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季度，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達到400.9億美元，同比增長55.4%。也就是説，今年頭三個月對外投資就完成了去年全年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180.2億美元的三分之一強，增速之快、增量之大，成為今年全球經濟疲軟背景下引人注目的中國增長因素。

　　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02～2015年，我國實現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增長，年均增幅高達33.6%。“十二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4年中國實際對外投資超過利用外資的規模，達200億美元。2015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首次超過萬億美元。

　　近日，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主辦的“2016中國智庫論壇”上，相關專家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表示，由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轉變，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這是中國邁向世界經濟大國的重要標誌，是中國由對外貿易大國邁向對外貿易強國的重要標誌，是中國在全球範圍內配置資源、積極影響全球金融和經濟格局的重要標誌。”

　　去年，十八屆五中全會將“開放”列為指導中國“十三五”規劃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面對未來，隨著中國擴大開放戰略進一步加快加深，如何創新對外直接投資的機制體制？如何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等方面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相互對接，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如何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提前做好投資環境和市場風險評估，建立風險規避機制和必要的保障體系？等等重大議題，本刊記者約請了相關權威專業人士就此進行深入解讀。

　　受訪專家（排名不分先後，以姓氏拼音為序）

　　畢吉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

　　曹遠征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

　　項懷誠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理事長、財政部原部長

　　趙晉平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

　　張 威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

　　對外開放呈現歷史新轉捩點

　　《瞭望》：“由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轉變”，對中國而言意味著什麼樣的歷史發展階段？

　　項懷誠：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第一次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成為凈投資的元年。2015年再次出超，這是中國對外開放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的、標誌性的事件，對中國而言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對這個話題我有三點看法：

　　第一，對外開放是決定國家興衰、民族興旺的關鍵抉擇，已經成為中國崛起和中國處理世界關係的核心戰略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2001年我們國家經濟總量接近11萬億元人民幣，到2015年經濟總量已經達到了68萬億元人民幣，15年間增加了50多萬億元人民幣。充分體現了對外開放戰略和融入世界經濟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的能量。

　　近年來，中國就對外開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戰略部署。一是“一帶一路”戰略已經成為承載國家內需、外需進行協調，“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的新的對外開放戰略平臺，成為中國開放的總綱領；二是亞投行的發起和成立，是中國為脆弱的、復蘇中的世界經濟提供的一個公共産品，也構建了世界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經濟的共同體；三是人民幣已經加入SDR，也是中國更加積極的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一步，是構建全球金融新秩序、實現經濟貿易新平衡的一個戰略舉措；四是自貿試驗區戰略的縱深發展，對推動形成中國更高層次的開放産生重大而長遠的影響。

　　第二，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內涵進一步深化。將開放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確立了雙向開放的新舉措。過去30年，中國以吸引利用外資為主，如今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走出去”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一環。當然，“走出去”對我們來説是一個新課題，儘管已經講了很多年，但實際上“走出去”的經驗並不是特別豐富，所以“走出去”走得成功與否對我們來説是一個新的考驗。

　　第三，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形成開放型的經濟新體制。邁入到經濟強國行列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需要大國智慧。一是中國對外産業輸出和資本輸出如何兼顧雙邊的利益，“走出去”的企業如何融入到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必須高度加以重視和妥善解決；二是如何提升“一帶一路”的國際認同度，防止可能存在的地緣政治風險；三是亞投行成立以後，如何積極參與重構國際金融秩序，處理好亞投行和現存國際金融組織的關係；四是人民幣加入到SDR以後，如何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五是如何應對TPP、TISA(國際服務貿易協定)等新一代國際規則體系等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加以關注、加以解決的重大問題。

　　開放新格局空前複雜

　　《瞭望》：面對前所未有的對外開放新階段，我國對外投資面臨著怎樣的新格局、新特徵和新環境？

　　曹遠征：中國經濟很可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從過去的商品輸出階段走向資本輸出階段。這個新形勢下，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戰略。我經常在國外出差，坦率地説，國外對“一帶一路”的熱情遠遠高於國內。包括中東歐、東歐和西歐，都在討論“一帶一路”。

　　為什麼？他們説這是一個新理念，和過去理解的不一樣。20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就開始有了絲綢之路，500多年前鄭和下西洋就有了海上絲綢之路……在全球通商史上，只有中國的通商理念是和為貴，其他都要靠軍事手段來解決。“以和為貴、談判妥協、合作為上、追求雙贏”，變成了“一帶一路”很重要的特點，顯示出極大的包容性。

