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文壇，因有紀念魯迅誕辰120週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從始到終都不乏熱點。總體來看，這些文壇熱點，問題較為重要，討論也還深入，尤為明顯的變化是，無名的火氣減斂，學理的味道加重了。文壇從2001年起始，似乎是在逐步走出浮躁，回歸理性。
上海重説“純文學”
有關“純文學”的討論，源自《上海文學》2001年第3期發表的李陀的訪談錄《漫説“純文學”》（李靜采寫）。李陀的訪談文章談到“為什麼要反思‘純文學’”、“九十年代‘純文學’的狀況和問題”、“‘純文學’為什麼不好看”、“嚴肅文學應該向古典小説和通俗小説汲取營養”、“文學寫作中的速度問題”、“現代主義面面觀”六個問題。李陀認為，出現于八十年代前期的“純文學”的提法，到八十年代後期得到普遍的贊同，到九十年代成為主流的文學概念，但它在近十年間對文學寫作的影響不是很好，現在到了對它進行反省的時候了。在九十年代，雖然“純文學”在抵制商業化對文學的侵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卻沒有以文學的獨有方式對當下的巨大社會變革進行干預，尤其是“七十年代寫作”的出現和“個人化寫作”的張揚，更使文學與社會的脫節進一步加劇。似乎“個人化寫作”不僅是一種與時代合拍的寫作，而且是真正的純粹的寫作，這使九十年代大多數作家視野很窄，有種小家子氣。李陀認為，在“純文學”的問題上，作家們固然應該重新思索，而批評家更需要反省，要聯繫國際國內的大背景重新考慮這一觀念，不能自縛手腳，主動放棄對社會重大問題發言的權利。中國向何處去，文學向何處去，這兩個問題是聯繫在一起的，你沒法離開一個去思考另一個。
隨後《上海文學》在2001年第4期到第8期，相繼刊發署名文章從不同角度討論“純文學”的話題。薛毅在《開放我們的文學觀念》一文中，從“純文學”的提法源於文學的內部分類説起，論述了“純文學”由自律與自由逐步走向死衚同的過程，並具體分析了先鋒文學的精英化傾向。張閎在《文學的力量與“介入性”》一文中，著重論析了“純文學”觀念失卻反叛性爾後走向保守性，以及文學寫作在涉及“介入性”時由虛弱逃離和粗暴介入，暴露出來的作者的精神無力。他指出，寫作的“介入性”首要的不是理論，而是寫作的實踐。葛紅兵在《介入：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學信念》一文中，從五四啟蒙文學的命題談起，認為純文學的介入，其角度不在市場，不在體制，惟在於啟蒙。而九十年代，文學不再介入人們的經驗世界，也不再介入人們的精神世界，它遠遠地獨自跑開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學。在介入的文學方面，現代最偉大的代表是魯迅，當代最傑出的傳人是王小波。韓少功在《為“自我”而知惡》一文中，著重就“純文學”中的“自我”的概念進行了論析，他認為自我從來就不是個體，一個人越要認識自我，就越要認識世界，一個人越是在表達世界，就越是在表達自我。因此，一個真正閃耀著自我光彩的寫作人往往是世界的投入者，而不是逃避者，甚至不是旁觀者。南帆的《空洞的理念》一文，前半部分闡述了“純文學”概念出現的有益性和爾後斂去銳氣産生保守性的問題，後半部分論説了文學以豐富的感性經驗對理性壓抑的解除，並認為，正是這種感性學的涵義和感性經驗上的不斷突圍，使我們能在現今認清什麼是文學。總的來看，重説“純文學”的各種看法，都緊密聯繫當下的文學現狀有感而發，使這一討論事實上成為對新時期文學過程、經驗以及新世紀文學發展與走向的論説與暢想。
關於“傳媒批評”的議論紛紛
傳媒批評或曰媒體批評，一般是指由大眾傳媒主導並在大眾傳媒展開的文藝批評。自2000年始，便不斷有人著文對傳媒批評提出質疑與批評。2001年，除報刊發表署名文章評論傳媒批評外，一些有關傳媒批評的專題研討會也紛紛召開，從而把傳媒批評問題更加顯豁地提到了人們的面前。
