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壇，抄襲與剽竊齊飛，糾紛共官司一色。參與剽竊的有作家、學者、教授、“博導”；有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有記者、自由撰稿人和其他普通人。他們抄襲的方法、手段、花樣都不盡相同，但其目的不外乎名利兩字。
文壇剽客如此氾濫，其中部分原因是：文壇剽客的羞恥感的失去；所有的受害者勢力單薄；媒體協同作案，許多原作者不願意得罪媒體；許多媒體無意中用了文壇剽客的稿件之後，不願意過多追究文壇剽客的責任，怕給自己丟臉；相關法律不夠完善，如《著作權法》沒有明確規定哪些是剽竊抄襲的具體界限，還有待從法律的角度對剽竊進行界定。
剛剛過去的2001年，至少有九件事情值得一記。
一、季羨林等怒告抄襲者
我國著名學者、翻譯家季羨林和冰心之女吳青等11名原告訴中國物價出版社侵犯署名權、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等11個案件，2001年6月11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法院判令中國物價出版社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向11名原告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共計22萬餘元。
2001年4月6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著作權糾紛：季羨林、冰心女兒等15位著名學者、作家及漓江出版社狀告中國物價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權。據悉，中國物價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大系》的侵權字數達到163萬，佔整套書的一半。漓江出版社則稱，該書未經許可收錄了其享有專有出版權的一些作品，因此漓江出版社要求獲賠20萬元。
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兒吳青作為冰心版權的繼承人也參加了訴訟。同時起訴的還有另外10多名翻譯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的作家。
90高齡的北大教授季羨林先生是著名的學者和翻譯家。據悉，他在訴狀中説，他20多年前翻譯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國作家托馬斯 曼的作品《沉重的時刻》一文，對此他享有譯作的著作權，可是在中國物價出版社出版的《諾貝爾文學獎大系》中收錄了他的譯作，卻沒有經過任何授權，甚至還將譯者的署名刪除。季羨林表示：“賺錢是正常的，應該取之有道。人家辛辛苦苦翻譯卻遭到剽竊，不成。而且把作者名字都取消了，實在剽竊得太離譜了。”
二、黃永玉《讀書》驚暴學術剽竊案
在2000年第12期的《讀書》，發表北京讀者寧丕躍的文章——
看到貴刊2000年第八期《守住你心中的居倫城》一文，似曾相識；再找來黃永玉先生《太陽下的風景》中的《居倫城的黃皮鞋及其他》，一文與之對照，恍然大悟。抄襲！望貴刊能公開糾正以正視聽。
《讀書》編輯部對此發表意見：
“經核實，此文確實有多處照搬了黃永玉先生的句子，且立意幾近，當屬抄襲之作。在此，我們譴責這種行為，併為我們編輯中的過失向讀者致歉。”
2001年第二期《讀書》發表了黃永玉的《關於〈守住你心中的居倫城〉的來信》一文，指出尹文中“有我眼熟的句子和段落，笑得我再也睡不著了”，“那是我17年前發表在《人民日報》題為《居倫城的黃皮鞋及其他》的文章。”“那位沒有寫出名字的‘剛出牢獄釋放出來的老人’是我們尊敬的夏衍先生”。“尹華先生的文筆是不錯的，其實完全不必拿我的文章當做他的文章。全文不到三千字，五分之一的文章卻是我的。好玩的是，有一小段引用文，我頭一句是：‘這個“貴婦還鄉”的狡猾作者迪倫馬特——’，尹華先生改為：‘這個狗娘養的狡猾的天才作者迪倫馬特———’都講的是謔語，‘狗娘養的’我倒是覺得言重了。”
能夠在《讀書》發表文章的，自然是有一定的“學術水準”的，但是，非常遺憾，這是一篇剽竊之作。
