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文明與中國北方的生態
俗話説，“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生態環境與一個民族性格的形成和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只有與當地的生態環境能夠非常融洽相處的文明才能長久地延續下去，也可以説，才是成功的文明，而遊牧文明正是這樣一種成功的文明。相對來説，農耕文明儘管更為發達，卻最終將毀掉生存的根基，因而是一種不可持續的文明，也是一種不算很成功的文明。於是在北方草原上，遊牧文明始終佔據了主導地位。
遊牧文明是在人類早期原始狩獵文明和原始採集文明之後，與農耕文明差不多同時産生的，就其生産方式和生活習慣而言，比農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採集狩獵文明。
最早的原始初民，按一般的考古學觀點起源於非洲大陸，在漫長的地質史時期，由於氣候的改變引起生存環境的變更以及由於生産力的提高，人口壓力的逐漸增加而逐步遷移到其他的大陸，並且由於地理隔絕而逐漸形成了不同的種族和亞人種。
這些原始初民所屬的就是原始採集狩獵文明，在生存壓力並不大的情況下，他們往往隨著季節的變更而進行或長或短的遷移，以獲得更豐厚的食物，這從對非洲一些原始部族的人類學研究中可以得到比較推論。但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和雖然緩慢但仍然不斷增長的人口，生存壓力變大，許多物産並不那麼豐富地區的部族不得不採取強度更大的勞動，而對於草原地區來説，採集的基礎原本非常薄弱，部族的主要食物來源依靠捕獵，不得不跟隨著獸群的遷徙而遷徙，以便獲得足夠的肉食。在這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蓄養動物比起單純地追獵野生動物來説更有保障，養畜業便慢慢發展起來。對野生動物的馴化，也許發生在更早的時候，但在生存壓力不那麼大的時期，花費那麼多的精力去發展畜業並不怎麼合算，於是畜業的産生只有在憑採集狩獵無法獲得足夠豐厚的回報之後了。
但是為什麼畜業最終發展成遊牧文明而不是像現在政府所推行的那樣定居圈養或放養呢？這也許是由於畜業的産生很大程度上是由對野生畜群的鬆散性控制發展來的，而定居蓄養需要較繁重的勞動，如果沒有明顯的優勢，並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放棄遊牧。馬的馴化則更為遊牧文明的産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支援，對於放牧的畜群能夠更加便捷、省力地控制。然而更重要的是，北方草原自身的生態特點決定了定居畜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生産方式，自然而然地遭到擯棄。
我國東南臨海，受海洋季風影響，越往西北，越近大陸中心，季風影響越弱；相反，來自西伯利亞與蒙古的高壓作用越來越強。故從東南向西北，降水越來越少，乾旱程度也隨之增加，植被類型也表現出明顯的地帶性特徵。由東南向西北可分為溫帶草甸草原、溫帶典型草原和溫帶荒漠草原。最優質的呼倫貝爾、錫林郭勒東部、科爾沁等地的草甸草原的年降水量也不過在350—550mm之間，土壤有機質含量雖一般在4%以上，平均産草量在1500kg/hm2左右，但仍舊無法承受定居畜養的放牧強度；那些年平均降水量僅150—250mm，年平均氣溫僅約2—5℃，土壤有機質含量一般低於2%的西部草原便更無法承受定居放牧的壓力，只需幾十，甚至十幾年的時間，草原便會退化到無法收集到足夠的飼料餵養牲畜的程度。如呼倫貝爾大草原自1958年建立了25個國營農場，進行大規模的定居墾荒之後，僅一二十年就退化成為呼倫貝爾沙地。而有關試驗經過5年的研究進一步表明，過度的割草會使地上生物量大大降低，對草原退化有很大影響。年年割草的牧區地上生物量只有割一年休一年的牧區地上生物量的76%。因此經過長期的實踐之後，遊牧文明成為草原民族的主體文明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建立在與生態環境和諧共處的情況之下的。
二、 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及其引起的生態破壞
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和融合伴隨著中國古代北方邊境歷史的始終，而這種衝突和融合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北方邊境的生態環境，反過來，生態環境的變遷又導致了文明的變遷。儘管並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重要影響，但傳統史學的盲點並不能抹殺這種影響的實際存在。
下面這張表是中國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主政中原的簡表：
