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大運河研究及學術反思

隋唐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南達余杭（今杭州），分為永濟渠、通濟渠、邗溝、江南河四段，溝通五大水系，穿越8省、市，全長2700公里，其開鑿之早、規模之大、里程之長在我國交通史、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社會史上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關於隋唐大運河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出現了數量龐大且有分量的文章、專著及資料彙編，涉及運河歷史及地位、漕運、區域社會經濟文化及生態環境變遷、文化遺存及開發保護、文化帶建設等方面。概括來説，隋唐大運河研究的主要論域有以下三個方面：

隋唐大運河歷史研究

對隋唐大運河歷史的研究一直是熱點，研究領域十分廣泛，主要包括運河的綜合研究及其名稱的演變、河道變遷、運河工程、運河漕運、歷史地位等方面。一是綜合性研究，史念海的《中國的運河》是代表之一，該著全面論述了大運河的發展歷史；安作璋的《中國運河文化史》述及了各個時期運河的開鑿及其與區域社會、文化、政治、環境的互動；另如《隋唐大運河的中心——洛陽》《運河·中國：隋唐大運河歷史文化考察》等也是精品之作。二是名稱演變研究，有研究認為大運河的稱呼“最早始於宋人”，是對隋唐大運河江南河的稱謂，宋元以後，“人們又以地理的相對方位來指稱大運河”。三是河道變遷研究，史念海、安作璋、傅崇蘭、張秉政等先生的專著中對運河河道開鑿及走向、變遷均有涉及；還有關於永濟渠沁河故道、通濟渠水潰遺跡等方面的考證研究以及以實地考察的方式對河道變遷進行研究等。四是運河工程研究，主要是對各段運河的具體研究，如對宋代江蘇境內河工進行的論述及對引洛清汴工程作的歷史研究等。五是運河漕運研究，與其相關的還有倉儲研究。一般認為運河主要是糧食為主的漕運，大運河開通後，“以轉運糧食物資為主要內容的漕運制度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隋唐大運河沿線分佈有太倉、正倉、轉運倉、軍倉、常平倉、義倉等幾種倉儲形式，其分佈格局呈現出一個動態過程，反映了王朝發展狀況。六是運河歷史地位研究，學術界認為隋唐大運河在促進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帶動沿岸城鎮發展，加強中央政權對地方統治，鞏固國家統一上具有重要地位。

隋唐大運河區域社會研究

關於隋唐大運河區域社會研究主要聚焦于運河沿岸城鎮變遷及文化發展兩個方面。關於前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分為總論與個案分析兩種，其中總論類的有：傅崇蘭的《中國運河城市發展史》對運河沿岸城市發展作了全面研究，是第一部綜論專著；王明德等的《從黃河時代到運河時代：中國古都變遷研究》認為中國都城文明發展經歷了由黃河時代到運河時代的時空轉換過程。個案分析主要是著眼于運河沿岸重要城鎮的興衰，如洛陽、鄭州、道口、淮安、揚州等，論證了運河與城鎮發展之間的緊密關係。關於後者的研究主要體現在文學藝術、民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淮劇文化和大運河文化的大眾性特質以及兩者之間的關係；隋唐大運河作為唐代茶商的主要販運之路，可視為唐代飲茶之風的北漸之路；衛河流域的河神信仰等。另外，運河與區域生態環境變遷也是值得關注的，如衛河流域的水災與人地關係等。

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産研究

首先是對運河文化遺産的特徵、價值等的研究，有學者指出大運河遺産具有整體性、體系性、活態性三個特徵，其價值表現在文化、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同時要從社會、文化、制度背景和文明模式的形態結構中尋找大運河遺産的價值。其次是對運河文化遺産的調查，這主要是通過考古與實地調查的方式進行，淮北柳孜隋唐大運河遺址考古具有代表性，《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掘報告》一書對其進行了全面論述；還有通過實地走訪和調查，對皖北的運河遺産進行了詳細耙梳，同時提出了保護策略。再次是對運河文化遺産的保護、利用研究，尤其是文化帶建設研究，這是最具現實關懷的課題，成果數量較多，如余敏輝的《從地下走出的輝煌——世界文化遺産視野下的隋唐大運河安徽段》、任偉主編的《世界文化遺産——中國大運河通濟渠鄭州段》等都從不同角度對隋唐大運河文化遺産利用及文化帶建設進行了論述。

隋唐大運河研究的學術反思

隋唐大運河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學術成果，但同時也存在著不足之處，總體來説是“存在地區差異、冷熱不均、深淺有別、物質與非物質不均衡、重史料梳理輕實地考察等問題”，較為突出地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運河研究理論方面較為薄弱，雖已提出運河學理論，但其完整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對其進行完善與發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二是京杭大運河研究熱于隋唐大運河研究，對隋唐大運河研究的力度不夠，二者之間出現不平衡發展的現象，且缺乏比較性研究成果；三是運河研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領域出現厚此薄彼局面，綜合性、基礎性研究尚需加強；四是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研究參差不齊，重復性成果較多，需要注重理性規劃與研究。

基於此，筆者認為在今後的研究中應該從以下三個方面下功夫：一是繼續加強基礎研究與綜合研究，深化學理探索，加強理論創新。以史料為基礎，兼顧實地調查，理清脈絡、摸清家底，做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從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民俗學、地理學、工程學、資訊技術等不同學科進行全面、立體、客觀研究，同時也要積極構建特色鮮明的運河學研究理論體系，在基礎處、關鍵處、要害處做足文章，發揮理論的指導作用。二是活化運河文化遺産，傳承發展千年文脈。以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和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批示為契機，堅持物質文化遺産與非物質文化遺産兩手抓，深入挖掘其文化內涵與精髓，讓流淌千年的運河文化“活”起來，實現“飛入尋常百姓家”，尤其是要統籌運河沿岸各個地域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及運河博物館、展覽館、主題公園、生態廊道建設，以線串點，做好戰略性規劃，讓大運河真正成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三是注重比較研究，主要是與京杭大運河、國外運河相比較。正確認識隋唐大運河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理清其與京杭大運河的關聯和區別，在二者的比較中推動運河研究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同時，還要借鑒外國先進的運河文化遺産挖掘、保護、傳承與弘揚的經驗，如比利時安特衛普運河體系、英國倫敦碼頭區、日本小樽運河等，以國際視角加強運河保護與開發利用。

（作者單位：河南省社科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