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遊牧文化浸染下的唐詩

 山水遊為唐詩帶來了清麗之美，而邊塞遊則激發了詩人的英雄主義情懷，為唐詩帶來了陽剛壯闊之美。
　　中國從歷史上看就是一個多民族共存的國度。在古代廣袤的北方草原上，數千年來一直活躍著多個遊牧民族政權。他們無論南下還是西遷，都會給中原乃至世界帶來震蕩，由此影響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和進程。劉迎勝教授認為：“中國南方民族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實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團，很少對中國歷史的全局發生影響。而北方草原民族則不同，他們常常形成實力強大的集團，對中原地區以及中國歷史的全局發生過巨大的影響。”（《絲綢之路·序言》）內蒙古博物院舉辦的“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文明展”的前言説得更為明白：“中國古代北方草原遊牧民族以其彪悍、野性、多變的個性特徵，成為中華文化五千年燦爛文明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東胡、匈奴、鮮卑、突厥、契丹等民族先後在此上演了一幕幕波瀾壯闊的歷史。他們一度也成為中原王朝盛衰的試金石。”北方遊牧民族以自己的聰明智慧，創造了以遊牧為主的特色鮮明的地域性文化，成為燦爛的中華文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影響了中原的農耕文化，影響了當時和後來的文學實踐。
　　一
　　遊牧文化是從事遊牧生産的遊牧部落、遊牧民族和遊牧族群共同創造的文化，是一種以自然環境（草原）和生産方式（放養畜群）、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為基本條件的地域性文化，包括與遊牧生活相適應的文學、藝術、宗教、哲學、風俗、習慣等構成遊牧文化的具體要素。北方遊牧文化則是指歷史上生活在中國北方和西北方廣袤草原上的遊牧民族所創造的文化。
　　對中國歷史産生巨大、深遠影響的北方草原上的族群，唐前是匈奴族，唐後是蒙古族。《史記·匈奴列傳》説匈奴“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以匈奴為代表的北方遊牧民族，居住在北方寬闊的草原上，不建城市，不從事農業生産，社會結構鬆散；與畜牧一同轉移，牧養著多種牲畜，“逐水草遷徙”；善於騎射，崇尚英雄；以肉、乳為食，衣動物皮毛。與中原漢族相比，北方遊牧民族規矩少、約束少、思想負擔少、行政限制少，所以行動起來及時自如，效率高。

　　《漢書·匈奴傳》又説：“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小禮以自煩。’”崔融《拔四鎮議》：“夫胡者，北狄之總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胡”在漢代主要是指匈奴；漢以後，“胡”成為中原漢民族對北方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的統稱。內蒙古大學林幹教授認為：“匈奴族誕生的民族‘搖籃’，在今內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帶。”（《匈奴史》）“小禮”，就是苛細、煩瑣、屑小之禮節、規矩，《漢書·匈奴傳》認為“禮義之弊，上下交怨”，顏師古注：“言忠信衰薄，強為禮儀，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指出了禮儀本質上的虛偽性。“胡人”既自詡“天之驕子”，當然不會制訂“小禮”，更不會用“小禮”作繭自縛、自尋煩惱。其實，這正是北方廣袤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的共同特點。