三、“童話大王”鄭淵潔：被自己所愛的小讀者抄襲
有“童話大王”之稱的鄭淵潔，委託律師馬嘯在2001年6月出版的《童話大王》月刊上發表聲明，對抄襲行為進行譴責，自己辛辛苦苦為小讀者提供精神食糧，然而作品又屢被一些小讀者抄襲，這讓鄭淵潔哭笑不得。
鄭淵潔是公認的童話奇才，也是發行百萬份以上的《童話大王》月刊的撰稿人。他曾經寫過《皮皮魯外傳》、《魯西西外傳》和《蕎麥皮外傳》等深受小讀者喜愛的作品。
然而，面對抄襲，“童話大王”毫無辦法。他費盡心機，想出了一個招數：把抄襲者寫進童話曝光，借童話人物之口譴責這種抄襲行為。
但事實上，幾乎在每一期的《童話大王》，都有鄭淵潔的律師馬嘯發表的譴責盜版的聲明，但抄襲行為總是沒有得到遏制。
鄭淵潔反抄襲的第二招是把抄襲者寫進童話，並親自畫漫畫配插圖對其曝光。
鄭淵潔在其童話新作《一主二犬》中這樣寫到：
你好，我是鄭淵潔。很高興能和你一起度過這段時光。你可能覺得奇怪和好玩，童話怎麼這樣開頭？這是因為南京一位叫張某某的抄襲者將我的作品《老鼠打電話》一字不改地照抄一遍後，署上他的大名，投寄給上海一家刊物，被1998年5月號的那家刊物刊登出來。為了培養抄襲者的勤勞習慣，我在這部作品前加上這麼一段話。我揣測，就是再懶的抄襲者，也得付出勞動將這段文字刪除，否則寄到隨便哪家編輯部，即使特級弱智的編輯也會明察秋毫地將抄襲者“捉拿歸案”……
但所有的措施似乎都沒有實效，鄭淵潔似乎打算封筆。
四、馮驥才、姜德明、謝其章一起打抱不平
——王澤的《老夫子》涉嫌抄襲朋弟
2001年5月9日，《中華讀書報》發表謝其章的文章《警惕漫壇扒手》，指出王澤“老夫子”系列漫畫抄襲自朋弟作品。此前，姜德明、馮驥才等已在媒體上公開此事，併為朋弟打抱不平。
據媒體報道，作家馮驥才在他的新出的專著《文化發掘老夫子出土》指出：“‘老夫子’的漫畫形象不是王澤創作的，它是已故漫畫家朋弟40年代初的創作精品。王澤剽竊朋弟的《老夫子》數量大、流傳廣、時間長，可謂當前國內文壇最大的一樁剽竊案。”這就是説，王澤剽竊朋弟的作品已經達到40年，並且使他名利雙收。
據報道，1999年，他就在《今晚報》上發表文章《朋弟的“老夫子”與王澤的“老夫子”》揭露事實真相，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裏，馮驥才從圖書館、舊書攤以及私人手中，蒐集整理出包括已故漫畫家朋弟一生中各類藝術作品的精選集，他還在書中對朋弟和王澤的各個人生階段的比較分析、對二人的“老夫子”在人物性格、造型等方面的雷同之處做了有力的論述。馮驥才認為，“把這本書往這裡一擺，無須多説，真假黑白，立刻分明。”。
但事情並沒有像馮驥才所説的那麼簡單。首先王澤否認此事，而朋弟已經去世多年，他的後人不知在哪。
五、“反特作家”時鋒：反抄襲跑遍全國
時鋒——這位當年為了創作跑遍全國的著名反特題材作家，現在為了反抄襲不得不再把全國各地跑一遍。
近日，正在北京向法院遞交起訴書的時鋒告訴記者，他馬上就要飛赴香港，追查當地對其作品的抄襲侵權行為。據悉，目前國內有20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圖書涉嫌抄襲了時鋒的作品。
時鋒，山東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自1990年以來，他先後出版了《保衛毛主席訪蘇》、《北京諜影》、《為了領袖的安全》等共計60多萬字的作品。由於這些作品大多以反特為題材，時鋒被稱為“反特作家”。時鋒創作這些作品經過大量的實地採訪。10多年來，他耗資10多萬元，先後採訪了上至公安部部長下至普通民警等戰鬥在公安戰線的60多位人物，查閱了大量的歷史檔案，行程遍及全國各地。
但沒有想到的是，他的心血竟成了文壇剽客坐享其成的源泉。
時鋒給記者列出了一張單子，上面有20多家出版社的名單及其涉嫌抄襲的圖書目錄。時鋒説，涉嫌抄襲的內容少則萬把字，多則數萬字。
時鋒告訴記者，他目前有訴訟對方侵犯其著作權的官司和糾紛案10多起，儘管有些案件進展緩慢而艱難，但有幾起取得成功。
時鋒告訴記者，他在追查文壇剽客的過程中，多次見識了他們的醜惡嘴臉。
湖南某文壇剽客抄襲了時鋒5萬多字的作品。時鋒找到他交涉，對方竟稱，他已經把文字賣給某出版社的人了，要時鋒去找那個人。當時鋒表示要訴諸法律時，這個文壇剽客慌了神，竟厚顏無恥地説：“我們什麼都可以談。中美撞機事件都可以談判解決，我們還有什麼不可以談的。”
