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

1599年7月初，利瑪竇神父從南京出發，乘船沿運河第一次到北京。他對運河設施、運輸及沿途的自然與社會風情有十分精細的觀察和敏銳的思考。他在札記中談到了漕運的場景，切身體驗了中國運河漕運諸多困難的一部分，也看出了大明作為一個內陸帝國的視野局限。其實，大運河運作的背景、原因、過程、作用及影響要複雜得多。對歷史現象（人或事）的歷史學基本分析是將其置入縱向、橫向坐標中。縱向上看，運河的開鑿和使用是中華文明治水傳統的一部分，而用以漕運的京杭大運河上承隋唐大運河，即便進入近代以後也並未隨著新式交通設施、工具的出現而完全消失。這主要體現在京杭大運河的南部，特別是在江南，甚至到它的延伸段——浙東。從橫向上看，京杭大運河貫通中國最為重要的東部地區，其漕運航線及其他重要的人工運道盤桓在“胡煥庸線”以東的地區，流經多個自然與社會條件迥異的大大小小的區域。這些區域共同成就了世界史上最長、航運規模最大的人工河道。

成為明清時期經濟命脈

人工水道的建設和應用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明清時期的京杭大運河代表了當時運河運輸的最高發展水準。京杭大運河承繼了隋唐大運河，但其縱貫南北的格局最早出現于元朝，作為南北交通大動脈的基礎設施在明朝初年才真正建成，並成為明清時期國家的經濟命脈。

第一，京杭大運河基礎設施的修浚和維繫存在南北差異。京杭大運河穿過中國東部不同的區域，各地的自然環境迥異。其崛起于元代中葉，明代疏浚和改善了某些關鍵部分，這些工程是逐步分段完成的，且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區。顯而易見，北方地勢高、氣候寒冷乾旱、水源匱乏的自然條件是大型人工運道的最大挑戰。明初重修京杭大運河的關鍵部分是山東境內的會通河，為了解決其工程技術上的難題，先後在濟寧和南旺建成分水的綜合水利樞紐。隨後，用於應對旱澇威脅的蓄水基礎設施——“水櫃”紛紛建立。運河工程的施工還需處理與之糾結在一起的黃河、淮河等錯綜複雜的情況，以淮安清口樞紐最令人矚目。

南方豐沛的水資源使得自然水系的運道發達已久，稍加渠化、修整，即可從事大規模水運。即使在日常生産生活中，南方的水路都比陸路更為便利。所以，南部的運河體系早在隋唐階段就是全國範圍內大運河的主要部分。明清時期，作為京杭大運河重要組成部分的江南運河，由人工水道與自然水道組成，沿途與太湖水系交叉相連，成為江南水網系統的重要幹線。

第二，運河運作、漕運運作的代價。山東西部的會通河因為自南向北地勢不斷增高，密集地分段設閘以行船，所以稱為閘河，耗費巨大。如陳橋驛認為，北京、杭州取直線選址非常不智；如果運河從山東西南部向西匯入河南既有的鴻溝體系，然後再從東北方向到京城，雖然舍直取彎航線變長了，但地勢、水源的優勢將大大減少航運成本。

無論從工程的角度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明清政府為了維繫內陸河道、設施和漕船的運作，投入了無窮盡的物力、人力、財力，而且動用了整個國家龐大繁複的官僚系統。不僅沿運地區的各級地方政府有專員負責運河事務，而且中央政府直接設置了龐大的專門管理機構。儘管在近代蒸汽動力交通工具誕生以前，水運是最省能源、最便宜、裝載量最大的運輸手段，但大運河牽扯的問題之多、難度之高，令人慨嘆不已。

