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作家的收入如同女人的年齡、小報的印數一樣，是屬於“機密”範疇的。不久前，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周百義曝出了作家二月河收入過千萬元的消息，不禁令人瞠目。有人連連感慨道：“真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啊！”
盤點作家中的“千萬富翁”
靠寫作也能致富，看來是不爭的事實，但一提到致富的人數，又多少令人有些失望。全國龐大的作家隊伍中也只是近些年才有“千萬富翁”“浮出水面”，況且也就是那麼屈指可數的幾位。
如果周百義的話屬實的話，二月河肯定在“千萬富翁”行列裏。那麼，有資格進入這個行列的還有哪些作家呢？
這個行列起碼不應該漏掉在紀實文學與科普創作之間行走的葉永烈。
61歲的葉永烈顯然是“江南才子型”的真正“寫家”：11歲起發表詩作，18歲起發表科學小品，20歲時出版第一部科學小品集《碳的一家》，21歲成為《十萬個為什麼》主要作者。此後，多年從事科普創作，後來轉向紀實文學創作。看看其紀實文學作品目錄的單子吧：《王洪文傳》、《張春橋傳》、《江青傳》、《姚文元傳》、《毛澤東和蔣介石的早期交往》、《江青，從上海到延安》、《中國改革的試驗區》、《陳伯達傳》、《是是非非何智麗》、《莊則棟與佐佐木敦子》、《梁實秋夫人韓清》……這還不是一個完整的單子。計劃出版的《葉永烈文集》共50卷，累計1000多萬字，不用説一般人，就是國內的作家，對這個天文數字恐怕也只有望洋興嘆。葉永烈的作品不僅大都是暢銷書，還常被報紙轉載、廣播電臺播出，只是由於作品體裁的限制，很少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其收入過千萬元，人們恐怕不應該感到意外，這畢竟是半個世紀心血的累積。
下面就該數著王朔了。要説大紅大紫過的王朔至今還沒有“闊”起來，恐怕全國人民都不相信。自1984年發表處女作《空中小姐》起，王朔共創作了22部中篇小説、3部長篇小説，此外還有數十集電視劇——其中，大家最熟悉的莫過於《頑主》、《過把癮就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編輯部的故事》。雖然作品總字數不過160萬字，可王朔的字是“用金箔剪出來的”。據媒體報道，上海《青年報》的記者向王朔約稿，王朔的口氣很牛：“你們報社能給我多少錢？我寫一個字5元錢，2000字就是1萬元。”
除上述幾位外，還有一位作家不應該被漏掉，他就是海岩。
要説名氣，海岩比不上二月河、葉永烈、王朔，但其勢頭很猛，如果眼下他還不是“千萬富翁”的話，那也為時不遠了。看看他的作品目錄就知道了，從《便衣警察》、《一場風花雪月的故事》、《永不瞑目》、《你的生命如此多情》、《玉觀音》，到今年新鮮出爐的《我拿什麼拯救你，我的愛人》，海岩筆下的“印鈔機”比上述幾位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
“千萬元大廈”是怎樣砌起來的
對於一般讀者來説，作家的收入是個秘密，但對於內行而言，這個秘密早已公開。作家的收入一共來自三大塊：一是版稅收入，二是改編成影視作品的收入，三是作品被報紙、網站、電臺轉載、播出而獲得的稿費。
版稅是作家收入的大頭。現在，出版社與作家簽約實行的都是版稅制，版稅及書價一旦確定，再根據印數就可以算出作家能拿多少錢。用公式來表示就是：作家收入＝書價x印數x版稅。
以二月河為例，1991年長江文藝出版社拿到《雍正皇帝》第一部時還猶猶豫豫，給二月河的稿費只有千字25元，沒想到當年售出1萬多本。後來，出版社付給二月河的稿費也漲到每千字45元。當時的版稅比較低，二月河只能拿到1%。到1995年，《雍正皇帝》行情看漲，每套定價58元，當年銷售8萬套，該社主動將二月河的版稅從1%調高到6%。到1999年，中央電視臺播出根據二月河小説改編的電視劇，該社又把每套圖書的定價漲到80元，當年售出多達25萬套。據周社長介紹，僅此一部小説，長江文藝出版社共銷售出50萬套書，總碼洋約2000萬元，一共付給二月河150多萬元。
國家規定的版稅在8%—10%之間，但對於那些炙手可熱的作家來説，他們並不受這個規定的限制。一般來説，由作家和出版社共同商定，12%是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比例。比如二月河2000年與長江文藝出版社簽訂合同，於今年推出《二月河文集》，包括其已出版三部作品，每套定價310元，目前已售出三萬套。合同規定，出版社在五年內銷售不少於10萬套，並按12%的標準付給二月河版稅。僅此，出版社就要支付330萬元。
