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奇帆表示，當前，在金融業各類風險中，最重要、最密集的有三類：一是由於實體經濟産能過剩，其壞賬通過借貸關係傳導給金融機構；二是金融系統由於自身問題造成的風險；三是非法的社會金融活動衝擊正常的金融秩序。這三類風險需要“一行三會”、金融機構、地方政府和全社會高度重視、共同防範。

　　第一類是産能過剩風險。市場經濟是自由競爭的經濟，自由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自然會造成産能過剩。過剩並不可怕，只要過剩比例保持在10%—15%，就符合市場規律，不用大驚小怪。但只要過剩超過30%，全行業利潤就會“歸零”；如果過剩超過40%，再優秀的企業也會跟著賠本，會産生系統性風險。這是市場經濟鐵血法則，不能違背。

　　在工業領域，鋼鐵行業産能過剩是典型。目前，全國有10億噸産能，需求量只有6億多噸，産能過剩50%，造成全行業虧損。水泥、風電、光伏電池、有色金屬、電解鋁等10多個行業也大抵如此。這幾年，重慶工業利潤保持了較高增速，去年在2013年增長42%的基礎上又增長了35%。之所以有這麼高的增長，固然有産品符合市場需求的因素，但沒有産能過剩是重要前提。比如，鋼鐵産能始終保持在600萬噸，煤炭始終保持在4000萬噸。如果這些領域産能過剩，必然産生大量虧損，抵消汽車、電子資訊等領域辛苦賺來的利潤。

　　城市發展及工業園區開發也要遵循客觀規律，否則也會産生過剩。在城市發展上，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區一般應該容納1萬人，這樣産城融合恰到好處。如果只有50萬人，卻開發了100平方公里，不管造得多麼繁華，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過去十多年，重慶堅持每平方公里容納1萬人這一基本規律，城市規模擴張適度、有序。在工業園區開發方面，每平方公里産值要達到100億元規模，不能30平方公里只搞500億元産值，那是糟蹋土地、浪費資源。

　　城市發展還要防止六類房地産過剩。一是住宅。每人平均40平方米足矣。如果城市未來人口在1000萬，住宅超過4億平方米就會過剩。二是寫字樓。每平方米一般會産出2萬元GDP，多了就成為空中樓閣。三是商鋪。在大都市，2萬元零售額需要配套1平方米。區縣城級差地租較低，1萬元零售額需要1平方米。目前重慶社會零售總額5000多億元，商鋪總面積如果上億平方米，肯定會供過於求。四是貿易批發市場。各地都想模倣浙江義烏，搞幾個批發市場，這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每個區縣都搞一個，肯定門可羅雀。五是會展中心。一個1000萬人口的大都市可以有幾十萬平方米的會展場地，如果地市州和區縣城等中小城市也建幾十萬平方米，肯定會過剩。六是城市綜合體。一個區縣只有幾十萬人口，如果建兩三個城市綜合體，本地居民消費能力是難以支撐的。這六類房地産資金消耗量大，一旦過剩，壞賬對金融系統的衝擊是巨大的。但如果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將原本要再貸給房地産商的資金抽走不貸，他們只能轉向高利貸，這種“擊鼓傳花”也會造成不穩定。

　　對於産能過剩，不能被動應付，要做好三種預測。一是政府和研究機構要對本地區的産能進行客觀的、理性的預測，提示和預警各類企業不要捲入過剩産業。同時，研究出臺政策措施，有效遏止過剩産能蔓延。二是企業應審時度勢地分析自己所處的行業是否過剩，要珍惜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適時轉向和調整結構，絕不能“飛蛾撲火”。三是銀行作為資金提供者，應像投資銀行分析股市、對企業IPO上市進行盡職調查那樣，做好對所服務企業的行業分析。總之，防止産能過剩要構建好“政府預測性指導、企業自身加強防範、銀行給予行業分析”三道防線。

　　第二類是金融系統自身風險。出現這樣的風險，本質上是信用、杠桿、風險這三個方面沒控制好。

　　目前，不管是重慶還是國內其他地方，金融系統內在滋生的風險本質上是杠桿比的過度運用。具體表現在：一是實體經濟資金使用效益下降，杠桿比上升，從而加劇整個信用風險。一般而言，一個地區GDP每增加1元，要新增3元左右的社會融資。去年全國總體比較合理，大體為1:3，但有的地方高達1：5甚至1：7，這樣的杠桿比肯定出問題。重慶還好，去年新增2000多億元GDP，融資量為5600億元，杠桿比在1：2.8左右。二是産能過剩行業的金融風險集中暴露，導致M1和M2週轉速度放慢，盤子總量越來越大，風險也會越來越大。三是地方政府債務清理帶來的金融風險。對銀行而言，地方政府債務清理的過程會涉及金融系統各種各樣的轉賬，杠桿比會發生變化。另外，企業間市場和銀行間市場發行的債券屬於直接融資，脈絡比較清晰。但除此之外，包括信貸資産、信託貸款、委託貸款、存兌匯票、信用證、應收賬款、社會憑證及有再回購條款的股權性融資等非標債務就是一筆糊塗賬。在這個過程中，金融杠桿比被提高了，加上非標債務領域風險控制的流程內審不夠規範，金融系統的整個風險就增加了。因此，金融企業去杠桿、實體經濟去杠桿，本質上要由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及直接金融系統一起操作。金融系統是最好的預測師，對於系統內部的管理，理應做好份內之事，提前預測、分析、提醒、糾偏。

　　第三類是非法社會金融活動造成的金融風險。主要包括：一是高息攬儲、亂集資。一旦在哪個區縣發生，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捲入當中，找不到事主就找政府。各級政府、公安和“一行三會”都要高度重視這類事。二是民間老鼠會、傳銷組織。三是民間典當行、地下錢莊、高利貸公司。四是不規範的P2P。不久前，《中國證券報》刊載文章指出，P2P“類銀行”模式從主要做小微貸款轉為大額貸款項目，並開始大量起用銀行從業人員，在風控手段上逐步向銀行靠攏。由於這種業務沒有真正完善的風險控制體系，僅上月全國P2P問題平臺就高達69家，單月問題發生率為3.9%。2013年4月，沿海有三個P2P公司要來重慶註冊，重慶市覺得有很大風險，在P2P有關政策出臺之前，重慶一個都不許註冊。2013年底，全國大量P2P開始倒閉，去年更多，重慶毫發無損，關鍵得益於預判和謀劃。總之，如果創新帶來的風險巨大，在得到規範之前，寧可不創新，也不要主動引火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