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出現，作品繁多，文壇熱鬧，但值得留下來的東西太少———文學的價值根基消失使文學判斷失去了方向。於是乎，文學的思維和感受進入了“無主題變奏”狀態。與文學的“論爭”狀態相比，這種狀態就很不相同：作為文學的“論爭”它是有序的結構，戰鬥的各方都有明確的對手，整個社會在鬥爭中進行優勝劣汰的文化選擇。例如，在“五四”新文學時期，守舊派、革命派、改良派各據一詞，但在總的社會效應上來看，卻是文學在各種文化力量的推移中盤旋上升。《吶喊》等經典名著便是“論爭”的結晶。而我們所分析的特殊時期，文學處於高度的無序化，一切文學因素都紛紛凸現自己，但是又缺乏對立的或聯盟性的聯繫。例如，19世紀後期的中國近代文學，小説如野火奔騰，橫掃九州。各種各樣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情趣都在小説中顧盼自雄。但風雲過後，連文學史家們也感嘆：這一時期除了四大譴責小説尚可一談，夠資格進入文學史的作品幾乎沒有。這樣的時期過去以後，文學不能從中取得任何重要的精神養分，只能從更前的歷史或外來的新潮中尋找價值基石———這正好表明此時期是缺乏價值積澱的文學時期。
何以會出現缺乏價值積澱的文學？其原因撲朔迷離，但其中總有一個不變的因素：文學的哲學意識的沉淪。竊以為，作為世界觀和主體論的哲學意識在文學中起著極大的指導作用，既決定著文學的價值選擇與思維方式，亦決定著作家的生命感受與審美精神。可以説，哲學意識的變化每每從核心層改變著文學的面貌。打開西方文學史冊就會發現，在現代西方文學中，“迷惘的一代”、“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識流小説”和“存在主義”等，無不是以哲學意識的轉變為出發點，開拓著文學的新視界，而缺乏價值積澱的文學的背後則恰恰是哲學精神的貧困。
令人困惑的是，在我們今天的文學領域也出現了“缺乏價值積澱”的情形，若作進一步考查，也與哲學意識的衰落有關係。
文學的“發問”功能日漸喪失，隨之而出現了隨波逐流的俗化趨勢
筆者認為，“發問”是文學的哲學品質的首要表現。亦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學與哲學有著最深刻的貫通———哲學作為文化思維的核心，其責任是為社會提供思想動力和文化價值根基，這是文學介入社會歷史的立足點之一。從歷史上看，遠在2000多年前，屈原長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寫下《天問》，開創了中國文學“發問”的傳統。後來人發問的內容各有側重，但無不與天地宇宙和社會人生的根本問題息息相關，表達出中國文學家對民生與個體生命的終極關懷。然而，近年來我們的文學面對現實的“發問”卻極其微弱，這與當前人類面臨的巨大而複雜的問題極不相稱。在諸如人的處境、人的異化、人的精神危機、人的社會選擇等重大問題上，社會對文學的主要訴求是希盼文學向人們提供可感知的新價值、新判斷和新精神。而文學面對社會的吁求則經常出現難得糊塗的麻木。即使有的文學寫出了許多社會矛盾，其中也不乏激烈和尖銳者，但很少作品能有力地將這些矛盾置入宏大的歷史之中，進行富有想像力的展示。常有的現象是作品中將歷史與社會的整體性疑問“微型化”為個體生活瑣事，從而將哲學性命題演化為倫理性的情感性問題———道德主義傳統由此大行其道，“好人”“壞人”的兩極模式掩蓋了人類處境的複雜性，於是在“好人一生平安”的歌聲中消解了文學的發問基礎。
文學超越性日漸衰退，文學活動流速加快，而文學創新的動力不足
近年來的文學“熱點”不斷出現，但真正持久延續的十分鮮見。文學界的話題一年一個樣，但都似季風一掃而過。這種不見結果的熱鬧説明沒有一種文學話題能獲得文學的持久共鳴，更談不上社會的共鳴———對這一現狀不能用市場經濟的同化作用來解釋，而只能説明文學急功近利的浮躁。從當代世界文學的發展看，市場經濟初興之時，雖然人心不古，人欲橫流，但往往是文學創作最富成果的階段，其動因即在於作家作為精神價值的守望者，與社會人“經濟化”過程有強烈的逆反心理，不得不強化自己的人文立場。此時的作家更加具備從時代變遷中冷靜觀察人性、凸現獨立的自我的條件。換言之，作家坐冷板凳的心境更具有哲學意義上的超越性。如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作家福克納，身處南方傳統價值無可挽回的沒落時期，寫出了《喧嘩與騷動》這樣史詩性的南方小説。