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自治區的由來

　　內蒙古自治區的創建
　　上個世紀初，隨著滿清王朝結束，蒙古民族面臨選擇。漠北蒙古一方在沙俄強力影響下選擇了獨立建國，而蒙古人的主體卻在內蒙古。在內蒙古也存在大體兩種思想傾向，一種主張為民族至上，以德王為代表。據老革命家王鐸回憶，德王早期是位開明王公，他們在民國政府極力爭取內蒙古高度自治，而且于1933年在百靈廟召開了各蒙旗代表大會，並獲得民國政府批准，組建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奮鬥艱難的情況下，遇到中原內亂，日寇鐵蹄踏到長城邊上，德王選擇了投機，屁股坐到了日寇一邊，最終接受了人民的審判。另一種觀點是以“塞北文豪”著稱的土默特旗總管榮祥先生主張國家至上，他在避難榆林期間出任了蒙旗抗戰動員委員會委員長角色，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以烏蘭夫、趙誠為代表的共産黨建黨初期的蒙古族黨員選擇了投奔延安，而且還組織了數批土默特高小畢業生和進步青年投奔延安，他們在抗日期間動員土默特民眾支援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發揮了生力軍作用。
　　抗戰勝利後，榮祥的極端失望恰巧説明國民黨在民族問題上政策和舉措失當。
　　烏蘭夫于1945年11月28日在張家口成立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並先後解散了錫盟的內蒙古臨時政府和王爺廟的內人黨領導的東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在烏蘭浩特(由王爺廟改名，意為紅色城市)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和內蒙古共産黨工作委員會，實現了共産黨領導下的內蒙古自治。之後，兩百多萬蒙古人在共産黨領導的自治政府組織之下支援並參加解放戰爭。這在自治區成立70週年大慶時，也應該是值得驕傲的一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總理曾招烏蘭夫進京，具體劃定內蒙古自治政府的領導區域，其指導思想是中國共産黨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所説：“恢復內蒙古本來的歷史面貌。”至此，內蒙古自治區加了“區”字，直到1962年，商都縣劃歸內蒙古，區字完成最後一筆。
　　首府呼和浩特的確立
　　早在441年前，北元蒙古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經過幾十年努力，實現了遊牧經濟與農耕經濟之間開放貿易，進而使土默特部進入快速發展期，於是他決定建造呼和浩特，並引發了中國北方走西口人口大遷徙。此舉對中國版圖北方疆域的確立，對呼和浩特演變為中國北方一個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至關重要。290年前，土默特左翼旗都統丹津在阿勒坦汗建造的城市創辦了土默特官學，經過將近兩個世紀的積累，到上個世紀初，土默特人成為蒙古草原教育普及程度和文化底蘊之最，加上地處遊牧與農耕兩種文明的膠著地帶，對兩種文化的領先之處均有所見，也就成為蒙古人當中最為活躍部分，當時人們認為最先進的思想和組織，土默特人幾乎都參加了，如同盟會、國民黨、共産黨、內人黨、延安聖地。當烏蘭夫組織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時，土默特人是骨幹，1947年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土默特人也是骨幹。
　　建國之初，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曾借“荊州”于張家口。其後，國家根據內蒙古實際，決定撤銷內蒙古地區並存的綏遠、察哈爾、熱河三個行省，具體為1952年撤銷察哈爾，1954年撤銷綏遠，1955撤銷熱河省。期間，1952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搬到呼和浩特與綏遠省政府合署辦公，烏蘭夫兼任綏遠省主席，1954年1月正式撤銷綏遠省，自治區首府確立於呼和浩特。
　　蒙古人是何許人?
　　蒙古人，在人類學中是個大概念。稍窄一點，在漢文典籍中早期稱“胡”或“胡人”，泛指北方演進了遊牧文明的各部落群體，後世稱其為蒙古先民。最狹義的理解，則是十二世紀以來以成吉思汗為代表人物，以成吉思汗家族所領有的部落為核心，不斷聚攏遊牧民于該家族和部族旗幟之下而形成的部族群體。好比內地，兩廣、江浙與巴蜀人甚至語言互相聽不懂，但他們都是漢民，都生活在農耕文明之中，生活方式接近，文化接近，溝通也容易。蒙古人則是世代繁衍生息于遊牧區域，演進了遊牧文明的群體，各部落之間也是生活接近，文化接近，溝通也容易。內地人熟悉改朝換代，關注皇朝家族變遷，其實每一個皇朝只是代表性家族更替，旗幟變換，安居樂業的百姓則依然在延續農耕文明。遊牧區域也類似，不同的部落崛起，不同的家族登上歷史舞臺，旗幟變換，牧民卻變換一下聚攏方向而已。所以，以成吉思汗家族為標誌，只是代表了蒙古人或遊牧文明一段極具輝煌的時期。兩種文明當中有一個明顯的文化差異，就是內地人不以劉邦家族作為漢族的標誌，而以農耕生活和文化為標誌。而遊牧文化中多以代表性家族為標誌，注重了旗幟變換，淡化了文化延續的追溯，仿佛歷史上一個又一個民族蒸發了，一個又一個新的民族又從天而降。常常聽到內地人説分不清哪個民族，其實他們本來就是生活在遊牧文明中的共同群體，一個泛指的稱號就是蒙古人，在生活中常用的表達是牧民或遊牧民。
　　蒙古人是些什麼樣的人?
