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漂來的城市：明清時代的大運河與北京

京杭大運河是世界文化遺産，以杭州為起點，以北京為終點，全長1797公里，自南而北溝通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古代修建大運河的主要目的是把物資從南方運到北方，而我國地勢北高南低，如何利用人工河道把大量物資從地勢低的南方往地勢高的北方運送，我們的祖先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他們利用沿線的河流、湖泊為大運河提供水源，同時在大運河上修建了很多的閘、壩以及各種配套工程，逐級提升水位。可以説，大運河是人類工程的奇跡，是中華民族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奇跡，也是中國古代科技成果集中展示的地方。

大運河開鑿之後，有效地保障了國家的統一和南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被譽為是政治之河、經濟之河和文化之河。作為明清時期國家首都的北京，更有從中受到巨大的滋養，甚至有“北京是大運河上漂過來的城市”的説法。

倪玉平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商稅研究及其數據庫建設”項目主持人。出版有《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清朝鹹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等學術著作，發表論文數十篇。

明代重建北京城

北京作為城市的歷史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西元前1045年起，北京城為薊、燕等諸侯國的都城。秦漢以來，北京地區一直是中國北方的重鎮，名稱先後稱為薊城、燕都、燕京、大都、北平、順天府等。五代遼金時期，北京地區的地緣環境發生很大的變化。此前北京一直處於中原王朝的邊緣地帶，而且是中原王朝與遊牧民族的交界地區，城市職能以軍事為主，加之經常成為戰場，經濟和商業並不發達。西元938年，遼朝以北京為陪都；西元1153年，金朝以北京為中都，北京的城市職稱發生重大變化，城市地位大為提高。

元朝定都北京並稱之為大都，當時城市格局呈長方形。元大都經濟繁榮，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元末農民起義，朱元璋派徐達北伐，率軍攻下大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考慮到已經選定南京作為首都，而大都的建築規制遠超南京，會在事實上形成“僭越”，朱元璋改大都為北平，並下令拆毀宮殿。時任工部郎中的蕭洵奉命到北平巡視，他目睹了元故宮的美麗深邃、流輝溢彩，並在《元故宮遺錄》中做了如下記載：“凡門闕樓臺殿宇之美麗深邃，欄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峰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一何盛哉！”

後來，駐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通過靖難之役，從侄兒建文帝手中奪取了帝位。考慮到北京的戰略地位，“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明太宗實錄》卷一八二），最終於永樂四年閏七月（1406年），朱棣下詔從次年開始重新修建北京城。

修建北京的工程得到了全國的大力支援。永樂四年朝廷下詔從全國徵集木材和磚瓦，“分遣大臣採木于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山西”，“督軍民採木”；命泰寧侯陳珪、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磚瓦造”。同時從全國各地調集工匠和軍士，“命工部徵天下諸色匠作”，“俱赴北京聽役”。明朝甚至還從國外徵集能工巧匠，徵“交阯（越南）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至京”（《明太宗實錄》卷七一）。

興建北京城耗費巨大。為將湖南一帶的木材運至北京，朝廷派“十萬眾入山辟道路，召商賈，軍役得貿易，事以辦”。修建皇宮所需的磚瓦，“在外臨清磚廠，京師琉璃、黑窯廠，皆造磚瓦，以供營繕”。永樂六年（1408年），朱棣“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自南京抵北京，緣河巡視軍民運木造磚”（談遷：《國榷》卷一四），對運輸和工程進度進行監督。《利瑪竇中國札記》也記載：“經由運河進入皇城，他們為皇宮建築運來了大量木材、梁柱和平板…這樣的木排來自遙遠的四川省，有時是兩三年才能運到首都。其中有一根梁就價值三千金幣之多，有些木排長達兩英里。”可以説，通過大運河的溝通連接，大量建築材料和人力資源源源不斷輸入北京。

從永樂五年（1407年）開始至永樂十八年（1420年）結束，修建紫禁城和擴建北京城的工程得以竣工。同年十一月，朱棣“以遷都北京詔天下”，次年正月“奉安五廟神主于太廟。禦奉天殿受朝賀，大宴”，“大祀天地于南郊”，標誌著北京再一次成為中原王朝的首都。

為了不超過南京城的規模，朱棣把元大都北城墻向南縮小五里，棄用安貞門、光熙門，新建德勝門與安定門。朱棣這次營建紫禁城，還為整個北京城確立了一條由北而南的中軸線。原來環水而築的金元皇宮，改稱“西苑”“西海子”，作為皇帝的避暑行宮。明世宗時，又在“西海子”上建造起南北兩座漢白玉橋，南面蜈蚣橋之南為“南海”，北面的金鰲玉橋之北為“北海”，兩橋之間的狹長水面為“中海”。明代最初的北京城基本上是正方形，嘉靖時期，在北京內城的基礎上修築外城，使北京的佈局情況變成“凸”字形。清代的北京城沿襲明代格局，基本未作改動。這座全新的建築群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結晶，也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

