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壇也是壇
二十多年前,中國文壇從“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復活,春風一起,新人輩出,整個文壇是年輕人的,連那些重新復出的老人也聲稱得到“第二次青春”。在那個“年輕”的文壇上,於是也就扶植青年,獎掖後進蔚然成風了。這是個好風氣,當然也會有風氣所至的時世英雄,青年導師,青年領袖一時間也就真真假假地多起來。於是也就有這樣的名流,熱心於青年文壇,寫序、評論、聚會、收徒,熱熱鬧鬧地在青年成堆的文壇上招兵買馬,成了文壇教父一般的風雲人物。只是風雲際會之後,這些領袖也就換裝下場了,他們自己也不提這當年之勇。
這些年,中國文壇漸漸成熟起來,換句話説,經過一段和平發展時期,文壇名家成堆。於是不唯名家是從,敢於向權威挑戰也成了時代之風。這是自由平等的藝術發展必須的運作規則,百花齊放是要“齊”,不是整齊,而是一起;百家爭鳴是要“爭”,沒有競爭,就不能發展。當然,也有另類英雄,偏門先鋒,一齣手就找大個兒的——與名家商榷,找名家隱私,批名家作品,打名家官司!找到府的有,罵到府的有,盯到府的有,寫好悼詞等著到府的也有。這種文壇人物,一夜出名,全國媒體上跑馬佔地,雖説沒有作品,但比作品更有文壇效應。“你説的是誰呀?”“就是那個敢和某某打官司的那個!”而且,一般地説來,商榷也好,官司也好,贏家總是鐵定的“到府者”。
時世造英雄。這是一句話,文壇如果只有作品和作家就不叫“壇”了,還有做秀的江湖人物。文壇又還姓文,你登臺後他上臺,最後是不是個角兒,還要看“文”得如何。
詩歌的快餐消費
一是小兒背誦。家家的小寶貝,都是小皇帝,都是接班人,都是薪火的接傳者。於是都上一門課:背誦古詩。不管有無詩才,也不管能否愛之受之,背!直背得在幼兒園裏能誦,在客人面前能唱,“天才!天才!”換來幾句讚嘆,讓爹媽臉上紅光一片。這種效果之一,就是讓大多數的背誦者,記住了幸福的兒童時代還有痛苦的回憶——苦背詩詞,於是在他們能自我選擇的時候,首先就選擇了遠離詩歌。
二是情書抄用。青春期的躁動與追覓,在表達不清時,在目標不明時,在情況危急時,想起了救命稻草:抄詩!大概十有八九的抄詩者,平時讀得不多,找來的那幾句,也難有一句頂一萬句的效果。於是“詩”就與“失”相連,詩歌不幸成為失戀與失意的“文件名”和替罪羊,儲存在年輪深處,尋尋覓覓,淒悽慘慘,詩意者,失意也。
三是理論家引用。現代理論家都不太願意走詮注聖賢的老路。與傳統一刀斷裂,給前輩寫好悼詞,然後就大筆揮出新天地,高唱一曲“我來了!”——創造新體系,推出新學理,當然還要有新的例證才行。找例證,長篇小説太長,詩歌短小最好;於是詩歌,特別是“新”字頭的,“後”字頭的,最能造出新理論的氣氛。由於這種反向消費,理論一次次地強迫了情感,情感也就早早地丟下詩歌外套,出逃。現代詩歌諸種流派中,真有情感的較少,就是此種快餐化的結果。
詩歌快餐化消費,無論是在小兒層次、初戀人群還是蹩腳理論家那裏,都是以最終擰幹詩歌中的情感而告結束。情感,這是詩歌的眼淚、血液和汗水!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1年0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