先前為了創作走遍全國，而現在為了反抄襲同樣往全國各地跑，時鋒對此頗為感慨。時鋒告訴記者，有的出版社受利益驅動，不顧有關法律規定，在出版程式上沒有把好關。東窗事發後，大多數侵權出版社採取不負責任的態度，能推就推。
六、文壇剽客栽贓 人大教授蒙冤
2001年初，作者昝愛宗指責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教授剽竊了他的文章，記者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喻國明根本沒有寫過這篇文章，而是一個叫“陳勇”的人，使用“筆名”“喻國明”剽竊了昝愛宗的文章，發表在《文化月刊》上。如果“陳勇”剽竊的事實成立的話，那麼，他不僅是個文壇剽客，而且是“高明”的剽客，他不僅侵犯了原作者昝愛宗等人的著作權，也使《文化月刊》受騙，同時差點使人大教授喻國明蒙上不白之冤。
2001年3月7日晚，北京南北通諮詢策劃公司的昝愛宗在網際網路上貼出《人大輿論研究所所長喻國明涉嫌全文剽竊、抄襲他人文章》一文，指出他本人在2001年1、2期合刊的北京《文化月刊》上讀到一篇署名喻國明的文章《狼煙四起的書業》。這篇全長3900多字的文章，竟然是綜合《深圳週刊》2000年9月11日魏雅華的《書價為什麼這麼高》和他本人發表在2000年11月3日《文化時報》上的《生活在體制邊緣賺大錢——書商世界探秘》等兩篇文章而成。“尤其讓我感到震驚的是，對魏雅華2300字的文章，喻國明幾乎只字未改，而對本人的文章，則整段‘引用’了1600字。也就是説，除標題略有改動外，喻國明自己沒有寫一個字！”
喻國明何許人也？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人大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名傳播學者是也。
3月12日，記者採訪了喻國明。
喻國明告訴記者：“我認為，我的名字還沒有這種商業價值——可以被人冒用的地步。我曾經給《文化月刊》的主編打電話，對方決定採取補救的措施，查清這文壇剽客到底是誰。另外，他們沒有盡到核實的責任，他們有責任用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式做一個比較適當的説明。”
3月12日，《文化月刊》編輯陳桂龍專門給記者發來了説明有關情況：“去年9月中旬，我在原單位《醫週刊》的一位朋友陳勇給了一篇稿子，我即轉給《文化月刊》。當時，他取的筆名叫‘喻國明’。到了9月底，《醫週刊》倒閉，人員各奔東西，此作者與本人不曾聯繫。並非如‘此文的原作’昝愛宗所説，抄襲他文章的人是人大輿論研究所的喻國明。此文與人大輿論研究所的喻國明先生沒有任何關係。此稿件發出至今半年，原作者如今已找不到了。而此文的稿費沒有發出，還在單位。”
3月12日，《文化月刊》主編李鑌接受記者採訪時説：“《文化月刊》將在下期的卷首向有關人士道歉。”他表示，要進一步調查此事，弄個水落石出。
七、“抄襲”之作和原作同時獲獎
——“中國第一記者”張建偉涉嫌剽竊
有中國第一記者之稱的張建偉（范長江新聞獎、魯迅文學獎雙獎獲得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的中青年專家）《蟬蛻的翅膀》被劉元舉指責抄襲了他的《西部生命》。記者曲頡在2001年1月初發表《記者、名作家、中國青年報編委張建偉抄襲剽竊造假》一文，指出：如此雷同或者相似的多達近60處！更令人尷尬的是這兩部作品居然同時獲得“中華鐵人文學獎”，同時在人民大會堂接受頒獎。
據悉，劉元舉已經于2001年1月9日將張建偉告上法庭。
著名作家劉元舉打破了沉默，2000年1月19日上午作客益博華圖書網，對剽竊抄襲行為作了聲討。網友和劉元舉的對話很長，口無遮攔的網友也對此事進行了調侃，一位甚至提出，希望得到一本劉元舉和張建偉共同簽名的書。但張建偉一直沒有反應，這起官司很長時間沒有下文。
八、《當代10大文壇剽客排行榜》遭剽竊
2001年2月16日，新浪網發表轉載自《天府早報》的《文壇十大“剽客”新鮮出爐手段出奇令人大開眼界》（作者戴艷妮）一文，這是改頭換面費盡心計剽竊了另一名記者所寫的《當代文壇剽客排行榜》。連揭露剽竊的文章都要抄襲，這也算是一個新聞了。