2000年3月18日《文匯報》“文藝百家”專欄，同時發表了艾春的《傳媒批評，一種新的批評話語》，洪兵的《期待健全的媒體批評》，兩文從各自的角度提出並論評了傳媒批評問題。艾文由1999年底在傳媒掀起的王朔批金庸、十作家批判書的“批判熱”説起，認為一種新的令我們感到陌生的批評話語已經出現，這就是傳媒批評。儘管它背後依然受到意識形態的支配，但作為大眾文化的一翼，它有著自身的運動方式與運動規律。如何正面發揮它的社會批判能量，正取決於知識分子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其中的工作。洪文則指出了媒體批評出現的必然性、媒體批評面目的曖昧性，以及建立媒體批評的必要性。他認為，文學批評與大眾傳媒緊密結合之後所形成的面目是曖昧而陌生的。而對於公眾而言，他們可能並不具備這樣的判斷基礎，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説，需要一種審視媒體的目光，需要另一種媒體批評。
此後，有關傳媒批評的批評不斷見諸於報刊。2000年12月7日的《文藝報》，發表了蕭雲儒《質疑“傳媒文藝評論”》一文。蕭文認為，由“娛記評論”或“小報評論”主要構成的“傳媒文藝評論”，既對科學評論形成擠壓和蠶食，又對民族文化心理和社會審美心理造成衝擊和侵害，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轉換批評主體，竊取評論話語權；二，轉換價值標準，用評論製造新聞熱點；三，轉換評論目的，理性闡釋成為文化消費的廣告；四，轉換心理認同，誘使文藝評論和社會欣賞失足。他提醒人們，在西方已經出現的“媒介帝國主義”，我們實在應該警惕。陳衝在2001年4月15日《文論報》發表《論“文學批評傳媒化”》一文，他指出，批評傳媒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責怪傳媒沒有道理也毫無意義，矛盾的主要方面還在於文學批評自身，它本應為廣義的文學批評提供充足而且可靠的思想資源，現在它自己卻“缺席”而且“失語”。然而，它又被要求“面向大眾”——實際上就是向傳媒借鑒，那麼它不被傳媒“化”掉還等什麼？
2001年第3期《南方文壇》發表了陳曉明、靜矣、崔紅楠三人的文章，從各自的角度評説了“傳媒批評”。陳曉明在題為《媒體批評：罵你沒商量》的文章中，把媒體批評界定為“發表在報刊雜誌上和網際網路上的那些短小兇悍的批評文字”，他認為媒體製造的各種奇聞軼事構成了文壇的主流熱點和趨勢，一方面媒體霸權正以驚人的速度擴張；一方面學術批評正在走向沒落，甚至走向“媒體化”。批評的主導趨勢變成了一些消息、奇聞事件和無聊的叫罵，似乎不罵就不叫文學批評。靜矣的《媒體批評與學院批評》一文，主要從兩種批評的載體不同、受眾不同以及定位不同等方面，具體論説了兩種批評的本質區別，以及兩種批評都不能令人滿意的問題所在。崔紅楠的《穿過我的網路你的手》，主要由自己的上網體驗描述了網路批評的自由與駁雜。他指出，網路文化在文學批評領域徹底拋棄了傳道的牧師們，但在形成公認的大眾趣味方面還有待於時間的檢驗。
2001年6月14日至15日，北京市文聯研究部在天津舉辦“網路批評、媒體批評與主流批評”研討會，在議題上即把網路批評等從媒體批評中分離出來，正式提出三種批評三分天下的看法。陳曉明把媒體批評的特點歸結為新聞性、事件性、隨機性、暫時性、青年性、亞文化性和攻擊性等，認為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遊牧文化的重建。孟繁華則認為，網路寫作與網路批評借助現代傳媒呼喚“妖魔”並使其合法化，因此，就今天的傳媒時代而言，這是一個“與魔共舞”的時代。白燁把媒體批評的特點概括為複製性、事件化和“酷評”化，認為就當下的情形看，問題不僅在於媒體批評的擴大化，而還在於文學批評的媒體化。因而，主流批評面對新的文學批評現實有必要進行自我反思與自我調整，在與媒體批評等新的批評現象的良性互動中取長補短。
“魯戲”熱演與重説魯迅
2001年9月，是魯迅先生誕辰120週年的日子。為了紀念魯迅，文學藝術界開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樣的活動，包括在北京、上海、徐州、紹興等地舉行各種規模的紀念座談會，出版有關紀念魯迅、研究魯迅的著作，上演根據魯迅作品改編的戲劇，各方專家撰寫紀念魯迅的學術論文，等等。由於活動的形式既多，持續的時間又長，使得2001年成了名副其實的“魯迅年”。在這諸多活動中，怎樣看待“魯戲”的成敗得失，如何在當下評説魯迅，成為“紀魯”熱潮中的兩個熱點。
