間，胡夢飛和姚秀利均提出，要精準把握“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概念內涵。胡夢飛認為，區別於“國家公園”主要側重於對自然景觀的保護，“國家文化公園”更多是側重於保護人文景觀以及人類社會所創造的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産。姚秀利認為，在實際的規劃與建設中，運河沿線各城市應遵循“分區分段、分類施策”的辦法，因地制宜地將本土特色“文化資源”有效轉化為集提供服務功能、服務場景、服務內容于一體的“公共文化空間”，賦予人民更有獲得感的文化體驗。

姜師立也提出，要將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建設與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一要建立跨地區的協調聯動機制，完善管理體制，強化對各條線資源的整合力度；二要通過專項立法，嚴格落實好“保護第一，生態優先”的原則方針；三要處理好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密切關係，堅持兩規合一和多規銜接，積極探索出保護傳承利用大型線性文化遺産的“江蘇模式”；四要堅持文旅融合，建設千年運河品牌，打造世界旅遊目的地，讓運河物質遺産和非物質遺産交相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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