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看待當前就業問題

    當前社會各個方面對再就業問題以及就業問題形成了極大的關注。社會各界都關注就業問題，這是好的動向，因為在我國經濟的全面轉型中，人們確實應該關注就業問題，而且應該通過各方面的努力而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保證我國改革和發展的順利進行。但是，我們不能過度地誇大就業問題的嚴重性，不能將國有企業下崗人員與企業之間的糾紛，都看成是因為就業出了問題。尤其是不能消極地看待就業方面的問題，不能因為就業方面有問題而減緩改革的力度，特別是放慢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我們不應該把就業方面存在的問題與國有企業職工下崗過程中的利益磨擦混為一談。

    在就業問題上，我們應該在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也要使人們通過自身的努力而尋找就業機會。農民的就業並沒有過多地依賴政府，非國有企業職工的再就業也並沒有完全依賴於政府，而是通過自身的努力為自己創造就業機會，現在有的國有企業下崗人員有種傾向，就是更多地要求政府為自己解決就業問題。任何人都可以向兩個方面尋找就業機會，一個是向政府要，一個是向市場要，當能夠從政府手中比較容易地獲得就業機會的時候，人們就不會向市場要了，因為向市場要就業機會，是要付出更大的艱辛的。但是，當人們向市場尋找就業機會的時候，必然會推動經濟的真正發展，因此，我們應該引導人們向市場要就業機會。

    政府對就業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不能把再就業數量作為評價政府政績的指標，因為這樣一來，必然會使各地政府排斥外地人員在本地區就業。評價政府對於就業問題的貢獻的標準，應該是對就業機會的創造，創造就業機會是政府應做的事情，是評價政府政績的指標，至於哪些地區的人就業，則是就業者之間的選擇和競爭問題。我們應該防止有的地方因為就業壓力加大而清理外地人員及民工的傾向的出現。任何地方政府，無論何種原因，清理外地人員及民工的傾向都是不對的。

    在評價目前的就業形勢中，我們確實應該看到就業機會的增加比前些年降低了，但是在這裡要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公開就業的人數的增長速度似乎減緩了，但是隱形就業的人數卻在增加。在現實生活中，有隱形失業的問題，也有隱形就業的問題，例如非單位就業，非組織就業的現象就是隱形就業，而這種非單位就業，非組織就業的現象已經很多。家庭雇傭保姆、個人雇傭秘書等，都並未在公開就業人數中顯示出來，屬於隱形就業。

    宏觀經濟轉型與就業問題

    我國宏觀經濟已從短缺經濟轉向相對過剩經濟，因而必然會因為市場的相對飽和而給就業帶來很大的壓力。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過剩經濟只是相對的，只是從現有購買力的消費狀況來看待生産的，如果拋開現有購買力，從真正的消費需求來看，我國還遠遠不是過剩經濟，例如廣大農民的生活水準還比較低，並不是消費已經達到了飽和，而是還有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因此，為了推動生産，為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我們應該提高農民的收入，尤其是推動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如果農村城市化的進程能夠加快，必將為我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可以説，解決農村問題，推動農村城市化進程，是我們解決城市人口就業問題以及全社會就業問題的重要一環。

    我們在目前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中，注重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是對的，但還應該要注重對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支援，拿出一部分錢來，用於農村城市化的建設。同時，我們應該調整對農業的補貼方式，使國家對農業的補貼，真正能夠流入農民的手中，從而使農民的收入相對提高，從而推動農村的城市化進程，最終為農村和城市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使我國經濟在轉型中而不至於造成過大的就業壓力。一般來説，在宏觀經濟由短缺經濟轉向過剩經濟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就業壓力加大現象，而要減少就業的壓力，就必須注重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尤其是應加大對農村城市化進程的推動。在我國這樣一個還未完成農村向城市化轉變的國度中，更應該看到農村城市化建設對減輕就業壓力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因此，應該通過推動城市化進程而解決就業問題。

    産業結構調整與就業問題

    我國的産業結構已開始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金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這種産業結構的轉型是必然的。這種産業結構的轉型雖然是産業結構升級的標誌，是經濟發展水準提升的標誌，但它必然會帶來就業機會減少的結果。因此，在這種狀況下，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就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通過服務業的發展而彌補因為産業結構轉型所引發的就業機會減少的弊端。一般來説，在産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必須要大力發展服務業，只有通過發展服務業，才能真正解決産業結構升級中的就業機會減小的問題，從而保證社會的穩定。

    服務業包括四個方面：産業服務業、企業服務業、家庭服務業、個人服務業。這四種服務業在我國有巨大的潛在需要。我們應該大力發展服務業，以服務業的充分發展，來解決産業結構調整中的就業問題。