時間 中原王朝 遊牧民族王朝 遊牧民族
西元前221年至西元220年 秦漢 匈奴
220年至581年 魏晉六朝 匈奴
386年至556年 魏及其前後的北方汗國 鮮卑、突厥
581年至907年 隋、唐 突厥
907年至1123年 遼 契丹
960年至1279年 宋 契丹、女真
1115年至1234年 金 女真
1206年至1368年 元 蒙古
1368年至1644年 明
1616年至1912年 清 滿洲
從這張表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農耕文明和遊牧文明對歷史的爭奪從來沒有中斷過，而其背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也呈現出一定的規律。
想到對環境的破壞，一般會想到連年的征戰。戰爭固然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但是歷史上對北方邊境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影響的並不是戰爭本身，而是中原文明為了抵禦遊牧文明的侵襲而採取的移民塞邊和屯田制的措施。
我們根據上面這張簡表，稍微梳理一下史料就可以發現一個非常觸目驚心的事實，凡是農耕文明的王朝或被農耕文明同化的遊牧文明王朝控制了北方草原地區，生態環境就遭到大規模甚至毀滅性的破壞。首先是秦朝，雖然曾有移民開墾今河套和鄂爾多斯地區的一部分草原，但乍興即廢，對當地自然生態未能造成嚴重破壞。因此，直到西漢初期內蒙古草原的自然環境還是很好的。但是到了漢王朝，因與匈奴爭奪西域的控制權，曾幾次出兵今鄂爾多斯和河套地區，漢武帝時更遷徙70萬人開墾黃土高原，使原來的牧區變為農區。持續多年的大規模開墾使草原的自然生態環境開始發生局部惡化，因此到東漢時期內蒙古西部地區漢族移民的種植業趨於衰微。鄂爾多斯地區的沙丘大約是在這個時期陸續出現的。
從東漢末期到唐朝初期，內蒙古草原的所有權回到遊牧部落手中。由於傳統的遊牧型草原畜牧業成為主導産業長達四個多世紀，草原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時間，鄂爾多斯地區先前出現的沙丘並沒有擴展。被稱為大磧的沙丘，也僅是當今庫布其沙漠的雛形。 唐朝的中後期，是繼漢朝之後較大規模開墾內蒙古草原的一個時期。神龍三年（西元707年）在河套和鄂爾多斯地區開闢屯田，並在邊境上修築了三個受降城作為屏障。元和年間（西元806--820年），再次大興屯田。儘管唐代在內蒙古草原的墾殖沒有達到漢代的規模，但由於這時內蒙古草原地區的自然環境已不如漢代，導致了迅速荒漠化的結果，鄂爾多斯地區南部已有風沙肆虐，庫布其沙丘開始擴大並以普納沙、庫結沙等名字為世人所了解。唐朝屯田制後來迅速由盛轉衰，就是其破壞草原生態環境的自然報應。
遼、金、元三代的三百餘年間，內蒙古草原基本上屬於遊牧部落所有。儘管在此期間有過相當規模的屯田，甚至遼朝還在內蒙古東南部利用漢族移民發展過種植業，但與漢、唐時期的以耕代牧不同，所實行的是以耕助牧政策，沒有形成濫墾局面。況且，與鄂爾多斯等西南部地區比較，內蒙古東南部地區對人類開發活動的承受能力強。根據《蒙古黃金史綱》關於成吉思汗臨終前不久行經鄂爾多斯地區時對此地風光的讚美，可以斷定該地區的沙化趨勢在元代至少已經減緩，甚至完全停止。
到了明代，除在內蒙古河套地區再度出現屯兵駐紮外，已有許多內地貧民作為雁行式季節性移民或常住移民自發地遷入內蒙古地區，在隆慶和萬曆年間（西元1570--1582年）達70.5萬人，導致農耕規模再次擴大，喀拉沁、土默特地區的開墾情況已達近似于當時內地的程度。
在規模和程度上對內蒙古草原地區傳統遊牧業産生深刻影響的進程出現于清朝後期。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清王朝廢止以前實施250餘年的關於限制漢民移居蒙地的邊禁政策，正式開放蒙荒，並改私墾為官墾。清統治者在內蒙古實施的這一所謂新政，敞開了內地漢民大量涌入草原地區的門戶，開始在察哈爾、烏蘭察布等西部地區，爾後在昭烏達、哲裏木等東部地區有大批漢民移居。在1902--1908年的所謂移民實邊的高潮中，內蒙古西部地區共放墾土地757萬畝，東部地區放墾土地2450萬畝。導致康熙親徵葛爾丹時還是生計週全，牲畜茂盛，較他蒙古殷富。……水土、食物皆甚相宜的鄂爾多斯地區，到抗日戰爭爆發時已經變成生計不週全、牲畜不茂盛、較他蒙古貧窮的地方了。
如果我們不戴著有色眼鏡看待這一段歷史的話，就應該承認，北方邊境如此嚴酷的生態環境並不是古即有之，也不是戰爭使然，而是農耕文明靜態的生産方式對遊牧文明動態的生産方式的擠壓所造成的。正因為靜，農耕文明在定居點墾田植荒，以防禦性的態勢應對遊牧文明的侵襲，而這種屯田實邊的生産方式最終因為不適於草原生態而隨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強弱、戰和，數度興廢，始終無法確立穩固的統治。
三、 遊牧文明的特點及其習俗和觀念對生態保護的意義。
“上有騰格裏之熳火,
