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暢銷讀物中，除小説、散文外，有關現當代作家史料的著作也開始走紅。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人有病，天知否》印數達四萬之多，今年工人出版社發行的郭小川文革的文章彙編，也風行一時。圍繞浩然回憶錄和採訪錄産生的爭論，以及五十年代某些文化檔案整理的不同觀點，都曾吸引過讀者。我近日讀新出版的《周作人年譜》、《俞平伯年譜》諸書，尤感親切，覺得好的史料，一旦整理出來，其價值不亞於傳記之類的演義，其中滲透的思想，均在不言之中。人們日趨愛讀文壇史料，看重的就是非外飾化的歷史本色。

    以史為鑒

    當郭小川全集出版的時候，史學家談論更多的是他的日記、書信，那個時代真實的形影，均折射到其中了。胡風回憶錄發行之後，人們感興趣的常是他那個時代的環境與人的關係，這也是了解歷史的途徑。在巴金的書信錄裏，人們可以看到老人如何的失落，又如何地找回自我，撫今追昔，有不勝感慨之態。前不久曾讀到李大釗的年譜、書信，其中流淌的真純思想，非外人轉述可以傳達，歷史情境生發出的悲壯感，不是親歷者是難以描繪的。看這些原始的資料，對自省吾身，以史為鑒，都有不小的幫助。

    日前《魯迅年譜》的再版和《魯迅手稿全集》的問世，被學界譽為是一件盛事。當代青年，不解歷史者，讀一讀歷史的原貌，便不會被歪曲的觀點所左右。翻閱魯迅手稿，看先生治學的態度，文化修養，當讓人驚異不已。先生讀透古書，又跳出老路，于新思想中自塑己身，這樣的境界，誰能做到呢？

    偶翻上海文史資料新出版的《曹聚仁紀念集》，看到其在動亂年代上下求索的史料，忽覺得當下此類報人已經不多，其思想已成寶貴的遺産。曹氏一生，著述頗豐，憂國憂民，晚年為海峽兩岸關係苦苦工作。先生曾雲，一為文人，便不是為觀，當深戒舊習，不為俗諦所累。今日的文人，耐得寂寞的不多，超越陋習者亦少，曹氏遺言，力透紙背，那一代人的“五四”情懷，成了其人格的底色。我們現在懷念他，便是對“五四”遺産的追憶吧。

    文學史料的可貴，常在於隱含的思想的可貴。如《俞平伯年譜》蒐集的俞氏言論，多有警句，這在一般人的文章中，殊難看到。俞先生指出“紅學”研究之弊，對當下學術研究亦有意義，他説：“《紅樓夢》畢竟是一部小説，小説就是虛構，虛構並不排斥實在，但那些所謂‘親睹親聞’的素材，早已被統一在作者的意圖之下而加以融化。以虛為主，實為從，所有一切實的，都融入虛的意境之中。對這‘化實為虛’的分寸，在研究過程中必須牢牢把握。如果顛倒虛實，喧賓奪主，把靈活的化為呆板，使委婉的變做質實，豈不糟糕。”聯想當下“紅學”誤入猜謎之途，以虛為實，實在是一種深切的警示。

    史料整理，倘認真為之，比時尚化的文學觀更出思想。近兩年此類圖書走俏，原因也在這裡。

    活資料的搶救

    經歷過“五四”的文人，多已做古，連五十年代走紅的作家，仍健在的已不多了。搶救文學史的活資料，在目前已迫在眉睫，一批有史學意識的學者，近來已看到了此點。如李輝整理的巴金、冰心口述資料，葦韜編寫的茅盾回憶文章，陳徒手採訪俞平伯親屬的札記，陳福康關於現代作家的佚聞佚事的編撰等等，都豐富了當代人的閱讀生活。張中行《流年辟影》中關於同代人的回憶，多親歷的直感，如野史短札，書別人未書之言，創見多多。百歲老人章克標回憶與魯迅等人的衝突，雖觀點多謬，但聊備一格，讓人看到了三十年代文人的另一形態。此外顧頡剛女兒記敘父親的著作，舒乙追憶老捨得文章，王增茹對丁玲生平的描繪，都豐富了文學史的內容。如此大規模的史料整理，在過去，是沒有過的。