北京通州的大運河遺跡資料圖片

運河與北京經濟

中國古代有修建運河的悠久歷史。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修邗溝，以實現爭霸目的。隋煬帝以洛陽為中心，修建了東西走向的隋唐大運河。因為隋朝的滅亡與此直接相關，唐代詩人皮日休還特意寫詩《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元朝建都北京，元世祖忽必烈為加強控制和方便從南方徵集物資，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派郭守敬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經過一年的時間，最終完成全部工程，定名為通惠河，京杭大運河的框架最終確立。

為保障北京的交通便利和糧食供應，在修建北京城時，明廷也開始著手疏浚河道。永樂九年（1411年），朝廷重修會通河和通惠河。運河開通後，交通便利，來自全國各地的商船大都通過大運河進入北京，甚至遠達廣州的商品也能出現在北京的市場上，“萬國梯航，鱗次畢集，然市肆貿遷，皆四遠之貨，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明代北京重新恢復了全國商品集散地的地位。（謝肇淛：《五雜俎》卷三）

伴隨著物資運送，大量的人口也由南往北遷移。“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于慎行：《榖山筆塵》卷一二），這些外來的人口，或是從事私營手工業，或是外地商人，極大促進了北京社會經濟的發展。正統年間，明廷規定“原籍千里之外不能還鄉者，許各所在官司行原籍官司照勘，原係軍民匠籍，照舊收附”（《大明會典》卷二十），大批的外來人口便附籍于北京。正統十三年（1448年），北京城市人口已達到96萬，若算上順天府所轄各縣，人口已突破219萬。

這一時期的北京城，市場按專業進行分工，有米市、羊市、豬市、果子市、糧市、煤市、花市、油市等等。由於北京盛行“前店後坊”的經營模式，因此還有許多同行業的作坊集中于一個地點，形成了帽兒衚同、當鋪衚同、棺材衚同、錢市衚同、煤鋪衚同等專門的衚同市場。

北京是文化中心，城內有大量官員、文人和參加科舉考試的考生，對書籍等商品有很大的需求，書籍由此成為北京市場上的重要商品，“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于他處耳。”北京書市平日裏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辰門之西”，因為該地區是朝廷衙門集中所在；每逢會試時，則“列于場前”，供來京考生購買。（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甲部·經籍會通四》）

隨著生活水準的提高，北京市民養花之風盛行，花卉也成為明代北京的特色商品。每至四五月時，“市上擔賣茉莉，清遠芬馥”，即使在冬季，花商仍“盆盎種丁香花，花小而香，結子雞舌香也”。由於“丁香花不堪翦佩”，茉莉花是北京市民普遍喜歡的品種，“雅客以點茶，婦人以耀首，為用百端矣”。（史玄：《舊京遺事》卷二）全年任何季節，商場上都有鮮花出售。鮮花點綴了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

清初入關，經過一系列的政策調整，北京從明末的戰亂中恢復過來，城市得到穩步發展。康熙二十年（1681年）時，北京地區人口已達164萬餘人。到了十八世紀，北京城市人口進一步增加。法國年鑒學派大師布羅代爾認為，當時北京城市人口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倫敦。他引用馬加良恩斯神甫的話：“這座城市居民數量之多，我不敢説出確數，説了也無法相信。舊城和新城的每條街巷，無論大小，無論位於中心還是僻處一隅，莫不住滿了人。各處人群之擁擠，我們歐洲只有集市上和宗教遊行時的盛況差堪比擬。1793年北京的面積遠不如倫敦，但人口是倫敦人口的二到三倍”。（布羅代爾：《15—18世紀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一卷，第664頁）人口增加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樣也帶了巨大的消費能力，促進了商業發展。