　　可以看出，雖然遊牧文化與農耕文化都是建立在各自地理形態基礎上的相對獨立的地域性文化，但與固守土地、男耕女織、講求人際關係的農耕文化不同，遊牧文化的核心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畜群、草場、牧人構成了遊牧的基本條件。北方遊牧民族善於騎射，不斷地游動、遷徙，與嚴峻的生存環境抗爭，鍛鍊出了強健的體魄，培養了豪俠尚武的精神、粗獷豪放、堅韌頑強的民族個性。《史記·匈奴傳》在與北方遊牧民族比較之後，指出了中原漢族風俗習慣存在的弊端：“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司馬貞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喜歡大興土木併為此耗盡了氣力的中原漢人，再説什麼都是沒有用的。
　　魯迅先生也多次談及地域不同、造成了北人、南人性格上的明顯差異：“據我所見，北人的優點是厚重，南人的優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北人與南人》）；“由我看來，大約北人爽直，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偽。粗自然比偽好。但習慣成自然，南邊人總以像自己家鄉那樣的曲曲折折為合乎道理。你還沒有見過所謂大家子弟，那真是要討厭死人的。”（《致肖軍、肖紅信》1935年3月13日）基於此，魯迅先生甚至説:“我不愛江南。秀氣是秀氣的，但小氣。”(《致蕭軍》1935年9月1日》)
　　二
　　魯迅先生曾直言不諱地説：“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致曹聚仁》，1933)魯迅先生所謂“唐室大有胡氣”，主要是指唐代帝王身上所體現出的不同於前代、後代帝王的大氣魄，對於北方遊牧民族的氣調、氣派、氣度的崇尚，包括他們的生活、習俗、審美趣味及其價值觀。
　　《明皇雜錄·輯佚》説：“天寶初，時士庶好為胡服貂皮帽，婦人則步搖釵，窄小襟袖，識者竊嘆”；《舊唐書·輿服志》説：“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粧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傚，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太常樂尚胡曲，貴人禦饌，盡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唐人張守節在《史記·趙世家》的《正義》中這樣解釋“胡服”：“今時服也”，所謂“時服”，一指當時通行的服裝，一指時興的服裝。從聽胡樂、吃胡食、穿胡服、戴胡帽、著胡靴在當時已成為一種時尚來看，“胡”風幾乎滲透了盛唐人的日常生活，盛唐人的文化行為和審美情趣多吸收、融合了胡人觀念、價值，成為盛唐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

　　由此而推，“胡氣”自然是指“胡人”亦即北方遊牧民族之氣調、氣派、氣度，赤誠坦蕩，粗獷豪放、自然真樸、無拘無束、率性而為、崇尚自由、崇拜英雄，反對矯情，再加上血性、剛烈和強悍，應該説是“胡氣”的典型體現。簡言之，“胡氣”就是大氣、豪氣、英雄氣，其中雖然也多少摻和著一點兒“蠻氣”。王國維先生也曾感慨地指出南北方的差異，讚美了北方人物的雄強：“江南天子皆詞客，河北諸王盡將才。乍歌樂府《蘭陵曲》，又見湘東玉軸灰。”（《讀史二十首》其一十五）南朝的皇帝如宋文帝、齊高帝、齊武帝、梁武帝、梁簡文帝、梁元帝、陳後主都頗具文才，有詩文傳世，風格綺麗；北朝的諸王如苻堅、拓跋王圭、慕容垂、高歡、宇文泰，盡為北地遊牧民族的首領，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通過對南朝的戰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陳寅恪先生説，“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李唐最盛之時即玄宗之世，東漢、魏晉、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開始”；“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為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為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為胡人，其血統如何，所在不論”（《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北朝胡漢之分，不在種族，而在文化。”（《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沒有“塞外野蠻精悍之血”和“胡化”，李唐王朝的空前興盛是不可想像的。唐時亦不是以血統論胡人漢人，而是以文化論胡化漢化。觀察唐代文化，應省視胡、漢文化之融合（同上）。歷來都是以血統論種族，而李唐王朝承接了北朝以來的觀點，繼以文化論種族，這正是李唐王朝的高明之處。