在首都戲劇舞臺連續出現的“魯戲”，主要有音樂人張廣天編導演的音樂史詩劇《魯迅先生》，電影導演古榕執導的大型話劇《孔乙己正傳》和北京人藝鄭天瑋編劇、王延松導演的小劇場話劇《無常 女吊》。一些專家認為《魯迅先生》一劇對魯迅的理解還很浮淺，其基本精神也與魯迅對立的。《孔乙己正傳》製作宏大，一些情節的設置牽強附會，與魯迅先生的原作思想嚴重偏離。《無常 女吊》的創作追求得到了肯定，但也有人提出創作者在帶入自己的想法後，使得出於魯迅原作的那些人物都有些不倫不類，而且把魯迅筆下的底層人物與知識分子形象結合在一起，似乎也不太合理。人們的普遍感覺是：“魯戲”的創作者們很嚴肅熱忱地詮釋了自己心目中的魯迅，但在無形之中卻解構了魯迅作品及魯迅本人，這是對“五四”新文化傳統理解的偏差以及受後現代藝術創作語境影響所造成的結果。由此，我們也可看出當代青年人與傳統文化的關係真在發生改變。此後，解璽璋、傅瑾、宋立民、木弓等相繼撰文，對《魯迅先生》、《孔乙己正傳》、《無常 女吊》的得失提出了看法。
在北京、徐州、紹興等地舉行的紀念魯迅座談會上，林非、陳漱渝、舒乙等專家學者，就魯迅的思想、魯迅的作品在新世紀的意義與價值等問題作了新的論説。林非指出，魯迅從上個世紀便開始探討怎樣使中國人的人性與個性自由得以發揚，這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舒乙認為，魯迅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為新生而戰，反對奴才式的破壞，因為與建設無關。他提出：“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全都踏倒他。”他的這種突破精神在當前是最值得珍惜的，我們就是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按現實情況，大膽提出新理論、新觀點、新方針、新政策，講新話，辦新事，開創新時代。
同時，許多文章都從新的角度和新的層面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見解。溫儒敏在《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一文中，論述了魯迅對近代中國文化傳統的獨特探求。他指出，魯迅是現代中國不可多得的偉大哲人和戰士，他的思想不是書齋式的或體系式的，而是近代中國文化轉型中痛苦而切實的摸索，帶有對傳統得失的深刻感悟，對國情民性的透徹理解，又滲透著獨到的人生體驗，我們今天談論的現代化、現代性，其實可以從魯迅這裡獲得寶貴的思想資源。李新宇在《魯迅：啟蒙路上的艱難持守》的文章中，從啟蒙立人的角度來看魯迅的獨立性與獨特性。他指出，魯迅在“五四”高潮過後一直處於各種矛盾和衝突之中，他有過徬徨，有過遊移，但魯迅的思想無論怎樣發展變化，都始終守護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立場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現代知識分子話語。從魯迅走過的道路，可以看到中國現代文化建設的艱難，同時可以看到現代啟蒙主義知識分子的頑強持守。他的光輝不屬於躋身於廟堂之側的文人，也不屬於走向民間的鼓動家或隱居者，而是屬於獲得了獨立人格並意識到自己的先驅者使命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
在2001年的紀念魯迅熱潮中，魯迅之子周海嬰撰著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正式面世。據周海嬰稱，“這本書的寫法和別人是完全不同的，在寫作期間我完全不看歷史資料，不看別人的回憶錄，比如母親、姐姐、叔叔的，而是完全從自己沉澱的記憶中挖掘。”此書出版之後，自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接受《中國圖書商報》記者採訪時，周海嬰就魯迅研究提出希望説：“對魯迅研究，我希望降低門坎，不要成為一個固定的圈子，從而導致魯迅遠離年輕的學子和老百姓。”
