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來，經濟全球化浪潮所催生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全球價值鏈的深入發展。這一新的國際分工體系的形成，不僅引發全球供應鏈、産業鏈、商品鏈的深刻變革，對國際貿易、跨國投資乃至全球經貿治理也帶來深遠影響。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步入深度調整與結構再平衡的“新平庸”狀態，以大規模跨國投資驅動、高增長中間品貿易為特徵的全球價值鏈步入深度結構調整期。驅動上一輪全球價值鏈擴張的制度和技術兩大引擎的作用均有所下降，基於全球價值鏈的國際經貿規則重塑蓄勢待發。在國際發展環境和條件發生重大變化的同時，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綜合來看，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調整，既是實現從經貿大國向經貿強國轉變的內在要求，也是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塑的必由之路，將使我國經濟發展迎來新的重要機遇。

　　為我國新一輪以開放促改革提供契機。全球價值鏈作為經濟全球化的高級形態，標誌著經濟全球化進入資源深度整合時代，對各國擴大開放提出了新要求。一國能否在全球價值鏈中搶得先機、提升收益，越來越多地取決於智慧財産權保護、公平競爭環境以及相關管理規制等。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合作和政策對話，有助於進一步明晰我國下一步擴大開放的重點領域、方向和路徑，推動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釋放更大開放紅利。

　　為我國産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提供空間。據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會同有關機構的研究，2010—2012年，我國每1000美元貨物出口的增加值分別為605、616、621美元，呈穩步提升趨勢。相關研究還表明，在出口增加值提升的同時，我國通過原始創新、整合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第三方外包等方式，整合了國內外技術資源，提升了國內産業技術水準。當前，正在孕育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與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歷史性交匯。我國如能抓住國際産業分工格局調整這一重大歷史機遇，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注重設計、研發、行銷、服務等高級生産要素的積累，勢必有利於加快培育向價值鏈兩端延伸的國際競爭新優勢；與此同時，我國如能通過加快走出去步伐提高跨國公司經營能力、自主構建全球及區域價值鏈網路，還將有利於加快打造以我為主、深度融合、互利共贏的全球價值鏈。

　　為我國推動完善全球經貿治理提供平臺。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貿易增長持續低迷。如何從促進全球價值鏈拓展和深化的角度提出完善全球經貿治理的新路徑、新舉措，是一個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既有作為全球價值鏈深度參與者的成功實踐，又有日益增強的大國影響力，許多經驗對發展中經濟體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新形勢下，我國繼續大力深化全球價值鏈合作，並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産能合作等重大開放舉措結合起來，將有利於推動全球經貿治理向更加著眼于發展、開放和包容的方向邁進。

　　我國既是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參與者，也是重要的利益攸關方。未來在參與和引領全球價值鏈進程中，我們有優勢、有條件、有機遇，但也有不少需要克服的風險和挑戰。比如，在推動産業向全球價值鏈高端躍升過程中，需要處理好鞏固傳統優勢和培育新優勢的關係。應從世界範圍的産業聯繫的視角來推進産業轉型升級，探索提出新形勢下推進我國外貿轉型升級、培育引資新優勢、增強企業國際化經營能力的方向路徑以及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又如，全球價值鏈的變化重塑帶來了國際經貿規則的大變局，但各國的發展基礎、比較優勢不同，訴求也不盡一致。我國既需要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規則制定以維護自身利益，也需要在國際經貿舞臺上推行符合發展中國家利益的新一代貿易投資規則，為完善全球經貿治理提供更富建設性的公共産品。

　　總體來看，在全球價值鏈的深度結構調整期，我國面臨的機遇大於挑戰。抓住機遇、應對挑戰，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進一步融入全球價值鏈，應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過程中，實現改革與開放良性互動，利用高水準對外開放推動國內關鍵領域改革，以國內改革的深化為開放消除體制機制障礙，以改革開放為我國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地位營造良好條件；還應在參與國際競爭合作中把握主動，在參與全球經貿治理進程中建設性地提出中國方案、中國議題和中國規則。（沈丹陽 商務部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