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環境因素的分析

    農村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是在一定的環境空間中進行的。自然環境的優劣和社會環境的好壞，對農村經濟發展産生著重要的影響作用。

    從自然環境看，我國中西部省區的農村大多數地處山區，農業生態環境較為脆弱，農民居住與生存環境也普遍惡劣，尤其是西部地區，集中了青藏高原、黃土高原、雲貴高原以及大面積的戈壁沙漠和紅土溶岩，土地貧瘠，低溫缺水，災害頻繁，使得農業生産中所必須具備的光、熱、水、氣、土五大基本要素配比失衡，致使農業生産發展的環境條件極為不良。在西北地區，雖然光照較為充足，但因水資源的極度缺乏使乾旱頻發，作物枯死，有些情況下還會發生嚴重的人畜飲水困難。這些災害的發生不僅導致農業生産水準低下，而且還引致其波動性的加劇。在新疆、青海、西藏等農牧業生産區，農業生態環境亦同樣惡化嚴重，乾旱風沙，低溫少熱的環境，不僅使得農作物生長季節極短，而且還經常在作物可生長的有效季節內發生不利於生産正常進行的其他災害，如泥石流、霜凍等，在整體上形成了不利於農牧業生産發展的自然環境障礙。

    從社會環境看，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農村地處比較偏遠，資訊相對閉塞，對外交通不便。如在1997年時，中西部的鐵路密度與公路密度分別是51．01km／km2和957．44km／km2，而同期東部卻分別為160．86km／km2和2859．73km／km2，前者僅為後者的1／3左右。這使得在遠離國際市場和國內中心市場的同時，由於交通不便，導致中西部農村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區位劣勢。一方面是內部輸出的代價較為昂貴，另一方面又使外部輸入的成本居高不下，雙向迭加，形成了高昂的交易成本，從而處於相對封閉的自我發展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其發展的效率是極其低下的，尤其是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我國加入WTO後的全面對外開放的情況下，將更是如此。這也可以從過去的發展歷程中得以看出。如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的絕大多數或者基本上是僅限于東部地區，在廣東、上海、福建、江蘇、山東等省市，其外資利用水準很高，而中西部省區與之相比則十分低下。這種相對較差的社會環境和開放環境，既造成了外部能量輸入上的不便，又無法引發內部經濟能量的良好釋放，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西部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

    二、對人口因素的分析

    從人口素質看，中西部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著平均受教育年限較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勞動力人口比重較高的特點。這種狀況在西部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如在西藏、青海等西部省區，其低教育年限或文盲半文盲人口所佔比重遠遠高於東部省市。1998年西藏的小學文化及其以下人口占6歲及其以上人口總數的比例為91．7％，其中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為49．l％，遠遠高出全國平均水準（全國兩項指標的平均水準分別為53．5％和13．7％）；而與此同時，東部地區高學歷人口所佔比例又高於全國平均水準，這種恰好相反的比例結構形成了兩類地區在人口素質，尤其是文化素質方面的巨大反差，而由這種反差折射到經濟發展的水準差異上，其結果便成為一種必然。

    文化素質低下導致了經濟發展的緩慢，而身體素質不高同樣也不利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在農業生産機械化程度較低的情況下，身體素質便成為衡量人們勞動能力的一個核心指標。良好的健康和結實的身體，可以使人們精力充沛和高效地從事經濟生産活動；而相比之下，較差的身體狀況則必然降低人們的勞動能力，影響勞動産出。在中西部農村，由於經濟的桔據和生活環境的相對惡劣，群眾的身體健康狀況普遍較差，尤其是在許多貧困或剛剛解決溫飽的地區，因病致殘、因錢致貧的家庭數量較多，有些家庭由此而失去主要勞力陷入貧困之中。如地處鄂西北秦巴山區的十堰市（原鄖陽地區），因各種原因造成的癡聾傻呆啞殘病等弱智和低能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2．6％，房縣、竹溪等更為偏遠的貧困縣這一比例則高達7.6％和6．9％。這種低智弱質人口的高比例存在，給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增加了相當大的困難。

