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北京有關部門出臺的一項政策在300萬外來人口中引起廣泛關注。
按照這項政策規定,北京將對外來人口和出租房屋首次實行分類管理。根據外地人員來京時間、從業狀況、現實表現等標準,對暫住證劃分為A、B、C三種。聘用的外地科技人員可以直接辦理A證。據介紹,這次實行分類管理的一大特點,就是充分肯定外來人員的積極作用,將他們真正作為城市人口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納入現行的人口管理體制。
儘管這項政策使許多急切盼望在京落戶的外地人感到失望,但他們相信,此舉為新世紀戶籍改革有序推進埋下了一個重要伏筆。
事實上,今年以來,各地戶籍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在不久前閉幕的全國“兩會”期間,戶籍變法成為代表委員普遍關注的熱門話題。最近一項針對全國2萬多網民的調查表明,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隨著中國人口流動的進一步加劇和發展,困擾許多人的戶籍制度完全可能會被取消。
雖説變革的歷史潮流已無法阻擋,但由於社會經濟發展現狀的限制,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這場涉及千萬人切身利益的變法決不可能一帆風順。
A“半家戶”的真情告白
劉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但當他和一個江蘇的女子結婚後,他的兒子卻成了外地人。因為按照北京市的規定,北京市出生的孩子,其戶口隨母親。
今年,劉先生租了一個鋪面,和妻子靠賣水果為生。月收入1000元左右。日子雖不寬裕,倒也平安和睦。他們最憂心的事莫過於8歲兒子的前途。
孩子的媽媽説:“孩子一齣生就跟北京市的不一樣,他們有定期的免費體檢,我們卻要自己花錢。從上幼兒園到現在的小學,總要比別的孩子多交很多錢。現在的贊助費和借讀費真是越來越多了。”
因為戶口的緣故,劉先生總為孩子的將來擔心。他為孩子買了各種保險,他希望兒子有一個“保險”的未來。再過3年,孩子要上初中了。北京市採用電腦隨機派校,但如果沒有戶口,就喪失了這個機會。那麼,劉先生的孩子想繼續上學的話,就必須付出高額的贊助費和借讀費,按照目前的情況,需要至少幾萬塊。劉先生不知道該怎麼籌齊這筆錢。
兩會前夕,劉先生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一位人大代表呼籲北京市應該允許孩子的戶口自願隨父隨母。當時劉先生拿著報紙馬不停蹄地趕到派出所,結果民警告訴他目前還沒有接到文件通知,讓他耐心等待。不久,那位代表也更正了自己的話,稱這項政策的實施還需時日。
像劉先生這樣的家庭被稱為“半家戶”,即夫妻雙方中有一半是外地戶口。劉先生的話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希望不要把戶籍的苦難帶給下一代。”
B都是高高“城墻”惹的禍
1999年,來自安徽的李先生想開一家自己的餐館,但苦於沒有北京市的戶口而歷經坎坷,他後來乾脆找了一個北京的老婆。在總結自己的難處時,李先生説,首先是生活累,就連買一個全球通手機號,還得找一個北京人做擔保。要是買房,許多地産商不願為外地人辦分期付款手續,他只好一次付清。另外,房價也比本地人交的貴20~50%。
其次是創業難,因為是外地人,李先生的餐館會受到更多基層管理機關的“關照”。
李先生評價自己是“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農民”。
一位中國農業大學97級畢業生前一段時間參加過很多人才招聘會,一個突出印像是許多用人單位都在招聘啟事上註明一條:“需北京市戶口”。他説:“看到這一點,我的心就涼了半截。連公平競爭的機會都不給。”
戶籍對於任何一個身處異鄉之人來説儘管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它卻是萬萬不能的。它不僅僅是記錄公民的出生、死亡以及相關的身份資料,還在就業、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影響。
有人曾對我國現行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列出如下“罪狀”:窒息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在限制人口流動方面威力巨大,其中包括城鄉之間和不同城市之間的流動;無法形成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農民被限制進城就業,缺少城鄉之間的就業競爭,造成城市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及其配套制度演化為兩種不同的身份制度,形成不平等的兩個社會集團等等。
這一切發端于1958年頒布的一部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法規。
C一部當了43年家的條例
1958年1月9日,我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由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正式頒布實施。
