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遊牧政權的建立者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浩瀚的北方草原曾經是眾多遊牧民族的搖籃和活動舞臺。在這裡，他們不僅創造了文明，傳承了文化，而且還為今天我國遼闊版圖和中華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貢獻。説到歷史上的北方草原民族，自然首先就應該提到匈奴。匈奴人最大的歷史功績就在於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遊牧政權，從而使我國北方草原跨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戰國時代，“匈奴”之名開始見諸我國史乘。據記載：西元前318年，韓、趙、魏、燕、齊等國帥匈奴共攻秦，可見這時的匈奴已經是我國北方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西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領頭曼單于之子冒頓，殺父自立為單于，在北方草原上第一次豎起了遊牧民族政權的旗幟。

冒頓單于立國後，東征西討，“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此後，又征服了居於北方的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諸族，完成了北方遊牧民族的大統一。匈奴所控制的範圍北起貝加爾湖、葉尼塞河流域，南至今山西、河北北部及河套地區，東起遼東平原，西迄天山南北。“龍庭”(即單于庭）設在河套、陰山一帶。匈奴政權的建立和其統治範圍的擴大，使原各遊牧部落、部族得以消涂以往彼此之間的壁壘，獲得了在相當大範圍裏相互交往的必要條件，隨之而來的就是各遊牧部落、部族之間弳濟、文化空前規模的交流。在這种經齊、文化的交流中，遊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發展。可以説匈奴遊牧政權的建立，使此前遊牧文明發展的端緒匯聚于一體，匈奴則成為了這種遊牧文明的當然代表。

遊牧政權的建立，標誌著匈奴社會已然踏入了文明時代的門檻。司馬遷所説的“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正是這種狀況的極好説明。跨入文明時代門檻後，由於其統治範圍廣大，社會內部相對安定，匈奴社會開始在廣泛融合各遊牧部族文明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了更全面、更典型、更發達的遊牧文明。

匈奴社會的經濟基礎是遊牧業。匈奴人的衣食住行無不取之於遊牧業，他們的行動也無不服從於遊牧業。通過歷史記載可以看到匈奴人生活狀況的一些情況：他們隨畜牧而轉移，逐水草遷徙，食畜肉，衣皮革，住氈帳，盛行收繼婚制，保留著殉葬制等等。匈奴政權的建立，使匈奴社會的經濟生活得到了較為安定可靠的空間、時間條件，因此，他們發展了相當發達的遊牧業。當然，這時的狩獵業在匈奴人的經濟生活中還沒有完全喪失它的意義。在從事畜牧業、狩獵業的同時，他們還發展了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産和手工業。手工業主要有：冶鐵業、鑄銅業、陶器製造業、木器製造業、毛織業和皮革業等。匈奴人的商貿活動尤為活躍。匈奴人的貿易活動主要是在匈奴社會內部以及匈奴與東胡、西域、中原之間進行的，此外，還通過西域與中亞、羅馬帝國發生了間接的貿易關係。其中尤以與西域、中原貿易規模較大，重要性突出。與中原的貿易主要是通過與中原王朝“合市”、“通關市”的形式實現的。雖然由於歷史記載的缺失，我們難以洞察貿易在匈奴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比重，但匈奴與漢朝對西域地區的反覆爭奪，控制與西域諸國的貿易權，控制通往亞歐大陸縱深的商道，取得貿易方面的利益顯然是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由此可見，貿易之於匈奴社會的重要性，在他們身上，的確體現出了強烈的“商業精神”。

匈奴政權的政治體制與其經濟基礎相適應，是“行國”體制。“單于”既是最高行政首領，也是最高軍事統帥。全國分為左右二翼，設左右賢王等各級職官，百姓全民皆兵，軍政一體，社會組織按十進位組編。匈奴社會中的法律和軍事受到遊牧經濟和社會制度等的強烈影響，從冒頓單于建立匈奴政權開始，它們就開始具備了國家機器的形態和特徵。匈奴的法是不成文法，多由以往的習俗與禁忌演變而來，即所謂的“納禮入刑”。司馬遷對匈奴法做過簡要明瞭的記述：“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人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這樣的法與同一時代的漢律相比較，要寬鬆簡捷易行得多。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帶有薩滿教特點。每年五月，他們大會蘢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他們敬仰天地日月，單于稱為“撐梨孤涂單于”，意為天子單于。在寫給漢朝皇帝的信中，經常自稱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是天之驕子。有學者認為：“尊天、崇拜天——直至崇拜日月星辰，把蒼天、日月看成宇宙與人類萬物的源泉，世界與人類的主宰——萬物生成共源的觀念，就是匈奴人及北方諸族普遍的世界觀與宗教信仰。”此外，匈奴人還有崇拜偶像的習俗。

匈奴人每年進行三次盟會，時間分別是正月、五月、九月。正月的盟會“諸長小會單于庭”，是一種小規模的“貴臣會議”，其主要內容是決定軍國大事。五月、九月盟會的規模要大得多，也更富有宗教色彩，其中九月的大會“課校人畜計”則是一項重要內容。在一年之中除三次固定的盟會外，遇有特殊情況或事務，隨時召開盟會加以解決。

匈奴的軍事訓練從幼兒時期就開始了，“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這對於青少年掌握騎射技能、熟悉軍事知識，無疑會起到早期啟蒙作用。成年“甲騎”主要是通過經常的集體狩獵或實際戰鬥得到軍事訓練。匈奴的戰法，最為突出的是善於運用遠距離奔襲、大規模包抄以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戰術。按照《草原帝國》一書的説法是，他們對“敵人發動突然攻擊之後，就消失了，然後又出現，緊緊追隨敵人，而不讓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獵物一樣，他們折磨對方，拖垮對方，直到他們的對手筋疲力盡”。可以説匈奴人是運動戰的創造者。

自冒頓單于立國到89年、90年、91年，北匈奴三次敗于漢朝軍隊後西遷，匈奴政權在北方草原上活躍了整整三個世紀。此後，匈奴人或是西遷中亞、歐洲，或是入居中原，或是融合於其他草原遊牧民族，最終漸漸隱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儘管如此，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建立了政權的遊牧民族，它把“諸引弓之民，併為一家”，使此前各遊牧部族、部落創造的遊牧文明得導以在更大範圍內交融發展，形成了以匈奴為代表的、空前發展的遊牧文明，開啟了我國乃至世界草原遊牧文明的先河，為後世草原遊牧民族樹立了文明的圭臬。有學者這樣評論道：“在後世的氈鄉生活中都不免或隱或顯地再現匈奴的身影。”事實也正是這樣，匈奴民族所創造和發展的遊牧文明的各個要素，幾乎都不同程度地被後世亞歐北部草原帶的其他遊牧民族所繼承，並在草原上流傳千古而不絕。因此，可以説，匈奴民族既是我國草原遊牧文明的開先河者，又是世界範圍內遊牧文明的重要先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