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暢銷讀物中,除小説、散文外,有關現當代作家史料的著作也開始走紅。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人有病,天知否》印數達四萬之多,今年工人出版社發行的郭小川文革的文章彙編,也風行一時。圍繞浩然回憶錄和採訪錄産生的爭論,以及五十年代某些文化檔案整理的不同觀點,都曾吸引過讀者。我近日讀新出版的《周作人年譜》、《俞平伯年譜》諸書,尤感親切,覺得好的史料,一旦整理出來,其價值不亞於傳記之類的演義,其中滲透的思想,均在不言之中。人們日趨愛讀文壇史料,看重的就是非外飾化的歷史本色。
以史為鑒
當郭小川全集出版的時候,史學家談論更多的是他的日記、書信,那個時代真實的形影,均折射到其中了。胡風回憶錄發行之後,人們感興趣的常是他那個時代的環境與人的關係,這也是了解歷史的途徑。在巴金的書信錄裏,人們可以看到老人如何的失落,又如何地找回自我,撫今追昔,有不勝感慨之態。前不久曾讀到李大釗的年譜、書信,其中流淌的真純思想,非外人轉述可以傳達,歷史情境生發出的悲壯感,不是親歷者是難以描繪的。看這些原始的資料,對自省吾身,以史為鑒,都有不小的幫助。
日前《魯迅年譜》的再版和《魯迅手稿全集》的問世,被學界譽為是一件盛事。當代青年,不解歷史者,讀一讀歷史的原貌,便不會被歪曲的觀點所左右。翻閱魯迅手稿,看先生治學的態度,文化修養,當讓人驚異不已。先生讀透古書,又跳出老路,于新思想中自塑己身,這樣的境界,誰能做到呢?
偶翻上海文史資料新出版的《曹聚仁紀念集》,看到其在動亂年代上下求索的史料,忽覺得當下此類報人已經不多,其思想已成寶貴的遺産。曹氏一生,著述頗豐,憂國憂民,晚年為海峽兩岸關係苦苦工作。先生曾雲,一為文人,便不是為觀,當深戒舊習,不為俗諦所累。今日的文人,耐得寂寞的不多,超越陋習者亦少,曹氏遺言,力透紙背,那一代人的“五四”情懷,成了其人格的底色。我們現在懷念他,便是對“五四”遺産的追憶吧。
文學史料的可貴,常在於隱含的思想的可貴。如《俞平伯年譜》蒐集的俞氏言論,多有警句,這在一般人的文章中,殊難看到。俞先生指出“紅學”研究之弊,對當下學術研究亦有意義,他説:“《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説,小説就是虛構,虛構並不排斥實在,但那些所謂‘親睹親聞’的素材,早已被統一在作者的意圖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虛為主,實為從,所有一切實的,都融入虛的意境之中。對這‘化實為虛’的分寸,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牢牢把握。如果顛倒虛實,喧賓奪主,把靈活的化為呆板,使委婉的變做質實,豈不糟糕。”聯想當下“紅學”誤入猜謎之途,以虛為實,實在是一種深切的警示。
史料整理,倘認真為之,比時尚化的文學觀更出思想。近兩年此類圖書走俏,原因也在這裡。
活資料的搶救
經歷過“五四”的文人,多已做古,連五十年代走紅的作家,仍健在的已不多了。搶救文學史的活資料,在目前已迫在眉睫,一批有史學意識的學者,近來已看到了此點。如李輝整理的巴金、冰心口述資料,葦韜編寫的茅盾回憶文章,陳徒手採訪俞平伯親屬的札記,陳福康關於現代作家的佚聞佚事的編撰等等,都豐富了當代人的閱讀生活。張中行《流年辟影》中關於同代人的回憶,多親歷的直感,如野史短札,書別人未書之言,創見多多。百歲老人章克標回憶與魯迅等人的衝突,雖觀點多謬,但聊備一格,讓人看到了三十年代文人的另一形態。此外顧頡剛女兒記敘父親的著作,舒乙追憶老捨得文章,王增茹對丁玲生平的描繪,都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如此大規模的史料整理,在過去,是沒有過的。