很多名作家寫的長篇小説後來都被改編為電視劇本，如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説都被改編為幾十集的電視連續劇，其中的《康熙大帝》被改編、拍攝了兩次。按照時下每集1萬元左右的行情，二月河的收入可想而知。作品被改編為電視劇播出，作家不但從中賺了一筆稿費，而且因電視劇播出又帶動了書籍的銷售，其連鎖效應不可小瞧。
作家從報刊、電臺轉載、播出自己作品中獲得的報酬雖然比不上版稅和改編成電視劇的收入，但正所謂“薄利多銷”，加起來也非小數目，對建造作家的“千萬元大廈”也起到了添磚加瓦的重要作用。
作家“千萬富翁”——消費文學亮出的旗幟
在當代文學領域造詣頗深的高文升教授認為：“作家中‘千萬富翁’的出現，表明消費文學漸趨成熟，這是消費文學亮出的旗幟。”
高文升認為，消費文學的最大特點就是一個“俗”字。對作家來説，創作慾望的滿足漸漸退隱，而讓作品成為市場俏銷商品的慾望漸趨強烈。不論是二月河的歷史小説，還是王朔、海岩的作品，其創作取向都帶有明顯的迎合市場的痕跡。
關於這一點，甚至被稱為“文化精英”的著名作家余秋雨也不例外。一部《文化苦旅》曾經洛陽紙貴，而其去年的大作《千年一嘆》和新近上市的《行者無疆》，則使其“精英成分”大打折扣——一位文化記者打趣説：“這簡直就是日記。”
由於作家創造性的缺失，我們看到的一些文學作品已經幾乎不再是藝術品，而是大量生産的、廉價的、標準化的消費品。寫作不再是“十年窗下的工作”，而成了“與時間的戰鬥”，變成了一門養家糊口的手藝。以海岩為例，他的每部作品看上去都不相同，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情節……然而只要讀其中一本書，你就能充分領略其作品的“奧妙”。
但為什麼人們還能一本接一本不斷地讀下去呢？有人總結道，那正體現了其作品作為感情消費快餐的“迷魂湯”功效：“海岩小説俗得討巧：讓道學家看見教化、政治家看見時代、英雄看見崇高、小人看見狡猾、男人看見美、女人看見愛……它具有讓讀者愛不釋手、廢寢忘食的巨大‘殺傷力’，所有本本流行。”
高文升分析認為，消費文學之所以盛行，還與出版社、電視臺及其他文化仲介機構的“插足”有關。在這中間，他們作為“銷售”環節發揮的作用，比作為“生産者”的作家或作為“消費者”的讀者要大。
一位文學評論家指出，消費文學既然是因迎合消費者的閱讀胃口而起，那麼它肯定會對消費者有意義，它雖然弱化了文學的審美功能，但凸顯了其娛樂功能，使讀者的自我意志得到張揚。消費文學是讓在社會激烈競爭中失去尊嚴的人們重獲健康和幸福的一劑“良藥”。
消費文學也需要精品
不少關心文學的人士擔心，當金錢成了第一要義，作家還能寫出好東西嗎？可有人反駁説，這簡直是杞人憂天。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本身就是相輔相成的，只顧金錢不顧藝術的做法無異於殺雞取卵；相反，只有作家富裕，不再為五斗米而折腰，才能寫出精彩的篇章。
還是來看看作家自己怎麼説吧。作家海岩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坦承：“我在特別困的時候，經常寫得驢唇不對馬嘴，但我儘量少改；甚至是這樣，前面寫錯了，寧可後面寫一段話，圓過來。我一年要寫70萬到80萬字，主要包括一部長篇小説、一個電視劇本和一個電影劇本。對我這樣一個每天工作10小時左右的人，讀者也不能要求我精益求精吧。那可能有人會説，我可以不寫。但我覺得，我的作品有讀者，我應該給他們寫一點東西。”
一位文學評論家對此評論道，以這樣的標準來寫作，恐怕只是能看而已，要做到“精彩”實在是緣木求魚，而其寫下去的原因恐怕也不是為了讀者，還是為了錢吧。
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衝擊的確給文學創作帶來了負效應，然而真正優秀的作家可以經受住這種考驗，把負面效果降到最低限度。比如湖北作家池莉，她的作品本來不屬於消費文學，但隨著《來來往往》和《小姐你早》被改編成電視劇播出後，她的小説也很暢銷，而這些市場反應好像並沒有影響她的創作。
二月河也對記者強調説，他的創作態度永遠都是嚴肅的，不會因為金錢的緣故降格以求。
高文升認為：“讀者的胃口雖然變了，但對精品的要求並不會改變，消費文學同樣呼喚精品的出現。即使從追求效益最大的角度而言，作家也應當像生産企業一樣需要控制自己作品的産量，最高的産量未必意味著最高的利潤。”（ 彭佳）
千龍新聞網 2001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