　　對於唐王朝開放的文化胸懷，魯迅先生也是充滿了讚賞之情，據孫伏園回憶，魯迅先生説：“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係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這正是我們目前急切需要的態度。”（《魯迅先生二三事》）法國學者勒內·格魯塞認為：唐王朝特別是太宗朝“曾經從這些牧民中吸取力量，並把這種力量注入那種歷史研究的文明的巨大優越性之中”（《草原帝國》）。敢於大膽吸取異質文化，以開闊的視野、開放的胸襟面對世界，不僅強大了國力，同時也給藝術帶來不同凡響的高遠境界。
　　三
　　以唐詩而論，盛唐詩是唐詩繁榮的頂峰，代表了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最高水準，有自己獨特鮮明的美學特質，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與美學的典範，文學史家所稱的“盛唐氣象”讓後人追慕不已。盛唐詩雄渾壯美、大氣磅薄、酣暢淋漓，充滿陽剛之氣，既與盛唐強大的國力、廣闊統一的疆土、開放的文化政策有關，也與盛唐人尚“胡”即普遍主動接受來自以遊牧為主的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影響有密切關係。梁啟超先生説：“放異彩”的詩歌“是經過一番民族化合以後，到唐朝才會發生。那時的音樂和美術都很受民族化合的影響，文學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聞一多先生認為南朝文學如宮體詩之類，“專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踐文字為務”，“本是衰老的，貧血的南朝宮體生活的産物，只有北方那些新興民族的熱與力才能拯救它”，“得到它所需要的營養”（《宮體詩的自贖》）。在歷代王朝中，唐朝與外族接觸最為頻繁、接受外來影響最為顯著，是秦漢以後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重要時期。對此，近代學者一致認為，北方遊牧文化對唐詩的題材、風格、審美取向等多個方面産生了深刻影響。北方遊牧文化擴大了唐人的視野、培養了唐人的英雄主義情懷，為唐詩提供了大量鮮活的題材，空前豐富了唐詩的表現內容。
　　在盛唐詩人的作品中，“胡”字隨處可見、不勝枚舉，諸如“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更悲秦樓月，夜夜出胡天”（陶翰《出蕭關懷古》）、“磨用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李頎《崔五六圖屏風各賦一物得烏孫佩刀》）、“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王維《老將行》）、“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李頎《古從軍行》）、“胡笳在何處，半夜起邊聲”（儲光羲《關山月》）、“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杜甫《咏懷古跡五首》其三），從中足見出“胡文化”對盛唐的廣泛影響。

　　李白那種雄視古今、狂放不羈、自然純真的個性風采，“胡氣”在其中無疑起到了巨大作用。李白本來就集盛唐人俊爽朗健的精神、傲岸不屈的品格、恢宏豪宕的氣度、脫塵超凡的情懷以及“任俠”的英雄氣質于一身。盛唐文人渴望建功立業、有所作為的強烈願望，放情山水、笑傲風月的俊爽生活，歌頌理想、讚美人生的奮發精神，低回孤獨、幽渺婉曲的感傷情懷，仗劍遠遊、飲酒求仙的超凡追求，以及那種以天下為己任、“舍我其誰”的恢宏氣度，在“胡氣”的催發下愈發表現得充分和完美。李白喜歡“胡氣”濃郁的人和地方，毫不掩飾自己對“胡姬”的喜歡：“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二首》其二），“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白鼻騧》），“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樽前有酒行二首》其二），“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圖南歸嵩山二首》其一），胡人本豪情、胡酒更醇烈，在細雨春風、落花繽紛之時，銀鞍白馬的五陵少年揮鞭直就胡姬、笑入胡姬酒家，與貌美如花的胡姬開懷暢飲，不醉不歸，盛唐文化的青春熱血在李白的酒中更加地沸騰了。