從此,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隨之建立。
但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到80年代,社會經濟發展帶動了各種資源的流動,城鄉之間人口流動日益頻繁。1984年,中共中央發佈了一號文件,允許務工、經商、辦服務業的農民自帶口糧在城鎮落戶。這是文革後對戶籍制度一次較大的改革,隨後,我國又頒布了一些關於戶籍制度的規定和通知,形成了目前以居住地和職業劃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建立以長住戶口、暫住戶口、寄住戶口三種管理形式為基礎的登記制度,並逐步實現證件化管理。
1998年的7月22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文件對當前戶口管理作出了“四項改革”,其中包括嬰兒落戶隨父隨母自願的政策和放鬆對夫妻分居問題的政策。有學者認為該文件的頒布表明政府對公民遷徙權的初步放開。
其實在此之前,一些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如上海、深圳、廣州、海南等已實施了“藍印戶口”。1994年2月實行的《上海市藍印戶口暫行規定》表明:在上海投資人民幣100萬元及以上、或購買一定面積的商品房、或在上海具有固定住所及合法工作者均可申請上海市藍印戶口,持該戶口一定期限後可轉為長住戶口。
1998年以後,隨著為期兩年的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順利開展,內地各省戶籍改革驟然提速。湖北省此改革實施的範圍由原來的15個試點鎮擴大到20個中心鎮和25個與周邊省份毗鄰的重點鎮,並明確表示取消“農轉非”的指標控制辦法,該由各地自行辦理;重慶也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在主城區內的33個鎮實施此項改革,規定凡在小城鎮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非農職業或生活來源,實際居住一年以上的人員,均可申請在該地落戶。
而與此同時,一些沿海城市的步子邁得更大。2001年2月7日,溫州市政府進一步出臺了關於《優先辦理市區外來人口購房入戶手續若干規定》。根據規定,凡在溫州市區購房在六十平方米以上者,或向“教育建設資金”及“溫州市慈善總會創始基金”捐款人民幣一萬五千元(多捐不限)的非市區戶口長住人口,可優先辦理一人戶口。
這一切似乎發出一個信號:戶籍全面變法時代已經到來。
D戶籍變法還需小心求證
有資料顯示,過去20年勞動力轉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5%~20%,而且隨著經濟總體規模的擴大,我國就業結構轉換的空間仍然是很大的,這主要表現在,目前我國農村約有1.5億的剩餘勞動力,隨時準備轉移到生産率較高的部門(如工業)。而勞動力流動的根本障礙就是戶籍制度。
另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我國城市化的水準仍低於中等發達國家50%~60%之間的水準,更低於發達國家75%以上的水準,而要加快城市化進程就涉及到城市人口控制和城市戶口的限制問題。
同時社會學家們經研究發現,一個社會能進行良性運作的條件之一就是合理的社會流動。因為他可以用開放、動態的分層結構取代封閉、固定式分層結構,有助於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它還有效地激發人的積極性和開拓進取精神,給社會注入活力,從而推動社會高水準的良性運作。更重要的是,這正是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要求。
但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劉爾鐸教授提醒説,我國戶籍制度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而遷徙自由必將是改革的最終結果。但是戶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完全取消傳統戶籍制度的説法是荒謬的。
他提出了戶籍變法的四部曲。首先,要弱化城市戶口的附加利益,通過各種方式削減城市戶口的“特權”,最終“抹平”兩種戶口間的差別;其次,強化城市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讓在城市務工的外地人有飯吃;再次,要縮小國企和私企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差距,增強私企對外來人口的容納作用;最後,要增加對居民身份證和其他證件的管理,實行一個人終生一個代碼制,使得戶口可以自由流動,成為“動態”的戶口。
中國公安大學張慶五教授説:“要考慮到經濟、社會發展水準和城市綜合承受力,把戶籍制度改革同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結合起來,系統全面地進行。”
我國戶籍制度被人們稱為一塊“堅冰”,在新世紀第一個春天的暖風裏,“堅冰”已經破碎,但它還遠沒有消融。
我們需要勇氣和魄力,我們更需要智慧和理性
《工人日報》200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