    百年以來，歷經戰亂，加之政治風雲，許多歷史事件，面目已非，資料甚少，要想還原歷史，已很難了。魯迅的日記曾因日本侵略者的干預，丟失了一些；王國維的一些手跡，已看不到了；像“左聯”當年的一些活動手冊，會議紀要，如今也不易找到，看清那段歷史，確需花費許多的力氣。挽救這一缺憾，辦法之一是動員老人的回憶，之二便是蒐集整理，或從親人的口述擇其一二，或在相關材料探賾索引。近年來，一些多年冷落的人物忽然走紅，史料整理者功莫大焉。如陳寅恪的傳記寫作，廢名的佚文出版，梅娘的小説再版等等，均是活資料搶救的結果。與一些板著面孔的學術著作比，史料寫作以平和、自然、直觀而奪人耳目。至於像隨筆專家黃裳、鄧雲多、朱正等人精美的史料鉤沉，那讀者更是喜歡，非洋八股的史學家可以比肩了。

    史德的意義

    圍繞史料真偽的爭鳴，在近年一直成為文壇的熱點之一。比如郭沫若是否抄襲了錢穆的問題，顧頡剛為國民黨元老是否獻鼎文的問題，顧準日記的真實性問題，等等。個別文史學者和作家的後代撰寫的回憶錄，曾受到了許多學人的批評，以為多有掩飾，佳言過多，並不可取。記得還有文革中一些文人“失足”的描繪，看法各異，材料斑駁，在讀者中引起了閱讀的混亂。這時候我便想起章實齋的觀點，治史者，要有一點史德，為君者諱，有悖良知，應引以為戒的。

    在許多作家的文集中，文章的取捨，大多以今人的道德為準，原貌被破壞了。有的文章受到了刪改，有的歷史史實乾脆不收，仿佛一個完人。還是郭小惠等人頗有勇氣，將父親的文字全盤端出，並不改動，作家完整的形象，便出現了。魯迅生前，對早年的稚氣之作，並不遺棄，大多收到了集子裏。“悔其少作”是庸人的態度，史德自然也有了問題。但像周作人這樣的名家，自編文集時，就剔去了罵人的文章，自覺不妥，還是心裏有愧吧。這現象，今天十分普遍。許多名家的全集，“文革”的文章不敢收，“反右”時的作品亦置之不顧，歷史的原態，便被遮掩了。看近幾年朱正、陳子善、丁東等人的文學史文章，大多敢直面歷史，讀者自然也走進了他們。像藍英年關於蘇聯文學史料的還原，陳平原關於近現代文化史的整理，均打破舊的教條，活生生的文學歷史，被重新呈現出來。其因由，在於知道史德的價值。

    目前的學界，有許許多多為史實的求真而默默耕耘的人。姜德明、黃裳、陳漱渝、張菊香、張鐵榮、胡明、王培元、張大明、朱金順、顧農、黃開發、張泉等等，隊伍是龐大的。姜德明曾著有《余時書話》，談文壇掌故如數家珍；黃裳梳理近現代文化風潮，直陳己見，敢與名家直面，説一些名家親屬不願聽的觀點，那勇氣，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中國有一些文人向來不敢撕開歷史的面罩，在虛幻的光環下寫著虛幻的文字。只是到了“五四”，才出現了新式的文人，如魯迅的《中國小説史略》，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知堂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每讀這些作品，便感到精神的自由與快樂。章學誠所謂“史德之為要義”，正是這樣的。

    聽説又有幾部作家的年譜和傳記要面世了，不知道內容能否給人以驚喜。文學史要整理，研究的空間很大，然而以往的視角還是太小了。現在一些史料專輯所以耐看，在於講出了歷史的真相，文學思潮的諸種面貌，漸漸清晰了。史料是思想的母體，思想的貧困，大概也是史料的貧困。走出這一步，在今天是多麼迫切的任務，把豐富的歷史告訴讀者，那麼文學思想的研究，自然會更進一步了。

    《北京日報》200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