　　四
　　唐人多有長時間、遠距離的漫遊經歷，或為東南山水，或為西北邊塞，西北邊塞多數為北方遊牧民族生活的地區。山水遊為唐詩帶來了清麗之美，而邊塞遊則激發了詩人的英雄主義情懷，為唐詩帶來了陽剛壯闊之美。出塞磨煉詩人的意志體魄，讓人了悟生命，也鍛鑄詩歌奇高的風骨。出使北方遊牧之地、有邊塞豐富生活體驗的王維在赴河西（唐方鎮，轄境相當於今甘肅河西走廊）節度幕慰問戍邊將士途經居延(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時寫下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更是典型的北方遊牧之地的風光。詩人以如椽之筆勾勒出一幅雄奇壯闊的立體的邊塞風光圖，強烈的嘆賞之情溢於言表。浩瀚無際的巴丹吉林沙漠映襯著一柱悠悠直上的燧火（平安火）青煙，奔流遠去的額濟納河的水天相連處是一輪渾圓的夕陽緩緩落下，這是詩境也是畫境，讓人想到雲天之蒼茫、大地之遼闊。詩人濃墨重潑，大筆開闔，描繪出風吼雷鳴、奪人心魄的山川風光，正是北方遊牧之地特有的自然景象帶給詩人的眼界和筆力，王國維先生認為“此種境界，可謂千古壯觀”（《人間詞話》）。
　　李益青壯年是在軍幕中度過的，當時唐王朝的北部邊防重地——朔方、靈州、寧州、夏州、上郡、五原、雲中、振武、鹽州、幽州等，即今內蒙古北部、陜西北部、甘肅北部、寧夏西北部、陜西及河北北部，多為北方遊牧之地，李益都曾親臨，寫下了大量的詩歌，如《暖川》：“胡風凍合辟鳥鵜泉，牧馬千群逐暖川。塞外徵行無盡日，年年移帳雪中天。”辟鳥鵜泉，在今內蒙古五原地區。詩説邊地苦寒，凍結了胡兒飲馬的辟鳥鵜泉；牧馬千群，都趨近於溫暖的平川。塞外征討不知何時是盡頭，惟有年年在大雪紛飛轉机移營帳。這首詩既寫出邊地氣候寒冷，也揭示了邊患久存、難以盡除的中唐現實。“牧馬千群”，寫出了牧馬之眾多和草原之廣闊，充滿了生機。再如《塞下曲四首》其一：“蕃州部落能結束，朝暮馳獵黃河曲。燕歌未斷塞鴻飛，牧馬群嘶邊草綠。”蕃州，指北部及西北少數民族的聚居地。黃河曲，黃河彎曲之處，李益所謂“黃河東流流九折”（《塞下曲》其三），今內蒙古河套地區，包括準格爾旗、伊金霍洛旗、東勝等地，屬於北方草原帶上的綠洲，是遊牧産生的關鍵地區。結束，裝扮，這裡指戎裝。燕歌，燕地之歌，指牧歌。邊地遊牧民族喜歡戎裝，一天到晚馳獵在黃河的彎曲之處。邊地藍天遼闊，大雁群飛，牧歌悠揚。在牧馬群的嘶鳴聲中，邊草更顯得翠綠可愛。太宗、高宗時期，朝廷為了經濟發展和軍事勝利，大規模開闢新牧場，河曲一帶正是新牧場所在。詩人寫出了邊地及新牧場一派生氣蓬勃的景象，飽含著熱愛之情。從內容看，這是一首表現邊地遊牧民族及其生活環境的詩篇，而非有論者所稱是表現守邊部隊的生活。蔣寅教授認為，李益“以徵人的眼睛和心靈實地觀察、體驗而出的作品，極其真實，是同時代詩人虛擬想像之作所難以企及的”（《大歷詩人研究》），由此成為盛唐邊塞詩最有力的繼承者。
　　由於有出塞的豐富經歷，又受到了邊塞生活的習染、熏陶，邊塞詩中就自然有大量關於北方遊牧文化（包括西域文化）的描寫：音樂有《高昌樂》《西涼樂》《疏勒樂》《高麗樂》《天竺樂》《扶南樂》《龜茲樂》《康國樂》等，舞蹈有《胡旋舞》《胡騰舞》《柘枝舞》等，樂器有胡琴、胡笳、羌笛、琵琶、羯鼓等，穿戴有胡服、胡帽、胡靴等；居所用具有穹廬、氈帳、胡床等，飲食有胡餅、羊肉、乳酪等，物産有胡麻、胡椒、胡瓜（黃瓜）、胡蘿蔔等等，這些外來的文化、物産，無不影響著唐人的日常生活。唐詩中還有大量關於北方遊牧文化地區的山川、地貌的描述，如黃河、蔥嶺、陰山、黑山、青海湖、瀚海、朔方、紫塞；北部及西北的邊防重鎮如金河、雲中、雁門關、受降城、隴山、隴頭、陽關、玉門關、五原、居延、涼州等。