    從觀念因素看，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的人們普遍依循于傳統的思維模式，小農經濟意識較強，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的思維態勢和行為習慣普遍存在，開拓進取意識和開放開發意識明顯弱于東部發達地區，從而使得農村經濟發展因缺乏活力而效率低下。東部地區經濟發展是一種大開放的戰略運用，而西部地區則更偏向於在人流、物流、資金流等方面處於內部迴圈。此外，作為最具能動性的思想觀念，也直接影響著人的潛能的釋放方式和釋放強度，並由此而形成對經濟發展推動力的不同。如對於“守上”和“守常”的觀念，其行為模式必將是故步自封，自我封閉，不願走出自身狹小的天地去認識和接納外部的世界與新生事物，以給經濟發展過程注入新的因素和添加新的活力；對於“溫飽即可”和“小富即安”的觀念，其所衍生出的行為模式便是不願進取和安於現狀，滿足於當前的小小所得，而丟失可持續動力，不去追求和開發進一步的發展潛力，致使在經濟發展的跨臺階以趕超東部發達地區上，便顯得困難重重，並由此影響和障礙著自身所在區域的經濟長期發展的速度。

    三、對政策因素的分析

    經濟政策是國家用於宏觀調控和管理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在區域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同的政策運用或者同一政策在不同區域的實施強度不同，便會産生不同的效果。有些政策有利於這一地區的經濟發展，但卻對另一地區的發展相對不利，並由此而使得區域之間的經濟發展速度産生差異。總體觀察，對中西部地區過去發展形成相對不利影響的政策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開放政策，其二是礦産資源統配價格政策，其三是工業佈局政策等。

    從開放政策看，其在中西部地區的制定與運用始終慢于東部地區。在80年代初，國家首先確定了在東部沿海地區建立和建設改革開放實驗區，並在數量上逐年增加，最後形成了海岸一條線而走向了全方位的對外開放。而在中西部地區，許多大中城市在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才陸續被國家批准為對外開放城市。即使在目前，因各種原因，中西部地區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縣（市）未能對外開放，這就從總體上限制了這些地區的經濟與國際的融合深度和結合廣度，也無形中排斥了國際資本的進入和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參與力度。而在對外開放的港口（航空港、水運港等）數量和級別上，中西部地區更是比東部地區要少、要低。這些方面在東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並不是由於中西部地區的條件不具備，而是由於某些政策的存在使然，並由此而造成了中西部地區向國際經濟的滲透和擴展的難度與障礙的相對增加，進而降低了經濟發展速度。

    從礦産資源統配價格政策來看，其政策執行與貫徹也明顯不利於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在我國，大多數的礦産資源分佈在中西部地區，但是，按照國家規定，礦産資源屬於國家所有。長期以來，國家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其煤炭、石油和有色金屬等進行無償佔有和開採，即使由地方政府組織開採的某些礦産品，國家也大多采取低價調撥政策，使礦産資源産品連同其很大一部分價值轉移到加工業集中的東部地區，這無疑加劇了東西部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使得在現行的資源管理政策情況下，儘管擁有豐富的礦産資源這一優勢條件，但它卻難以成為支撐中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財富。相反，在有些情況下，還會使中西部地區因此而背上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如資源開採過程中所産生的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必然將破壞的後果和代價，如水土流失、植被減少等，毫無保留地轉移到當地的經濟發展上，強化了發展上的困難性。

    從工業佈局政策看，在改革開放前，根據“建設戰略大後方”的需要，國家曾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或新建了大批工業企業，這對於改變我國工業過於集中在東部地區的不合理佈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當時産業政策上的偏重，使得這些企業中的很大一部分是重工業和軍工企業，與農業的直接關係不甚緊密。發展到目前，這種相對失衡的經濟結構在中西部地區始終沒有大的改變，使得以農産品為原料的加工業一直成為中西部地區工業結構中的薄弱環節，大量的農業初級産品需要遠距離地運往東部地區進行加工，這不僅加大了流通費用和物質損耗，而且使中西部農村失去了農副産品加工增值的這一重要的收入來源。這對有著良好的産出投入比的輕加工業來説，其産業佈局上的忽視或缺失，必然減少了以農産品為原料的相關加工業對農村經濟的貢獻份額，並由此導致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不斷擴大。

    四、對經濟結構因素的分析

    根據系統論的觀點，結構決定功能，不同的要素配置結構，必然有著不同的價值輸出功能。在結構配比較差的情況下，其結構的功能效益往往低下。從中西部地區來看，其經濟結構的組合水準普遍差于東部地區。具體表現在産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兩個方面。