　　而包容性，就意味著什麼都可以談。“一帶一路”實際就是這樣一個概念，什麼東西都可以交換，有錢固然好，沒錢也行，拿東西來換。如果現在沒錢，將來有則拿現在換將來，於是變成一個多邊的、雙邊的經貿合作混合體，這對中國的經濟體制、金融體制乃至對外開放都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衝擊。

　　其一，這種投資合作治理理念和傳統國際投資理念大相徑庭。按照傳統國際貿易和金融規則，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欠債還錢，都是基本規則。現在，可能是一手交錢，另一手可能是交未來、交貨，欠債可能不還錢而是還東西。因此，自貿區、雙邊、多邊、多層次自貿區成為控制風險最重要的安排。比如，上海自貿區“金改40條”，基本是人民幣走向全面可兌換的安排。

　　其二，在對外投資合作深化過程中，中國最薄弱的環節是金融環節。從全球GDP份額講，目前全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差無幾，各佔45%左右。而發達和不發達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在於發展中國家金融基礎設施薄弱，金融市場比較脆弱，從而導致金融能力比較落後。在新的開放形勢下，中國金融如何深化開放，金融體制如何深化改革，是一個重大的挑戰。

　　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所涉地區，存在三個突出的金融錯配：

　　一是貨幣錯配。尤其在亞洲地區，相互間貿易非常多，但都是用第三方貨幣——美元，意味著美元一定要有充沛的流動性供應，各地區才能進行貿易安排。如果美元出了點問題，雙方都沒有支付手段，就會發生1998年和2007年那樣的危機。這可以説是人民幣國際化的直接促動背景，就是解決支付手段問題，糾正貨幣錯配問題。

　　二是期限錯配。亞洲地區經濟發展比較快，需要大量資本。但是，一方面流入資本比較少，另一方面流入資本都太短期。於是，短期資本頻繁流動，帶來很大風險隱患。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如此發生，現在同樣存在這種風險。事實上，亞投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糾正期限錯配。

　　三是結構錯配。這個地區是全球儲蓄率最高的地區，全球的外匯儲備基本在這個地區。但這個地區的儲蓄率如此之高，基本被域外機構所動員，然後流到區域以外，反過來區域以外的機構再投到這個區域，成為“外資”流入最多的地區。這種“本地區儲蓄不能為本地區使用”的投資結構錯配，表明這個地區的金融設施非常落後。

　　因此，體現在下一步開放中的金融制度安排，變得非常關鍵和重要。

　　戰略機遇“窗口期”全面打開

　　《瞭望》：目前這種對外投資態勢給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帶來了怎樣的戰略機遇？

　　趙晉平：當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對中國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影響，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際案例來看，至少從五個方面帶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這是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的最直接方式。目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並購投資的方式來實現，而並購投資可以獲得許多提高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戰略性資産。近年來，通過企業並購的方式，我們在獲得品牌、技術、跨國公司的行銷渠道，包括能源等資源方面，取得了非常明顯的進展和成功，為中國跨國公司的誕生創造了越來越堅實的基礎。

　　第二，隨著我國傳統勞動力競爭優勢逐步減弱，為鞏固全球市場份額，我國企業“走出去”擴大在周邊國家的産業佈局，已經成為唯一選擇。而傳統海外産業的佈局，在技術、人才、資本方面為結構調整留出越來越大的空間，為我們把資源配置到緊要的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領域，創造了條件。例如重慶力帆汽車，在海外已經有六個點、三條線佈局。而其海外生産線的生産設備都來自中國國內，為國內高端製造業創造了巨大需求。

　　第三，為整合能源和資源創造了重大機遇。就“一帶一路”地區來説，集中了石油全球可採儲量的60%、天然氣的80%以上。通過在外投資佈局的方式獲得更多權益，對包括供給來源和通道安全的保障，具有深遠意義。

　　第四，有助於深化對外關係。近年來，之所以大力推進中美之間的BIT談判，一定程度上希望通過中美BIT方式實現中美之間在資本融合程度上水準的進一步上升。僅僅是貿易，相互之間很容易找到替代，只有加深資本層面的融合程度，才能綁定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

　　通過這種方式，一方面為企業創造機遇，同時通過吸引國際上，尤其是美國高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來帶動國內轉型升級；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更容易實現中美經濟利益的綁定，為我們贏得今後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