此外，陳漱渝、秦弓、房向東等人，還著文就魯迅長期以來尤其是近個時期遭受非議與貶損的情形、原因及影響、危害等，分別進行了梳理、探討與辯駁。
文學期刊現狀引起關注
文學期刊是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的主要陣地，在當代文壇一直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現代以來的文學發展史上也有著重要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活的巨大演進、文學自身的不斷變化，文學期刊不僅風光不再，而且越來越步履維艱。進入90年代，因種種原因，文學期刊紛紛被停辦，文學理論批評刊物在這次縮減中幾乎有半數停刊。2000年和2001年，中央和地方改刊的雜誌有200多種，其中大部分是文學期刊。據有關方面統計，全國的文學期刊約有800種，其中能維持生計的不足100種。大量的文學期刊虧本經營，入不敷出。有的文學期刊訂數不斷下跌，每期只有二三百本的印數，一直在停刊的邊緣苦苦掙扎。
文學期刊的這種困窘現狀，日益引起業內外人士的高度關注。2001年間，一些報刊發表文章論説文學期刊的現狀，“新浪網”邀請20多家知名文學期刊主編論談“文學期刊如何走出低迷”，有關文學期刊就“21世紀中國文學期刊市場化的進程”展開專題研討。文學期刊的現狀與出路，遂成為2001年文壇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
談論最多的話題，是文學期刊步入低迷狀態的原因之所在。費勇在《文學期刊的凋零與文學的未來》（《南方日報》2001年9月15日）一文章中認為，表面看來，文學期刊的凋零，既在於家庭類、時尚類期刊的異軍突起，瓜分了文學期刊的市場；又在於政府不再出資，辦刊經費匱乏；但從根本上説，文學期刊的萎縮，“在於文學功能的縮窄，或者説，在於文學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還認為，文學期刊的衰落，不等於文學的衰落，許多文學期刊的“變臉”，可能意味著一個更加廣闊的文學空間的到來。李師江在題為《匠氣十足，銳氣難尋》（《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1月1日）的文章中評説部分文學期刊的小説，實際上也就是他眼中的文學期刊發表了個人看法，“説到當前的文學期刊，最先浮到我腦海裏的兩個字就是：匠氣。”他認為“匠氣”具體表現為功利之氣、陳腐之氣、土氣、玄妙之氣，“總體而言，充滿銳氣的刊物還是沒有，我指的是那種徹底地與陳舊的文學觀念決裂的文學刊物。不過也許網上有。”網路寫手安妮寶貝也表示了近似的意見，認為大多數文學期刊像“太平淡的菜”，不合她的口味，“所以也就幾乎不看文學期刊。熱衷閱讀，但只限于書籍”（文見《中國圖書商報》2001年11月1日）。
對於文學期刊存在的如許問題，文學期刊的主編們也有清醒的認識。《北京文學》執行副主編楊曉升認為，文學期刊的持續低迷，首先是一些文學期刊的辦刊思路遠離了讀者，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惰性，使文學成了沒有競爭壓力、感受不到大眾疾苦的悠閒品和奢侈品，這在一個以市場為軸心的時代，直接導致了讀者的流失。其次是在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中國民眾很難看到作家深刻關注現實，傳導民眾情緒，用情感和心血凝成的振聾發聵的作品。許多作家熱衷於個人化寫作，作品遠離現實，遠離時代，遠離大眾。許多主編也認為，文學期刊的最大弊病，是刊物為作家而辦，而非為讀者所辦；文學期刊遷就了作家，而不去考慮和顧及讀者，結果導致了讀者對於刊物的冷落。
還有一些業內外人士對文學期刊的現狀與前景抱達觀看法，他們認為，市場、讀者最終都會給出答案，經過優勝劣汰，文學期刊回歸理性狀態，走向正常發展將為期不遠。
《北京日報》2002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