    在産業結構上，由於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建立了以垂直分工為特徵，在國內自我迴圈的地域分工體系，即中西部以發展能源、原材料工業為主，向東部地區提供上游産品；東部以發展加工工業為主，利用中西部提供的原料，生産製成品。中西部處於分工體系的較低層次，東部則處於較高層次，分工利益向東部傾斜。由於能源、原料工業的産業鏈條短，連鎖效應不強，區域乘數作用較小，因而對地區經濟發展的驅動作用有限。並長此以往，逐步形成了産業結構層次不高，相互銜接不緊的情況普遍存在。

    首先是産業結構的高度化程度偏低。就中西部省區的總體水準來説，第一産業比重過大，第二産業比重不高，第三産業比重偏低的狀況一直存在，而西部地區的這種狀況更為突出。若從農村區域來看，在中西部農村經濟中，其結構高度化程度亦較低，體現為農業佔農林牧漁業總産值的比例較高和從事農林牧漁業的勞動力佔鄉村勞動力的份額較大。這種傳統的重農或偏農結構，使得中西部地區結構高度化進程緩慢，並由此而影響到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次是三次産業之間的協調發展與銜接程度較差，尚未形成能夠高效發展和協調一體的産業發展鏈條。從大的區域看，工業經濟上以重化工業為主，消費品工業發展相對薄弱，從而直接導致了工業對農業資源的加工度偏低。從農村地域看，一方面是農村工業基礎本身較弱，另一方面是農副産品加工業發展嚴重不足，農村成為向城市、中西部成為向東部地區輸出農副産品的地區，從而降低了對本部門或本地區的經濟貢獻力度，而使農業效益低下和農村經濟增長緩慢。此外，在第三産業上，中西部農村地區的各類要素市場發育明顯滯後，不僅為農業發展提供各類有效服務的行業數量和服務水準跟不上，而且為整體農村經濟活力激發而必須配套的部門或行業發展規模較小，水準不高。如農業産業化發展所需的科技支援、資訊服務支援等，在中西部地區就比較薄弱，使得農業産業化的發展明顯落後於東部地區。

    第三是中西部地區的企業規模較小。以鄉鎮企業為例，平均每個鄉鎮企業擁有員工的數量，全國達到了6．26人，而中部和西部地區則分別為5．70人和4.49人，均小于全國平均水準。這種較小的企業規模總體上説明瞭企業的創利和增值能力的低下，事實上也正是如此。如平均每個鄉鎮企業在實現利潤上，中部地區不足東部地區的一半，而西部地區則僅是東部地區的12％；平均每個鄉鎮企業創造的增加值，中部地區是東部地區的54．7％，西部地區是東部地區的27.2％等等。這些方面，均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中西部地區內部經濟結構不化問題的存在所帶來的對經濟發展推動力的減弱。

    在所有制結構上，中西部地區的全民所有制企業所佔比例較高，而其他所有制發展相對不足，表現出所有制結構上的缺陷，即多種所有製成分共同發展的格局尚未全面形成。從全部國有及一定規模的非國有工業企業的構成看，中西部地區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佔企業總數的比例中部地區是51．4％，西部地區是64.2％，分別達到了一半或接近2／3的水準，而東部地區的這一比例僅為28．6％。相比之下，外資和港澳臺投資企業的數量和比重中西部則顯著差于東部地區，民營企業發展亦嚴重不夠，未能形成良好的與公有制並存和共同發展的多種所有制結構格局，從而極大地降低了所有制結構的結構效益，減弱了民營企業、外資企業等其他所有制企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力度，使得中西部與東部地區相比，呈現出差距擴大的態勢。

    上述分析，充分説明瞭四類因素對中西部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的障礙作用影響。為此，要加速中西部農村經濟的發展，實現追趕東部地區以縮小差距的發展模式，就必須從調整現行的有關政策入手，如投資傾斜政策、産業佈局政策、對外開放政策、資源利用政策以及人力資源培育政策等，加大對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區的開發力度，使21世紀的中西部成為孕育活力和充滿希望的中西部，成為促使我國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並充分發揮保障作用的中西部。

    《農業經濟問題》 200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