　　在我國北方有一條400毫米降雨量分界線，長城與它重合既屬偶然，也是必然。在近現代科技武裝人類之前，如果將400毫米降雨量以下地區開墾，結果可能就是人力無法控制的沙化，只好逃走，等待自然修復或沙漠化。正是這個早期看不見的因素——科學或自然力量，決定了早期人類在這條線兩側選擇或被選擇了遊牧與農耕兩種文明。哪個先進?哪個文明?我們現在更加理性地看待，尊重了自然的，其實就是科學的。進而，必須安居的農耕一方修築了長城，用以抵禦擅長游動的遊牧人口的衝擊。
　　蒙古人，或者泛稱遊牧的人或牧民，就是在這種嚴寒、乾旱、風沙、貧瘠的沙漠或戈壁上繁衍生息了千萬年，並演進了遊牧文明，陶冶了自身的性情。蒙古人極其珍視局部的肥美草原，也極樂於七、八月的雨季，以最美的詞彙與歌喉讚頌這個短暫的上天恩賜，但他們多數在漫長的季節裏是遊走在貧瘠沙化的草地。蒙古人喜歡耐渴耐粗草且能長途跋涉但不怎麼高大優美的蒙古馬，也願意歌頌自己粗獷豪放的性格，卻多少有點不願意提及自己粗糙的皮膚、蒼老的面相和不怎麼溫和的性格，其實，生存于同一個自然環境中，一種低等動物，一種高等動物，其生存特性何其相似。蒙古人飲食非常簡單實用，甚至煮肉都不習慣放調味品。南方人講究調味，並以辣味刺激味覺。蒙古人則講究吃夠兩年以上草的羊才有肉質、有味道，而且不同草地的羊，肉的味道也不一樣。在寒冷的冬季，蒙古人有豐富的禦寒方法，也非常耐凍。在地廣人稀的草地上，蒙古人有獨特的調節寂寞的長調和一言不發、靜靜地盤算與思考的耐力，以致于他們有時表現出極具定力的理性很讓人吃驚。因此，今天的蒙古人一旦插上高等教育的翅膀，他們在攻堅克難時常常表現得堅毅、頑強、大氣和略顯工作狂，在持久戰中表現優異，而在小節上不大與人計較。筆者近來也常常有一種衝動，看到許多成功人士，極想把他們形容為一批用現代理性精神武裝了的蒙古馬。
　　蒙古人的文化
　　在漫長的歷史中生存于脆弱的生態環境，形成了蒙古人敬畏自然，親密並依賴自然，順應自然而惡于改造或破壞自然的文化。在遊牧文明中本土的原始宗教是泛神主義的，長生天是至高無上的，山、水、林、火、土都有必須敬畏的神靈，甚至極端到不許在河流洗衣、洗澡，這與中原大地道教的“反者道之動”有很大區別。也許正是因為環境惡劣，承載能力有限，在地廣人稀的草原很難集中人力去大規模改造自然，長久地形成了高度依賴自然的文化，所以蒙古人對自然的觀察是細緻的，對自然的記憶是生存的基本功，而對自然的描述尤其細膩，比如不同歲齒的馬都有專有名詞，羊也不是籠統稱羊，而是山羊、綿羊各有名稱。牧民對草以及草隨季節的變化的認知也是生存的基本功。牧民對蹤跡的辨認，從上世紀到今天都是公安破案的絕活兒，而且這不是表演者的特異功能，而是牧民普遍的基本功，只是表演者更為出色而已。牧區地廣人稀，共有幾家人彼此都熟悉，來個陌生人一看便知，所以牧民行路，經過哪個蒙古包，即使主人不在，該吃則吃，該用則用，彼此彼此。但對雞飛狗跳、坑蒙拐騙之徒絕不容忍。隨著流動人口增加這種狀況有所改變，但基本道德取向還留有遺風。
　　這種敬畏自然的文化精神使得蒙古人在繁衍生息了千萬年的家園在近現代工具進入之前還是自然狀態，人為改造的痕跡稀少，不可移動文物也稀少，遺留最多的是岩畫和少有的幾塊巨石，也留下不多的一些勒石碑刻。大到影響了世界格局的皇帝，他們到底有沒有陵墓?陵墓在哪?至今是個謎。至少可以説，他們的陵墓不怎麼宏偉，隨葬珍寶也不會很多，因為蒙古文化中並不在意，甚至厭惡這些東西。蒙古貴族即使埋葬，也不封不樹，而且要萬馬踏平，守護到草地恢復。蒙古人講究接受了最後一口氣——鼻息的一縷駝毛，這是先人靈魂寄託之所，也是後人祭祀的聖物。一家一戶牧民的倒場，離開前都要把生過火的灶坑添平，把生活垃圾不是遺棄，而是掩埋，他們希望來年回來時這裡還是草地。