第三，京杭大運河與國家漕運路線及商路網路。多數歷史文獻包括各種水道圖冊，都將元明清時期北京（通州）至杭州一線視為京杭大運河，但其不能獨立於其他與之相連的人為和自然水道。運河被稱為漕河，而作為漕運線路的長江中下游天然運道和浙東的部分水路也承擔漕運的任務。在隋唐五代兩宋階段，雖然存在分裂割據，浙東的運河等運道體系仍然可以納入中國內地的大運河網路內。明清時期，浙東的運道衰落，但寧紹平原自西向東的水路依然可以作為京杭大運河的延伸，並連接起海上絲綢之路。

導致南北經濟發展模式不同

京杭大運河流域是明清時期中國最為發達的地區，但各個河段所在的區域，自然、經濟、人文環境不同。京杭大運河重新塑造了沿線各個區域的自然與社會結構，孕育了不同的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模式，並且促進了各個區域之間的互動和匯通。

首先，中國北部的傳統文明形態與明清時期北方運河地區的商品化和城市化。通常認為，自秦朝開始，中國北方或黃河流域是比較典型的農耕文明；都市作為政治中心，其商業繁榮帶有畸形的消費性質。就華北而言，自從元朝重修大運河，北方沿運河一帶的商品經濟開始因運輸和貿易啟動。明初重修大運河後，直到19世紀中葉，是漕運的黃金時期。北方運河流域成為明清時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其商業化、商品經濟、城市化走的是以交通、運輸、通信作為驅動力的發展途徑，可歸納為因國家政策而産生的交通驅動下的“外植型”發展模式。

其次，六朝以來江南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性與明清時期江南區域內市場整合及跨區域交流。地處東南沿海地區的吳越文化有著悠久的工商傳統，加之六朝以來經濟及文化發展的商業化動因，長江中下游發展出區別於北方農耕文明的新區域性文明形態，並有著市場機制突出的特徵。從兩宋時期開始，這一區域逐漸成為中華多元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明清時期，江南的商品生産和流通較好，形成了頗切合施堅雅“層級市場模式”的區域市場體系。發軔于兩宋時期的市鎮，在明清時期的太湖平原地區已經蔚為大觀。市鎮這類初級地方市場之上便是超越了自然、行政區劃藩籬的“江南經濟區”的中心城市市場，蘇州、杭州扮演了這種角色。這種商業化與城市化是建立在農業生産的商品化基礎上的，屬於“內生性”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文明形態）。

通過運河以及天然水道，作為商品經濟領頭羊的江南與全國其他區域之間的貿易、經濟聯繫空前增強，還與海外市場連接了起來。可以説，交通條件的改善和提高促進了全國範圍生産的專業性分工。江南市場向全國市場多方位、多層次、多渠道的輻射，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經濟生活的市場化。經濟生活市場化又反過來加強了生産的專業化和地域分工。

促進大一統治理體系形成

自秦朝以來，中國古代的基本國家模式是大一統中央集權主義。如何維繫大一統國家？從隋唐至明清，主要國策之一就是依靠大運河發揮保障經濟、貫徹政令的強大作用。

第一，“基本經濟區”與國家的經濟—政治統合邏輯。冀朝鼎指出，中國古代政權來自其所處的“基本經濟區”的財賦支援；基本經濟區是生産基地，為國家水利設施建設重地；多功能的綜合水利體系包括交通設施，即便利的漕運航道的路線，利於漕糧的徵收與運輸。控制了基本經濟區，就能在空間上擴展權力，直至建立一個王朝、控制一個帝國。

基本經濟區的移動，也帶動政治中心的移動。漢朝末年、三國時期之後的六朝時期，中國內地的經濟重心南移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從而産生了南北政治分裂。隋唐時期重建大一統帝國，通過大運河把南方徵集的漕糧輸送到京師和邊境要塞這一方式，來解決政治中心與經濟重心的地理分離問題。