　　在這個空前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過程中，還涌現出一大批反映北方遊牧文化的代表性詩人，如陳子昂、高適、岑參、王維、王昌齡、李白、白居易、元稹、李益等，他們的創作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反映了一代詩人對北方遊牧文化的深刻感知，是“以詩補史”“以詩證史”“史詩互補”的寶貴材料。可以看出，唐詩中有關北方遊牧文化的記述，是有系統的、成規模的，是唐人有意通過詩歌加以整體的展現。
　　五
　　事實上，唐文化是魏晉以來四百年華夏各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果，是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明結合、會通的産物。從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北方各遊牧民族本身也是漢民族的族源之一。余恕誠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上，人口南移是主要流向，漢族出於種種原因，由黃河流域轉向長江以南，而北方遊牧部落，又南下到黃河流域的農耕地區，逐步融入漢人之中，成為漢民族的新血液。可以説中國古代北方始終是民族新血液、新成分的輸入口。”（《唐詩風貌》）王國維先生説：“兩條雲嶺摩天出，九曲黃河繞地回。自是當年遊牧地，有人曾號伏羲來。”（《讀史二十首》其二）雲霧籠罩，雄偉的崑崙山脈與天山山脈拔地而起；迂迴曲折，滔滔黃河在大地奔流；就在當年北方先民遊牧的地方，誕生了中華民族人文始祖之一的伏羲。著名詩人昌耀在《尋找黃河正源卡日曲：銅色河》（《青藏高原的形體》之六）中也説：
　　歷史太古老，草場移牧——
　　西羌人的營地之上已栽種了吐蕃人的火種，
　　而在吐谷渾人的水罐旁邊留下了蒙古騎士的側影……看哪，西風帶下，一枚探空氣球箭翎般飄落。
　　而各姿各雅美麗山的泉水
　　依然在黃昏蒙影中為那段天籟之章添一串兒冰山珠玉，遙與大荒銅鈴相呼，遙與鐵錨海月相呼，
　　牽動了華夏九州五千個紀年的懸念。
　　在古老遼闊的北方草原上，各個民族往來頻繁，交融滲透，活躍異常。西羌人、吐蕃人、吐谷渾人、蒙古人的身影交相出現在歷史的大舞臺上，他們與中原漢民族一樣參與歷史的創造，影響著歷史的進程。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費孝通先生關於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格局”的論述：“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接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格局。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過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總之，北方遊牧文化是一種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的文化，豪情快爽，陽剛大氣，充滿魅力，深刻地影響了唐代的社會生活及唐人的價值觀。像“胡人”一樣少約束、忌細碎、自由地噴吐胸中之豪情，才可能産生真詩、好詩，這也應合了狄德羅的論述：“一般説來，一個民族愈文明，愈彬彬有禮，它的風俗習慣也就愈沒有詩意，一切都由於溫和化而軟弱起來了。”（轉引自[英]洛克《西方美學史》）對於唐人而言，崇尚北方遊牧文化指示的是一種新鮮活潑的生活追求和精神追求。與此同時，盛唐社會的開放、大氣、昂揚向上以及欣逢盛世的自豪感，也容易激發詩人的豪情、豪氣，而這正與北方遊牧文化的內質、格調相協調，由此催生了審美主體的壯士情懷、英雄情懷。

　　唐人通過對北方遊牧文化積極合理的吸收、消化並融入自己的血肉中，最終創造了包括唐詩在內的輝煌燦爛的大唐文化。所以研究唐詩，必須關注來自北方遊牧文化對唐詩從題材內容到美學風格所産生的影響。否則，就不可能全面、準確、深入地理解唐詩，揭示其不同於前代、後代的獨特價值。事實已經證明：唐詩的繁榮離不開北方遊牧文化深刻和多方面的影響；中華文化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一體多元的文化；中國文學是中國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學；多元性、開放性、包容性、豐富性是中華文化及中國文學最為鮮明的特點。（文/高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