　　蒙古文化目前明顯地存在兩個方向的發展難題。一方面，説蒙語的人數在加速減少，能夠“用母語來述説”的人才更少，原汁原味兒的蒙古文化正在一點兒一點兒丟失，這是蒙古族學者應該深思的課題，也是政府應該重視的問題，保護一種歷史悠久、博大精深且原汁原味兒的文化，無論對蒙古人還是中華民族，應該比保護一種純種馬或野生稻價值更高，意義更深遠。與此同時，盡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兒但用漢語講到中華大地，甚至用英語把蒙古文化講到世界，其意義更大，而且現在是大好時機，但還需要政府方面制度化的、持之以恒的重視和支援，學者們當中也需要有像易中天、曾仕強那樣去創造、引領。
　　蒙古文字
　　中原從秦朝起統一了文字，儘管各地方言互相可能聽不懂，但寫出的文字相同，內容相通，所以兩千多年的文史資料連貫有序，甚至向上追溯上千年，形成三千多年的連貫歷史。在遊牧區域，歷史上的文字是多變的，匈奴時期是什麼樣的文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怎麼解讀?西夏文字怎麼讀?元代一朝，蒙古帝國時期用畏兀字記錄蒙古語，而忽必烈皇帝讓八思巴創立蒙古新字，並在諸路蒙古政府設立蒙古字學，強力推廣蒙古新字，卻隨著元朝退出大都(北京)而弱化，畏兀字伴隨佛教經典翻譯沿用至今。努爾哈赤從金國時期借用蒙古文字加圈點記錄滿語，至今清朝大量的滿文資料的解讀越來越困難。所以，反映遊牧文明的歷史文化，從生態建設的角度看可能極有意義，但實際做起來難上加難。目前還有一個新難題，蒙古一方已獨立建國，而且已改用斯拉伕字母記錄蒙古語，但蒙古人的主體在中國，這就造成了反映遊牧文明歷史的新困難。如果從漢文典籍搜尋遊牧文明歷史的點滴記錄，又存在意譯和漢字音寫蒙古語兩種情況，而且漢字簡化後還存在漢文典籍的解讀困難以及歧義爭論時有發生，這些都是遊牧文明歷史文化建設的難題。
　　蒙古人的歷史貢獻
　　當今蒙古人最得意的一個説法，就是當今中國的版圖是蒙古人奠定的，甚至對大清帝國割讓出去的部分還甚覺可惜。再作細看，一次又一次遊牧民南下留居中原，對大國的形成，對中華文化的豐富和發展，都是持久而影響深遠。十多年前我們害怕沙塵暴，擔心傷害我們身體。眼下更怕霧霾，擔心造成大規模窒息，轉而期盼借助沙塵暴的風力把霧霾吹走。目前國家層面已經把生態發展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那麼遊牧民在極其惡劣的生存環境中謹慎守衛了綠色屏障數千年，對農耕文明發展的支援，可謂功莫大焉!我們曾經看到農耕的效率遠高於牧業，但生態學家告訴我們，強行開墾，可能面對災難，今天我們確實面對了。要紮實落實生態發展理念，恐怕認真總結遊牧文明數千年的歷史經驗，正是我們要做的基本功。
　　遊覽曲阜和北京國子監給人一種明顯的感覺，歷史上曲阜孔廟徹底毀於戰火達五次，每個新王朝在戰後重建都比原來的更高、更大，今天的曲阜孔廟是元朝重建，明、清維護的格局。北京國子監是元朝初建，明清維護的格局。元、清兩朝，兩個遊牧民族入主中原，都急需儘快學會漢法以管理中原，也就形成了兩個尊孔和推崇儒學的高峰，而元朝諸路蒙古字學強化各路政府必須保障辦學，也是中國歷史上政府辦教育的一個高峰期。諸路蒙古字學把大量的儒家經典翻譯成蒙古語傳授官員子弟，在蒙古人文化素養提升和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互相交流兩個方面都是高峰。
　　作者簡介：雲佔鰲，著名歷史文化學者、內蒙古黨委宣傳部講師團優秀宣講員，土默特學校黨總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