大運河關係國計民生最切者為漕運和鈔關。明清時期的漕糧主要徵集于長江中下游領域，稱為“南糧”，還有從江南核心地區徵收的“白糧”，這就是所謂的“江南重賦”。而從山東、河南征集的“北糧”量小，雖然其力役負擔較重。隨著交通幹線上的民間運輸和貿易發展，鈔關關稅在國家收入中至為重要。明代八大鈔關中，七個設在京杭大運河沿線。作為內陸帝國的明清王朝，如果控制、治理好財富的主要來源地江南，穩定人口與資源集中的“胡煥庸線”以東的地區，也就基本鞏固了國家。

第二，維繫“大一統”中央集權國家的張力。羅馬帝國分解後，歐洲大陸的歷史是一部分裂的歷史。而漢朝滅亡後的中國內地，雖然統一與分裂交替，但統一要多於分裂，即便分裂期間也存在追求統一的主流趨勢。大一統集權國家有能力動員、使用各種人力、物力，不惜任何成本，建設和維繫重大公共工程，通過大運河把一個存在巨大區域性差異的中國連為一體；發達的水、陸驛遞系統也有效地把朝廷的意志貫徹到各地；資訊通信和文化的交流加強了地域間的互通性。

南糧北運制度，以及對關係國計民生的産業進行生産與交換的“鹽鐵官營”式的管控，使得中央政府可以將從“基本經濟區”徵收的産品和財富在全國範圍內依照國家的意志進行再分配。在“均輸”“均調”“平準”體制與政策下，腹地、邊疆地區在大多數情形下可以維繫低水準的生活保障，從而實現國家穩定。

第三，“保漕”“保運”方針下“受益”的和“被犧牲”的“局部”。國家的整體利益高於局部利益，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首先是對重要戰略地區進行重點扶植。明清時期，基於“保漕”“保運”的原則，京杭大運河沿線的一些地區和城鎮，如天津、濟寧、臨清及其近畿成為國家政策的受益者，商業和城市迅速發展起來。而且，涉及京杭大運河、黃河等的綜合水利工程也改善了當地的自然條件，提高了防洪、灌溉功能。受惠的地區也承擔了更重的責任，如北方運河地區力役重，江南賦稅重，但其經濟與生活水準還是很高的。

難免有被犧牲的局部地區，如魯西南、豫東、蘇北、淮北成為京杭大運河的腹地，付出了被邊緣化的沉重代價。它們為京杭大運河基礎設施的維繫、漕運的運作提供人力、物力，但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還承受了自然環境急劇惡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第四，對環境産生長期的影響。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穿過中國東部東西流向為主的河流，對既有水文、地文等自然結構是巨大的改變。特別是對乾旱缺水的中國北部地區而言，竭盡一切水資源供給運河，長期下去對環境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凸顯。對水資源豐沛的中國南部地區的破壞，主要集中在黃河侵入的淮河流域，人為因素加重的澇災及旱災破壞了本來多樣化的地表植被及生物鏈，使這些地區更加難以抵抗頻繁、劇烈的天災。

即便對富裕地區如江南而言，以農為本的大一統政權收取過多財賦，加劇了土地過度開發。從長期看，犧牲環境滋養人口會導致環境日益惡化。當然，因為限于前工業時代技術水準，其改造環境的力度也有其極限。儘管在“天人合一”等儒家及道家觀念支配下以不太激進的“大禹治水”的方式改造、利用自然，但環境危機仍然以漸變方式呈現出來，終於累積成全國性的“19世紀生態危機”，並影響億萬民眾的生計。

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之中，京杭大運河設施及漕運體系也深受影響，並在人為與自然造成的環境危機中不斷衰敗直至終止。這從根本上改變了其流經地區的命運。近代以來，中國從沿海到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産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北方運河地區逐步衰敗，南方運河地區的情況複雜不一。江南地區在面向海洋的新形態文明構建中，進行了比較成功的轉型。

（本文根據作者2019年9月9日在蘇州“江南運河文化論壇”的演講稿整理而成）

（作者係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簡介

姓名：孫競昊工作單位：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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