    收入差距與就業問題

    在討論就業問題中，許多人認為因為收入差距拉大而導致了就業壓力的增大，因而認為只要縮小收入差距，就可以增加就業機會。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籠統，因為這種觀點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隨著有些人的收入的增大，這些收入增加的人個人生活就會越來越社會化，這些人的個人生活的社會化，必然會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有的作家會因為自己收入的極大增大，而把自己的生活中的事情和工作中的具體事務交給別人去幹，去雇傭個人秘書、雇傭保姆、雇傭法律顧問及理財顧問等，自己專門從事自己的專業，從而就會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不能籠統地認為收入差距拉大，就會減少就業機會。

    在任何社會條件下，社會收入差距的過大，都需要調節，但是應該注意正常的社會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不能不加分析地批評收入差距的拉大。我們應該看到，人與人之間的能力差距是很大的，在其他條件平等的條件下，也會産生人們之間在收入上的很大差距，對於這種能力差距以及這種能力差距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我們不能不承認。人本主義並不是指人們之間在收入上都是一樣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尊重人權，而不是指人們之間在收入上是一樣的，因而不能隨便地不加分析地批評收入差距。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應有的正常的收入差距，恰恰為人們就業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因而在目前的條件下，我們還應該看到收入差距對就業的貢獻，不能對正常的收入差距過於仇恨，不能過度地批評收入差距。

    地區差距與就業問題

    目前在討論就業問題中，有人認為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帶來了就業的困難。我國目前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地區差距，但不能因此而認為地區差距，為我們帶來了就業的困難，恰恰相反，正是這種地區差距，為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就業機會。例如，珠江三角洲的大力發展，每年為全國帶來了幾百萬人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們不能把地區差距拉大同就業問題對立起來。

    在我國這樣一個地域差距甚大的國度中，地區差距是必然的，不可能實現所謂的地區之間的均等，如果要強行使各地區之間無有差別，其結果必然會增加就業的壓力。我認為，東西部差距的縮小，在於人員的流動性，西部人員流向投資環境好的東部就業，也是有助於東西部的差距縮小的。在我國目前的條件下，就解決就業問題來説，人員流動要比轉移支付更為有意義。

    社會保障制度與就業問題

    我國應該加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應該看到，我國還是一個窮國，我們不可能把社會保障水準提得很高，達到發達國家的水準，尤其是應該看到，若社會保障水準定得太高，勢必會影響就業機會的增加，因為有的企業會因為社會保障基金的繳納而減少就業機會。

    最近不少企業向我反映，我國的社會保障基金繳納的水準太高，因而他們寧可增加在業人員的獎金，也不願多雇傭員工，因為為在業人員增加獎金、調動在業人員的工作積極性，要比多雇傭新員工合算。由此可見，對於社會保障的基準，不能提得太高，為了增加就業機會，保證適度的社會保障水準是應該的，但不能不考慮國情，而隨意提高社會保障基準。社會保障的水準不是由社會制度的性質決定的，而是由一個國家的國力決定的，因而不能離開國力而談社會保障問題。

    政府放鬆控制與就業問題

    一般來説，為了增加就業機會，政府應該放鬆管制。尤其對我國來説，更應注重這一點。我國目前的戶籍管理制度、企業審批制度、稅收制度等，都不利於擴大就業機會，因而必須要減少政府行政干預，真正放鬆政府控制，從而為擴大就業機會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目前企業界普遍反映稅收過高，不利於企業發展，因而不利於擴大就業機會，尤其是政府對企業的審批及審驗制度等，對企業控制過死，導致企業成本過高，限制了企業的投資積極性，從而當然減少了就業機會。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應該放開的投資領域，我們卻遲遲沒有放開，例如教育等領域，應該徹底放開，從而增加社會的就業機會。大家知道，企業繳稅和創造就業機會，都是為社會所做出的貢獻，但我們不能讓企業既要繳納高稅收，又要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因為有的企業對社會的貢獻主要是納稅的，創造的就業機會並不多，例如技術及資金密集型企業，而有的企業對社會貢獻則是主要提供就業機會的，繳的稅並不多，例如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因此，我們應該對不同的企業有稅收差別政策，放開過度的政府管制。

    放鬆政府管制，要求應一視同仁地對待民營企業，不能歧視民營企業。對政府來説，最大的利益就是稅收和就業機會，只要能提供這兩者中的任何一個企業，都是政府應該扶持的企業，至於企業是誰的，是國有的，還是民營的，都是不重要的，因而政府應該放鬆對民營企業的過度干預，使其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中國工商時報》 2002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