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這麼遠來看展卻只看到了複製品，沒看到真跡（原件）太遺憾了。”在一些博物館的觀眾留言中，不乏這樣的抱怨。
暑假，博物館儼然成了家長和孩子們的“第二課堂”，人們在欣賞展品的同時也在學習知識、體驗文化氛圍。然而，出於各種原因，一些博物館把重要文物用複製品代替陳列的現象也有很多，甚至出現了“純複製品”的展覽，讓觀眾不必跋山涉水，在展廳內就可盡情欣賞難得一見的中國古代壁畫、西方名畫作品等藝術品的“高倣真品”。記者發現，這類展覽也吸引了為數不少的觀眾。
那麼，藝術複製品進入博物館是否會有損博物館展覽本身的原真性、權威性和嚴肅性？如何看待藝術複製品越來越多登上博物館的“大雅之堂”？記者展開了採訪。
陳列複製品通常是“無奈之舉”
“觀展氛圍好，能學到不少知識，但美中不足的是這裡的展品不少是複製品，還是覺得有些遺憾。”參觀完北京市某家博物館，外地遊客周華（化名）向記者表示。
不僅如此，甚至有的展覽乾脆全部是複製品的陳列，還成了引發關注的文化現象。今年以來，“古代壁畫暨流失海外珍貴壁畫再現傳播與展示”展覽亮相中華世紀壇；由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與義大利駐華使館文化處聯合呈現的全球藝術教育推廣項目中國首站“達·芬奇的藝術：不可能的相遇”在央美美術館展出。上述展覽通過細緻的臨摹、高清晰度且等大的複製等方法，讓觀眾得以接觸到難得一見的中國古代壁畫、西方名畫作品。走訪兩個展覽現場，有的觀眾坐在地上對著現場陳列的《朝元圖》複製品細心臨摹，有的觀眾願意花幾十元門票一睹達·芬奇畫作的高倣品。可見這種呈現形式，似乎也能讓不少觀眾願意“買單”。
“博物館陳列複製品的情況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文物出於保護的目的——比如長時間在外陳列但環境達不到保護的要求——就會以一些高倣的複製品替代，這是一種情況；還有重要的館藏出去巡展，這時可能會用複製品來‘補缺’；再有由於文物原物無法移動，只能用複製品展示，比如敦煌的壁畫對外巡展，是用高清晰度的掃描等方法製作的。此外一些特殊類別，比如攝影圖片展上也有複製品，但需要收藏原版圖片的一方授權才行。”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蘇丹表示。
“有些國際知名的藝術品出於安全等各種原因確實很難做到到處展覽，同時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也很難到博物館現場欣賞真品，那麼最佳的替代方法也就是高倣真複製品的出遊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博物館館長張銘心向記者解釋，“其實這種做法在敦煌早就開始了。因為環境閉塞的石窟裏如果人來人往，勢必對石窟壁畫造成破壞性影響，所以敦煌很早就做了一個高倣真的石窟壁畫展覽。某種程度上説，這樣的高倣真展覽比原物看得更清晰，因為這裡可以用明亮的燈光照射，可以充分滿足視覺效果，而原物則不可以。”
除此之外，高昂的成本也是博物館在設計展陳時不得不留下“原作不能露面”這一遺憾的原因。“策劃一個好的展覽是非常複雜的，通常需要一兩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把藏于不同藏家手中的展品借到一起，而且費用也很高。現在大多數博物館都是財政撥款，經費可能會不太夠，確實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比如做吳冠中先生的展覽，大部分都是原作，但幾張代表性的是高倣真的，因為很難借到或者運費等成本太高。”蘇丹向記者坦言。
博物館需加強對公眾的教育引導
張銘心向記者表示，當代科技其實已經進入了文物複製領域。例如碑刻類文物，利用數字技術的複製，基本上和原物“分毫不差”，書畫類作品利用照相技術複製，也不會出現失真。那麼，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製作的複製品，真能代替對原作的欣賞嗎？