然而，要做到這種“心遠地自偏”之境界，必須首先具備對人生終極關懷的價值取向。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創作是一種人的行動，而人的行動的目的性決定了他的行動的方式。追問人生終極價值的作家，往往將創作看作對人類生存的洞察，他的注意力始終是穩定的，主題也相應地表現出獨特性和永恒性。而僅僅將文學當作謀生工具的人，必然會隨社會的環境而不斷地改變自己，為暢銷而製造大相徑庭的“作品”，這樣的“操作”使文學空前地可口可樂化，進入“一次性消費”的行列。如今，我們的文學之所以難以成為經典，與這種狀況大有關係。我們如果回首一下近20年來的文學創作，不難發現不少轟動一時的作品幾乎現在連書名也沒有人提了。這從一個側面證明，文學假如不能擺脫媚俗的心態，不能以深刻的默察與社會建立歷史性的聯繫，必然要被社會文化的進程遺忘。
當然，在文學的行為方式上，並不能單純地反對“過把癮”、“炒一把”、“走一回”等。人的文化行為包含兩個因素：神聖性的和遊戲性的。神聖性的行為出自良知、信仰，不計較個人的苦樂，往往還苦大於樂。而人的行為的遊戲性，既建立在世界的豐富性中，也建立在人性的遊戲欲求上。就拿善來説，善是對人的一個絕對要求，但是，善的行為在層次上、表現上卻是無限多樣的。普渡眾生是善，獨善其身也是善，甚至為富裕了的人們發明一種新的娛樂方式同樣是善。假如一種文化不能提供人的遊戲空間，人必然因喪失自由而拋棄這種文化。現在的問題是，文學行為裏的遊戲行為比例過大，為“過癮”而“過癮”，為“炒作”而“炒作”的無頭蒼蠅型的操作太多———這類缺乏哲學理念的弊端，無疑會成為文學的致命傷。
缺乏美學層面上的思索，使文學理論與批評中的“失語症”逐步加劇
文學理論的目的如同著名學者韋勒克所説，“是對文學原理、文學範疇、文學標準的研究”。不同民族的文學必然有不同的範疇和標準，也自然有不同的理論表述和批評方法。近20年來，批評界、理論界為創立中國特色的文學範疇和批評範式做了極大的努力，曾經創造了一系列以“新”和“後”為旗號的概念，如“新市民小説”、“新狀態”、“新歷史小説”等等，但這些創新沒有一個穩定下來而步入成長期。同時，文學界還在理論上探討過人文關懷等指向終極價值的問題，但可悲的是，這類哲學氣息甚濃的爭論總是被個人恩怨式的“攻擊”代替，將積極的人文之爭演變為文人之爭。這些都阻礙了當代中國文學理論體系的成長。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是直覺化和意象化的。近代以來，逐步引進了不同國家的文學批評概念，其中以前蘇聯和歐美的為多。這些批評概念與我國固有的批評體系的區別始終沒有得到科學的清理，在批評實踐中，基本上是“以外為主，以中為輔”。80年代以後，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文學的特性與外國批評概念的衝突，但有沒有沉穩的哲學家氣度和素質去探討建立民族批評概念體系的途徑和方法。當然，建立民族化的文學理論，會面臨著很多智慧的痛苦，不如“拿來”方便。但不經歷這一中外文學理論界融合的過程，中國文學批評會長久地成為西方邏輯體系的複製品，進而與中國文學創作形成二元對立的錯位狀態。
以上的弊端無不表明瞭當代文學哲學的貧困。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歷史的淵源看，儒家提倡“文以載道”，但其中的道主要是仁義道德，即康得所稱的“實踐理性”。而對於更具有哲學性質的“玄學”向來是輕視的———這是一個先天的不足。建國後的一個時期，一些極左的思想和觀點更導致了作家不敢向生存、向歷史發問，這類思想和觀點的影響至今仍沒徹底消失。再從作家方面看，有的作家可謂歷經磨難，但思想局限在經驗主義思考範圍，情趣橫生卻淡于哲理。而另外一些作家儘管熟讀哲學典籍，但自己的生存狀態與現實生活相隔太遠，只能在思維中舞蹈，無法將思想與現實生活貫通起來。如何改變這種狀態？關鍵還在於增強文學的虔誠，調整生存的態勢，多一些發問者的憂患，多一些超越者的冷峻，多一些痛苦的詩性智慧，惟此，我們別無選擇，也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學融入歷史的價值創造中。
《長江日報》 2001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