隨著分工的精細化，形成了以市場商業買賣為主導的城市功能區域。崇文門外商業街區是行業較集中的地方。這裡中藥棧多，藥鋪主要是門市零售，而藥棧是藥材的大宗批發，不做零售買賣。與藥棧相似，酒市也在這一區域。不論大飯莊、小飯舖還是酒缸等，都到崇文門外大街來躉酒。五金行大多數也集中在崇文門外一帶。還有專業批發的糧食市、菜市、果子市、騾馬市等專業市場。當時的諺語稱：“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首善之區，求名利者，莫不雲集。首都城市對人的吸引力是無限的。“北京控制著整個帝國的資源，既輸入了貨物也輸入了人。輸入的貨物有金、銀、銅、珍珠、玉石、精美絲綢、瓷器、皮毛、貴重藥材當然還有武器和糧食，全都流入京城。”（韓書瑞、羅有枝：《18世紀中國社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專業市場的形成並且專營批發業務，説明當時北京城的商業發展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清代北京每逢會試之時，各地數萬考生聚集于京，這些人有著巨大的消費需求，極大地刺激了北京商業的發展。“京師買賣，逢鄉試會試年尤盛”，“休言刻下無生意，且等明春會試來”。（得碩亭：《草珠一串》）很多北京的居民做起出租房屋的買賣：“每春秋二試之年，去棘闈最近諸巷，西則觀音寺、水磨衚同、福建寺營、頂銀衚同，南則裱褙衚同，東則牌坊衚同，北則總捕衚同，家家出賃考寓，謂之狀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輒遣妻子歸寧以避之。”通過給出租房起一個吉祥的名字來獲取額外的利益，是一種相當高明的做生意手法。每當此時，“東單牌樓左近，百貨麕集，其直則昂于平日十之三，負戴往來者至夜不息。當此時人數驟增至數萬，市儈行商欣欣喜色”（震鈞：《天咫偶聞》卷三），商人們大獲其利。

明清時期，運河沿岸的八個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萬~400萬石的糧食（漕糧），供皇室親貴、官員、百姓、兵丁等食用。漕運對於北京的城市發展具有重大意義，除了穩定供應北京糧食，還攜帶其他商品至京貿易。乾隆年間，允許漕船回空時攜載黃豆、瓜果、麥子等農作物，每條漕船的運載量上限為60石，雍正七年（1729年）時增至百石，嘉慶四年（1799年）增加為150石，這些攜帶的貨物（土宜）都是免交關稅的。同治五年（1866年），進一步規定回空漕船可以攜帶成本銀500兩的貨物。從南方運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棉布、絲綢、茶葉、木材、紙張、瓷器、鐵器等；從北方運回南方的則主要是棉花、幹鮮果品和土宜。清代每年有6000多條漕船行運，由此不難想見，當時每年在運河上往返商品的數量之巨。

除了漕運，運河還要運送一些特殊的貢品。鰣魚、楊梅和枇杷等江南新鮮物品，是明皇帝與宗室最喜歡享用的食品，運送的船隻稱為貢鮮船隻。清朝的嘉慶皇帝也非常喜歡吃檳榔。貢鮮船在運河上行走時，不限時間，船到即須啟閘。另外，朝廷每年還要從雲南往北京輸送大量的銅，以製成銅錢供百姓流通，這些船隻的數量也非常多。

明清時期，南北經濟交流頻繁，京杭大運河是全國最主要的商品流通幹線。明代全國八大鈔關中，除九江關為長江關外，其餘七個均設在運河沿線，從北至南依次為：崇文門、河西務（清時移至天津）、臨清、淮安、揚州、滸墅、北新。天啟年間，運河七關商稅每年收42萬餘兩，佔八大鈔關稅收總額的90%左右。清代商稅收入進一步增加，運河沿線各關的稅收已增至140余萬兩。關稅大致按商品價值的2%~5%徵收，由此也可倒推清代商品貿易的總量。

清代北京有四個稅關：崇文門、坐糧廳、左翼和右翼。崇文門稅關的地位非常重要，照例由大學士或協辦大學士兼任稅務監督。崇文門所收關稅以茶、酒、煙、布等商品為大宗，數量常年保持在30萬兩的水準。位於通州的坐糧廳也很重要，“悉係南來貨物及糧麥豬酒等稅”（《明清檔案》，檔案號A97-118），主要根據貨物的價值，分為落地、起京計數科稅。如果貨物在通州地區銷售，會徵收貨物價值的8%；如果運往北京，稅率為3%。1776年，朝廷更改坐糧廳的稅率：谷米按石徵稅，牲畜按數量徵稅。左翼負責北京東部安定、東直、朝陽、東便、廣渠、左安六門的稅收，右翼負責北京西部的德勝、西直、阜城、西便、廣安、右安、永定七門的稅收。除徵收商稅外，左右翼還徵收北京東部和西部的房地稅銀（房産交易稅），每年稅收各有數幾百兩至千余兩不等，由此也可直觀感受當時北京房産交易的盛況。

工人在京杭大運河通州段乘坐快艇（2019年攝）新華社發

大運河與政治、文化

康熙南巡和乾隆南巡是清代政治史中的標誌性事件。兩位皇帝先後共12次南巡，對於穩定江南政局，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南巡跨越直隸、山東、江蘇、浙江四省，往返的水陸里程3000余公里，每次歷時都在100余日。康熙、乾隆南巡過程中，都以視察民情、治理河道為重要目標。為了籠絡江南士人，彌合民族矛盾，康熙十八年（1679年）、乾隆元年（1736年）曾分別舉行了博學鴻儒與博學鴻詞，以促進滿漢統治階級合流。除了在北京開特科，康熙和乾隆皇帝還多次在南巡時召試諸生，給予功名，對於江南士人認同清王朝的統治，同樣發揮了一定作用。