下有額托格地母之熱力,
以精鐵為父,
以榆林草木為母。”
——蒙古族《祭灶詞》：
遊牧文明的特點在於動。因為變動性大，不利於手寫文字的産生，文化的積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傳，無法形成如農耕文明那樣發達的社會文化和制度組織，在話語權上始終無法勝過農耕文明，因此留在人們的印象中總是落後和應改造的。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遊牧文明始終存在著一種活性因素，它遵循著自然規律，熱愛自然、感恩自然，擁有與自然相近的豪爽而開放的性格。蒙古有句諺語“被牲畜採食過的土丘還會綠起來，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裏。”就用一種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了牧民對牧草枯榮，牲畜的生死等自然迴圈、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並且認為“凡有生之物皆無常也。”無常，包含變化、運動之意。當《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格言，隨著農耕文明的生根和發展越來越嚴密而消逝時，遊牧文明中這種活性因素卻始終張揚著，並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結合起來，成為保持草原生態環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間詩歌中，有這樣兩句詩：“牧人愛宇宙/宇宙賜給我們幸福，牧人保護宇宙/蒼天交給我們的任務。”而《十三首阿爾泰之歌》中也有“吉祥安康的阿爾泰山啊/所有寶物、資源供牧人享用，遼闊無邊的美麗壯觀/富饒的阿爾泰山啊/牧人永遠保護您安康。”的詩句。如此直白地表述人們有保護大自然的責任的話語，在農耕文明中是絕難找到的。即便對天人關係的認識最傾向於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覺而清晰地表達出人應當保護自然的觀念。這還是在農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沒有完全強化，原始採集狩獵文明遺留的及與遊牧文明交互影響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舊佔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時期。秦漢之後，隨著農耕文明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人定勝天的觀念和消極企求神靈保祐的世俗觀念逐漸盛行，明確提出要保護自然的聲音，除了宗教的影響外幾乎就不再能夠聽見。
更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寶座時，在發佈的登基詔書中説：“要讓有羽毛的或四條腿的，水裏遊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種禽獸免受獵人的箭和套鎖的威脅，自由自在地飛翔或遨遊；要讓大地不為樁子和馬蹄的敲打所騷擾，流水不為骯髒不潔之物所玷污。” 這樣的言辭，中原農耕文明中，哪一個帝王能夠説得出來？難怪有學者慨嘆，西方文明的血統來自於遊牧文明，只有遊牧文明的活力，才能發展出對自由的強烈追求。
而遊牧文明的習俗同樣表現出相當強的生態保護意識。“極為了解土壤荒蕪結果的蒙古人，為保全牧場付出很多心血。例如怕秋季野火燒燬牧場而警戒，不耕土地或挖坑穴，……結果確實是避免了牧場的荒蕪化。” 不僅如此，喪葬文化中也體現了尊重自然規律的特點，重生輕葬。他們或野葬，將死者裝入白布口袋，或白布、土布纏裹全身，載于牛車，送至荒野，任狐狼、野鳥啄食；或火葬，即以火焚屍。將死者驅車適野，置於空地上，覆以幹樹枝乾草，點火焚之。燒盡後，將白骨碎塊拋撒四方；或土葬，尤其古代蒙古貴族行深葬。《黑韃事略》亦云：“其墓無冢，以馬踐蹂，使如平地。”無論野葬、火葬、土葬，均不修墳冢，“使生從土中來，死亦歸土中去”，完整地實踐著自然迴圈、生物再生的生態學原理的領悟。
結語：
此文褒遊牧而抑農耕，並非全盤否定農耕文明，而是試圖從生態變遷的角度，更正人們對遊牧文明的歪曲認識，（當然，除了生態的角度，其他方面，遊牧文明也有許多優於農耕文明的地方，但這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故略去。可參見孟馳北教授的《草原文化和人類歷史》）並且能夠明白，對於北方草原地區來説，農耕文明的思維方式是不適用而且是極其危險的。只有棄行政命令式的強令定居而改尊重遊牧文明的特點和習俗，改進輪牧的方式，用更符合草原生態規律的途徑改善牧民的生活水準和生存環境，才能保證北方領土不被沙漠化所侵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