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對“外地人”最大的擔憂莫過於對就業的衝擊和給社會治安帶來的“隱患”。一方面，國有企業正在不斷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減員增效”使得越來越多的城裏人丟掉了“飯碗”；“失業”、“下崗”正在滋生新一代的城市貧困階層；在這種情況下，“外地人”很自然地會成為與城裏人爭“飯碗”的替罪羊。還令北京人“煩心”的是，大量流入的“外來人口”使城市變得擁擠，交通不便；無照經營的小商販隨處擺攤佔路令城市環境臟亂不堪；特別是外來人口良莠不齊、魚龍混雜，不少“三無”人員坑蒙拐騙、制假販假、搶劫殺人、賣淫嫖娼等使京城的社會治安不斷惡化。因此，限制“外來人口”似乎成了解決北京市面臨上述問題的一針“鎮靜劑”。
事實上，外來人口帶給北京市的不僅僅是一些不和諧之音。相反，來自四面八方的“外地人”則更多地為京城這個“首善之區”增添了亮麗的色彩。正是這些外來人口，北京市變得更加充滿活力。北京市普通市民的衣食住行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和外來人口密切聯繫在一起。如果沒有這些外來人口，北京人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想像。對每一個北京人來説，印象最深的恐怕是一年一度的春節了。每當春節大批外地人返鄉探親之時，北京人會突然發現日常的買菜、吃早點、送牛奶以至於擦車都變得困難起來。
總體上來看，外來人口從事的職業主要集中在兩頭。一頭集中在城市人不願意幹的“臟”、“累”、“差”等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根據一項對其他城市流動人口的調查，93％的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從事的是批發、零售商業、服務業，生産工人等職業，而城市居民從事這些職業的僅為56％。另一頭集中在目前需求量大，但城市本地人無法滿足這一需求的職業，如一些高新技術行業，在中關村科技園6000多家企業中，外來人口占了相當大的比例。
外來人口的就業格局主要是由外來人口的構成及人力資本存量特徵決定的。主要從事建築和服務性工作的外來人口大都來自河北、河南、安徽、四川、江蘇等人口大省的農村地區，這些人的文化程度與北京本地人相比較低，主要以小學和初中文化程度為主。而主要從事高新技術工作的外來人口，則主要是來自國內的其他城市或者是外地的大學畢業生，這些人傾向於比北京本地人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
也許有人會説，如果沒有外來人口，本地城裏人最終可能會被迫從事這些他們本不願意幹的工作。但這只能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假設。外地人口所以能在北京找到工作，主要是由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決定的。外來人口的工作機會並不是城裏人的“恩賜”，而是城市中存在著需求但又供給不足（城裏人不願意幹或不能幹）造成的必然結果。同時，城市中相當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性行業以及報酬較低的勞動部門，正是由於外來人口的進入才得以發展。
綜上所述，儘管外來人口可能會對城市治安和環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應該看到的是，外來人口問題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經濟現象，主要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的制約。靠人為限制或者“堵”的辦法，根本不能真正解決外來人口問題。這樣做註定了只能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之舉，其結果只會造成經濟效率的損失。解決外來人口問題的正確辦法，當務之急應該是考慮如何規範勞動力市場，讓市場充分發揮配置勞動力資源的杠桿作用。同時，勞動管理部門要逐漸拆除限制勞動力流動的各種“壁壘”，不斷建立和完善勞動力流動的各種管理辦法，最終形成基於市場機制之上的、健康的勞動力流動和管理機制。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力資源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日報》 2001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