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的朝廷政令通過大運河，快速向南方各省發佈，南方大員也經大運河把治理資訊源源不斷向中央輸送，大運河成了政治統治的有力紐帶。“東南之地河道繁多，例設水驛”，設水驛最重要的目的是“奏贖、公文俱歸遞送，欲使之從速而不至失誤也”（《清朝續文獻統考》卷三七五）。江蘇、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等省的水路四通八達，均設船以供差使。軍隊是維護王朝統治的柱石，運河是明清時期調防軍隊的重要通道，尤其是派軍隊前往江南地區，運河一直是首選。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規定，“出征官兵及駐防外省官兵，由水路前往者，按人數撥給船隻”。（《大清會典事例》卷六九五）

大運河對中外交流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明清時期，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利瑪竇從南京坐船沿運河前往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城市，留下了《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日本、朝鮮也有許多使臣、官員、商人從杭州前往北京，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鮮官員崔溥，他從杭州到北京，回到朝鮮後寫下了《漂海錄》，其中有許多關於運河的記載。大航海之後，西方人不斷來到中國，大多經由大運河與朝廷進行交流。荷蘭使臣約翰·尼霍夫，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斯當東、阿美士德等人經運河返回南方出海，大運河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荷使初訪中國記》《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阿美士德使團出使日誌》等，成為今天研究中外關係以及大運河的重要史料。

大運河與明清時代的文化藝術繁榮也密不可分。中國古典小説“四大名著”都和運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施耐庵是江蘇人，他在江陰寫出《水滸傳》，最後死於淮安，這些地方都是運河上的重要城市；而《水滸傳》所描述的水泊梁山，也是大運河的重要水源地。《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是山西太原人，但長期往來于江浙一帶，尤其是蘇州、杭州。《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出生於淮安，從小在運河岸邊長大，川流不息的運河和四方交匯的風土人情，為他提供了創作的源泉。《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和大運河關係更為密切：他的祖父曹寅擔任江寧織造兼兩淮鹽運使，曹雪芹在江南度過了很長時間的錦衣玉食生活。後來家道變故，曹雪芹經運河回到北京，在饑寒交迫中創作出了不朽的名篇。此外，明清時期的很多小説也都受到了大運河的影響。《三言二拍》描寫了很多運河沿岸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故事；《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門慶就是生活在大運河沿線的清河縣。

大運河也是當時的客運之河，大量的文人墨客通過運河進京趕考、謀求生活，他們的所見、所想、所思都通過詩詞歌賦、雜記日誌等形式作品保存下來。《熙朝新語》卷七記載：康熙八年（1669年），浙江德清蔡狀元啟僔京趕考，經過淮安山陽縣時，科舉同年的山陽縣令拒絕接見，令門人“查明回復”。次年蔡啟僔高中狀元，特意作詩：“一肩行李上長安，風雪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更巧合的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蔡啟僔的侄兒蔡升元也高中狀元，於是又有詩：“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間兩狀元。”一時成為美談。

《姑蘇繁華圖》局部資料圖片

大運河滋生的藝術作品也非常多，尤其是徐揚的《姑蘇繁華圖》（又稱《盛世滋生圖》），用了24年的時間才得以完成。全畫長1225釐米，畫有人物12000余人，房屋建築約2140余棟，橋梁50余座，船隻4百餘，商號招牌2百餘塊，描繪了乾隆年間蘇州的繁盛，被認為是繼《清明上河圖》之後的又一傳世傑作。

大運河的開鑿，有效地保障了國家統一和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被譽為政治之河、經濟之河、文化之河。回顧北京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京杭大運河為明清時代北京的繁榮作出的不可磨滅貢獻。當然，明清時期的北京主要是商業性、消費性的城市。正如利瑪竇所説：“人們説北京什麼也不生産，但什麼也不缺少。”大運河的存在是依附於北京作為都城的需要而存在的。一旦北京無力維持這種需要，大運河的功能便受到影響。晚清大運河開始喪失功能，運河沿岸城市逐漸衰落，北京也受到了巨大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確定北京為新中國的首都，北京再次煥發出活力。現代的北京已經不再單純依靠一條大運河，而是全方位發展公路、鐵路、航空等交通，積極推動工業、金融、網際網路、文化旅遊等各項業務的綜合發展。當前，京杭大運河沿線正在全力打造生態經濟帶，這將開啟北京以及大運河歷史上的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