百年以來,歷經戰亂,加之政治風雲,許多歷史事件,面目已非,資料甚少,要想還原歷史,已很難了。魯迅的日記曾因日本侵略者的干預,丟失了一些;王國維的一些手跡,已看不到了;像“左聯”當年的一些活動手冊,會議紀要,如今也不易找到,看清那段歷史,確需花費許多的力氣。挽救這一缺憾,辦法之一是動員老人的回憶,之二便是蒐集整理,或從親人的口述擇其一二,或在相關材料探賾索引。近年來,一些多年冷落的人物忽然走紅,史料整理者功莫大焉。如陳寅恪的傳記寫作,廢名的佚文出版,梅娘的小説再版等等,均是活資料搶救的結果。與一些板著面孔的學術著作比,史料寫作以平和、自然、直觀而奪人耳目。至於像隨筆專家黃裳、鄧雲多、朱正等人精美的史料鉤沉,那讀者更是喜歡,非洋八股的史學家可以比肩了。
史德的意義
圍繞史料真偽的爭鳴,在近年一直成為文壇的熱點之一。比如郭沫若是否抄襲了錢穆的問題,顧頡剛為國民黨元老是否獻鼎文的問題,顧準日記的真實性問題,等等。個別文史學者和作家的後代撰寫的回憶錄,曾受到了許多學人的批評,以為多有掩飾,佳言過多,並不可取。記得還有文革中一些文人“失足”的描繪,看法各異,材料斑駁,在讀者中引起了閱讀的混亂。這時候我便想起章實齋的觀點,治史者,要有一點史德,為君者諱,有悖良知,應引以為戒的。
在許多作家的文集中,文章的取捨,大多以今人的道德為準,原貌被破壞了。有的文章受到了刪改,有的歷史史實乾脆不收,仿佛一個完人。還是郭小惠等人頗有勇氣,將父親的文字全盤端出,並不改動,作家完整的形象,便出現了。魯迅生前,對早年的稚氣之作,並不遺棄,大多收到了集子裏。“悔其少作”是庸人的態度,史德自然也有了問題。但像周作人這樣的名家,自編文集時,就剔去了罵人的文章,自覺不妥,還是心裏有愧吧。這現象,今天十分普遍。許多名家的全集,“文革”的文章不敢收,“反右”時的作品亦置之不顧,歷史的原態,便被遮掩了。看近幾年朱正、陳子善、丁東等人的文學史文章,大多敢直面歷史,讀者自然也走進了他們。像藍英年關於蘇聯文學史料的還原,陳平原關於近現代文化史的整理,均打破舊的教條,活生生的文學歷史,被重新呈現出來。其因由,在於知道史德的價值。
目前的學界,有許許多多為史實的求真而默默耕耘的人。姜德明、黃裳、陳漱渝、張菊香、張鐵榮、胡明、王培元、張大明、朱金順、顧農、黃開發、張泉等等,隊伍是龐大的。姜德明曾著有《余時書話》,談文壇掌故如數家珍;黃裳梳理近現代文化風潮,直陳己見,敢與名家直面,説一些名家親屬不願聽的觀點,那勇氣,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中國有一些文人向來不敢撕開歷史的面罩,在虛幻的光環下寫著虛幻的文字。只是到了“五四”,才出現了新式的文人,如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知堂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每讀這些作品,便感到精神的自由與快樂。章學誠所謂“史德之為要義”,正是這樣的。
聽説又有幾部作家的年譜和傳記要面世了,不知道內容能否給人以驚喜。文學史要整理,研究的空間很大,然而以往的視角還是太小了。現在一些史料專輯所以耐看,在於講出了歷史的真相,文學思潮的諸種面貌,漸漸清晰了。史料是思想的母體,思想的貧困,大概也是史料的貧困。走出這一步,在今天是多麼迫切的任務,把豐富的歷史告訴讀者,那麼文學思想的研究,自然會更進一步了。
《北京日報》200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