　　第五，提升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參與水準和參與程度。根據2012年對外貿易來計算，我國1000美元的出口，能夠拿到640美元增加值。具體到中美之間，美國對我國1000美元的出口，能拿到800多美元的增加值。相反，我國對美國1000美元的出口，只能拿到590美元增加值。這説明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在全球價值鏈、參與價值分配中拿到的回報差異比較大。

　　隨著我國品牌、技術、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的提升，如果1000美元的出口能夠拿到740美元，可以使我國GDP總量再增加2個百分點以上。從今後一個階段來看，如何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水準，是事關轉型升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破解“走出去”五大挑戰

　　《瞭望》：中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會面臨哪些挑戰？

　　畢吉耀：各方面研究不少，我們覺得有五方面比較突出：

　　第一，發達國家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對我國的對外投資施加了諸多干擾，這是當前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方面美國、日本比較突出，綜合運用外交、宣傳、經濟等多種手段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産生多方面干擾，顯著加大了我國對外投資的風險。

　　第二，相當一部分東道國整體投資環境比較惡劣，對我國項目投資收益影響很大。我們對外投資現在相當大一部分投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今後沿著“一帶一路”會佔到對外投資的40%以上。這些國家大多經濟發展水準低、市場體系不健全、國內政局動蕩、政策朝令夕改、政府辦事效率低乃至腐敗，一些國家甚至處於地緣政治衝突的熱點地區，環境極為惡劣，加大了我國對外投資難度。

　　第三，我國對外投資在融資方面困難較大。現在，我國對外投資主體在境外，存在大量海外融資需求。但受企業自身發展水準、東道國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信用體系國際化水準偏低等影響，很難在國際市場融資。同時，我國金融機構“走出去”和國際化經營還處在起步階段，很難對企業海外融資提供幫助。當前，迫切需要在推動我國製造業“走出去”的同時，加快金融開放，必須金融保險跟著一起走，包括信用評級等等。

　　第四，人民幣國際化水準偏低制約了企業融資。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儘管走出了很大步伐，但目前整個國際貨幣體系還是以美元為主，而且我們所投資地區大多喜歡用美元結算；其次，人民幣國際化是在資本項目沒有完全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情況下，在貿易項下、投資項下擴大使用，但這是有限度的。

　　以前之所以比較快，緣於人民幣處於升值狀態。當人民幣匯率處於基本均衡上下波動時，這個水準明顯下降。即使現在人民幣進入SDR籃子，但真正企業能夠使用，成為國際定價結算交易的貨幣，還有艱巨的路要走。

　　第五，政策性資金支援難以形成合力。目前，我國很多對外投資項目有一定的政府戰略指導性，特別是基礎設施項目方面，主要是政策性銀行資金，包括捆綁一些援外資金。但是，這些資金之間不相同屬，導致政策支援效果打折扣。如何整合國內的帶有開發性金融或者體現政策支援方面的融資要求的資金，是下一步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

　　培育中國跨國公司

　　《瞭望》：中國企業“走出去”應該注意拓展哪些關鍵領域和方向？

　　張威：“十三五”期間，中國對外戰略基本確立了相對明確的區域導向和産業導向，包括會重點支援的主體和載體，需要我國企業“走出去”做好充分的研究和準備。

　　區域導向，一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是我們的戰略重點。儘管在此沒有明確國別導向，但明確了具體領域，比如基礎設施、能源、製造業産能的轉移；二是非洲地區。我國對非洲的發展有“十大合作計劃”，其中工業化是一個重要方面，也包括會在未來通過各種方式幫助非洲完成一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三是針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取向，主要集中在品牌、網路和技術領域。

　　産業導向，更多集中在相對比較有優勢的鋼鐵、建材、化工、紡織和機械等裝備製造、富餘産能、製造加服務的行業。“十三五”期間，更多企業基於國內成本上升和海外有更多組合的優勢資源而“走出去”，成本驅動型和組合型對外投資將會逐步成為新主流。在富餘産能轉出的過程中，更多強化上下游一體化的産業鏈式的對外轉移，同時也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強調中國製造和中國服務相結合。

　　主體和載體建設上，未來的重點應該在“一大一小”：“一大”是大型跨國公司。我們要培育一些真正有國際水準的跨國公司，當然這種國際水準不僅僅在規模上，更多是企業管理、核心競爭力構建、現代企業制度上；“一小”是引導和培育具有適應全球市場新變局能力的一大批外向型中小企業。（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 王健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