戴艷妮稱她寫的新聞來源是“某網站以點擊投票方式排出”，但事實上，《當代十大文壇剽客排行榜》一文，是記者徐林正多年採訪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而寫的文章，——是記者的一家之言。戴艷妮為了達到變相剽竊的目的，不惜編造新聞來源，為了表示自己有所創意，他還給各位剽客添了個“最什麼什麼”的形容詞，但仍然無法改變全文的抄襲性質。
九、“北大才子”余傑再次因涉嫌剽竊而遭批評
最近，圖書策劃人張先生向記者舉報：青年作家、“北大才子”余傑的《我看＜水滸＞》一文部分內容涉嫌抄襲了著名學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主要抄襲的內容是論述武松部分。記者馬上與朱大可取得聯繫，朱大可本人認為，余傑確實涉嫌抄襲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書的部分內容。朱大可指出，關於武松部分內容的論述，是他整個獨特思想的一個貫徹，並且屬於他的基本的話語方式，廣大讀者已經熟悉。
最近，不斷有人公開指出余傑涉嫌抄襲。
2000年2月17日，重慶作家張育仁指出余傑的文章《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抄襲了他的《靈魂拷問鏈條的一個重要缺環》一文。張育仁表示，余傑此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實質部分，如寫這篇文章的主要依據——有關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現的“罪狀”，除了有關余秋雨寫《胡適傳》一事引用他人外，其他都來自張育仁的文章。
2000年10月9日，噹噹網上書店發表網友轉貼的文章——《余傑抄襲鐵證如山》，該貼轉自《書屋》2000年第九期李江峰的文章《余傑的疏誤》。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收于余傑《鐵屋中的吶喊》中的一篇長文《知、性、遊——重讀楊絳》的一些論述，多處和胡河清的《楊絳論》（載于《靈地的緬想》學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讓人感到確確實實“襲用”了。
舉證之後，便是毫不留情的批評：
2000年6月28日，青年評論家謝有順在《南方都市報》發表《“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一文，對余傑提出批評，説“對學術界也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接著，已故作者朱海軍寫出《余傑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一文，在網上流傳，認為余傑“差不多就已經是主動承認了自己的抄襲行徑，因為兩篇文章主旨和結構都太相似了”。
劉紹銘在《萬象》第一卷第七期《剝皮的藝術》中對余傑文章引用外國作品“例不落注”曾進一言，以為“這些引文，自己譯的，要交代。人家譯的，更要交代，否則就是‘掠人之美’了”。余傑“例不落注”的問題主要還不在譯文方面，有些筆墨恐怕有襲用之嫌。
李立研在2000年5月的《博覽群書》發表《“天才”的“盲點”——由余傑“學風”到其“立論”》也對余傑引文不注名出處，同時還經常出錯的行為提出了批評。
余傑是怎樣對待指控和批評的呢？一是自我辯護，不惜與朋友絕交；二是極力否認。針對張育仁的指責，余傑在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引用豈能算是抄襲？他（張育仁）作為一個學者這樣説，太不負責了！這樣做很不妥當！他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説，還是不説》一書中的觀點，算不算抄襲呢？”
謝有順的《‘盜’亦有道——看“文壇剽客”》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余傑連忙趕寫《“真實”的謊言》以自辯。最後在這篇文章裏，他宣佈與謝有順“告別”。 （蘇萬柳）
《中華讀書報》2002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