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也是壇

    二十多年前，中國文壇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復活，春風一起，新人輩出，整個文壇是年輕人的，連那些重新復出的老人也聲稱得到“第二次青春”。在那個“年輕”的文壇上，於是也就扶植青年，獎掖後進蔚然成風了。這是個好風氣，當然也會有風氣所至的時世英雄，青年導師，青年領袖一時間也就真真假假地多起來。於是也就有這樣的名流，熱心於青年文壇，寫序、評論、聚會、收徒，熱熱鬧鬧地在青年成堆的文壇上招兵買馬，成了文壇教父一般的風雲人物。只是風雲際會之後，這些領袖也就換裝下場了，他們自己也不提這當年之勇。

    這些年，中國文壇漸漸成熟起來，換句話説，經過一段和平發展時期，文壇名家成堆。於是不唯名家是從，敢於向權威挑戰也成了時代之風。這是自由平等的藝術發展必須的運作規則，百花齊放是要“齊”，不是整齊，而是一起；百家爭鳴是要“爭”，沒有競爭，就不能發展。當然，也有另類英雄，偏門先鋒，一齣手就找大個兒的——與名家商榷，找名家隱私，批名家作品，打名家官司！找到府的有，罵到府的有，盯到府的有，寫好悼詞等著到府的也有。這種文壇人物，一夜出名，全國媒體上跑馬佔地，雖説沒有作品，但比作品更有文壇效應。“你説的是誰呀？”“就是那個敢和某某打官司的那個！”而且，一般地説來，商榷也好，官司也好，贏家總是鐵定的“到府者”。

    時世造英雄。這是一句話，文壇如果只有作品和作家就不叫“壇”了，還有做秀的江湖人物。文壇又還姓文，你登臺後他上臺，最後是不是個角兒，還要看“文”得如何。

    詩歌的快餐消費

    一是小兒背誦。家家的小寶貝，都是小皇帝，都是接班人，都是薪火的接傳者。於是都上一門課：背誦古詩。不管有無詩才，也不管能否愛之受之，背！直背得在幼兒園裏能誦，在客人面前能唱，“天才！天才！”換來幾句讚嘆，讓爹媽臉上紅光一片。這種效果之一，就是讓大多數的背誦者，記住了幸福的兒童時代還有痛苦的回憶——苦背詩詞，於是在他們能自我選擇的時候，首先就選擇了遠離詩歌。

    二是情書抄用。青春期的躁動與追覓，在表達不清時，在目標不明時，在情況危急時，想起了救命稻草：抄詩！大概十有八九的抄詩者，平時讀得不多，找來的那幾句，也難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效果。於是“詩”就與“失”相連，詩歌不幸成為失戀與失意的“文件名”和替罪羊，儲存在年輪深處，尋尋覓覓，淒悽慘慘，詩意者，失意也。

    三是理論家引用。現代理論家都不太願意走詮注聖賢的老路。與傳統一刀斷裂，給前輩寫好悼詞，然後就大筆揮出新天地，高唱一曲“我來了！”——創造新體系，推出新學理，當然還要有新的例證才行。找例證，長篇小説太長，詩歌短小最好；於是詩歌，特別是“新”字頭的，“後”字頭的，最能造出新理論的氣氛。由於這種反向消費，理論一次次地強迫了情感，情感也就早早地丟下詩歌外套，出逃。現代詩歌諸種流派中，真有情感的較少，就是此種快餐化的結果。

    詩歌快餐化消費，無論是在小兒層次、初戀人群還是蹩腳理論家那裏，都是以最終擰幹詩歌中的情感而告結束。情感，這是詩歌的眼淚、血液和汗水！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