“我們常常説‘觀感’，從‘觀’的角度，複製品也許可以替代，但從‘感’來講，二者給人的感受可能是大相徑庭的，高倣真就是高倣真，其意義也大不一樣。無論從哪個角度，博物館都應以真品的展示為主。”蘇丹表示。
“因為博物館這類場所，最高理想還是應該全部呈現真品，它是原物的傳達，而不僅僅是圖像資訊。真實性、對原物本身的了解是高品質的觀賞的一個必然要求，距今一千年和一百年的展品，區別還是很大的，所以要把握一個‘度’。如果一個藝術博物館有六個展覽，其中至少應該有四個是以原件為主的。尤其是比較大的博物館，確實應該避免低級的複製品。”蘇丹補充道，“儘管很不容易，但也要把真品拿到館裏。這就是秉持一種真誠的態度，體現博物館作為一個公共教育機構要傳遞準確的知識這一精神。”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公共教育部主任任蕊則認為，入展的“複製品”究竟是否值得看，也應當分情況討論。“博物館如果粗劣地複製、生搬硬套或者篡改經典的、優秀的藝術作品，並且在複製之後並未進行研究性的梳理、對公眾的專業詮釋與導覽，會讓觀眾失望，是不可取的。”
但高倣品和原作畢竟是有區別的，無論用什麼樣的高科技複製，見不到真品，人們的心中也會存在心理落差。那麼這種落差怎樣彌補？任蕊認為，這個時候，對觀眾的專業詮釋工作就很重要。“對於這種落差，還是要做好公眾導覽、講座、工作坊等公共教育活動，不應有欺騙性，對待複製的態度還是要以學術的、教育的、非營利的態度展開，讓觀眾能夠接觸到更準確的文化藝術資訊，更多了解到藝術背後的故事和藝術成就。”
“一些觀眾可能‘隨大流’來看展，觀展後當然也會産生這樣的疑問：原來我看的都是複製品，那真品呢？面對各類觀眾分類研究，我們做了10多場的工作坊和6場專業學術講座，邀請了國際上研究達·芬奇的專家學者講解達·芬奇的生平經歷和藝術成就，還完成了近千場社會公益導覽，讓觀眾了解他不為人知的故事。當公益導覽人員不斷向觀眾介紹、講解作品的問世時間、講解在藝術史上有什麼樣的豐碑式的價值、講解原作為什麼不能來到中國以及應該如何看待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觀眾就會抱著一種研究、學習的心態，知道這是一次以低成本獲得較高的教育價值的觀摩。”任蕊補充解釋道。
通過藝術複製可實現“把展品帶回家”
故宮文創倣甜白釉暗花纏枝蓮托八吉祥紋碗做成“吉字茶具”，貴州省博物館將鎏金三足銅鍪變成可以栽種植物的袖珍花盆……不少觀眾感受到，近年來博物館裏和展品“長得越來越像”的紀念品越來越多了。採訪中，不少專家表示，複製品越來越多地走進博物館，實際上正反映出博物館的功能定位逐漸由過去主要面向專業人員研究開放到更寬廣的大眾文化空間的轉變。
“高科技在博物館的深度應用，讓觀眾更好地實現和展品面對面的交流與互動體驗。所以新科技的發展、博物館新科技的應用是必然趨勢，能讓博物館的藏品活起來，讓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走進人民生活中。”任蕊表示。
“以複製品代替真品的好處，是其更能滿足觀眾對文物接近和親近的需要，可以讓觀眾更進一步進入場景，而真品往往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很難融入的。我倒是認為，一個展覽可以把真品放在展櫃裏，把仿製品放在體驗區，這樣就彌補了以上所説的遺憾。今後的博物館，真品的展覽可能越來越少。通過數字化的展示，觀眾不但看到文物，還可以走進文物本體的時代和地域的場景、通過文物講故事、通過數字化技術展現故事場景。”張銘心説。
任蕊還認為，藝術複製品的呈現也可以採用多維多層次的方式，在仿製經典藝術作品的過程中，全面還原其狀態、質感、文化特性；除此之外，用高精尖科技媒介展覽藝術作品的方式，以及VR、全息影像等全新技術的互動和觀眾體驗，也在不斷地發展。最後，藝術衍生品的設計與生産、銷售、3D列印複製，都是把藝術品帶回家、讓藝術品深入人們生活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