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縮落後産能的計劃如何具體落實，的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首先，落後産能如何界定就是一個問題。落後與否，以什麼為標準本身就是個問題。如果以技術和工藝水準為標準，明顯技術標準和工藝水準與企業經營效果不能劃等號，而市場主體是企業，當然不能以技術與工藝水準來對落後産能加以界定；如果以企業經營績效為標準，而新技術的投入會在短時間內影響企業的經營績效，顯然對推動技術進步不利，與淘汰落後産能的大方向也會背道而馳；如果以高爐爐容和煤礦設計産能為標準，顯然大小不能和先進與落後來掛鉤，即使以往的具體實施中確實是這麼做的，但這一做法顯然缺乏基本的法理與邏輯支援。

　　其次，壓縮落後産能的具體措施和方法也是個問題。鋼鐵和煤炭業總産能中各家企業的技術水準與工藝運作狀況、設計能力發揮的狀況、安全生産與環保設施的體系標準及其運作情況都千差萬別，加上企業所有制結構也不盡相同，淘汰落後産能的計劃目標如何與具體的企業相結合，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和方法來淘汰落後産能都是一個現實問題。由於政府與國有企業“兩位一體”的關係，以傳統的行政化關停措施只適用於國有獨資企業，對民營企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如何實施確實是一個問題。

　　再次，壓縮落後産能的政策沒有具體的法律依據。淘汰落後産能僅限于政策倡導的範圍，至今尚未進入立法範疇，政策的執行缺少具體的法律依據，因此從法理上而言最多只能對國有獨資企業直接實施，民營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將面臨“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困境。回顧2004年發生的鐵本事件，事情的本身是因該項目違背國家對鋼鐵産業的宏觀調控政策而起，但因為缺乏法律依據，後來在追究法人代表及實際控制人戴國芳法律責任時是以“虛開抵扣稅款發票罪”的名義進行的，與事情的起因並無直接關係，其中所呈現出的政策執行的法律困境十分明顯。

　　從當前産業運作的現實來看，由於煤價的大幅下跌，大量民營煤企已處於停産狀態。當煤炭價格降至成本線以下時，選擇停産應該説是企業的理性與正確選擇，而目前仍然堅持生産的大多為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因為國有企業的訴求目標不只是企業利潤。也就是説民企因為對投資收益的明確追求，針對市場情況可以做出靈活反應乃至停産和退出，而國有企業由於訴求的多元性，在這種情況下難以削減産能，更難以停産和退出行業。對於投資更大、資産更重的鋼鐵行業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從商業邏輯上來講，由於民企經營面臨的市場和財務的雙約束都是硬約束，産能的開啟和退出則完全基於投資收益的考量，成為完全自發、自動的市場行為。反過來説，國有企業由於退出的機會成本過高以及擔負著社會責任而難以實現市場化的産能退出。

　　從實質上説，供給側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減稅來減輕企業負擔，從而增加企業利潤和推動企業創新以增強經濟活力的。由此一來，供給側改革的制度創新和政策舉措必然以企業作為向市場傳導的主體，這樣就更加需要依託于市場化程度較深的民企。由於國企價值訴求的多元性，對成本的變動沒有民企那麼敏感，供給側改革的減稅效應很難在國企中體現出來。即使減稅效應能夠轉化為國企的經營利潤，由於國企的“內部人控制”和特殊的分配機制，也難以傳導至最終的市場消費。因而，供給側改革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場化機制來實施和傳導，市場化程度越深，供給側改革的減稅效應就越明顯，對推動經濟活力的提升就越有效。而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必然造成企業更加關注市場變化和在法律框架內行事，對政府而言不再那麼“聽話”，卻也同時會將政府行為壓縮至法制框架之內。

　　在平等的市場主體之間，作為供給側改革五大舉措之一的去産能必須沿著法制化和市場化的軌道實施，則必須依託現有的法律法規，再結合適當的産業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來加以引導，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和公正。成熟市場國家對於農地休耕一般以財政補貼這一“贖買”的方式進行，實際上也是去産能在法律框架下的一種市場化的解決方式，值得我們借鑒。從目前的法制環境和政策環境來看，去産能的法律抓手只能是環保、品質以及安全生産等，而政策抓手則體現為産業政策和公共財政政策等，前者可以從立法角度適當提高行業標準來強制性淘汰一批産能，後者則以經濟杠桿的方式對企業進行軟性的引導。

　　近日媒體報道重慶市長壽區財政局10天內分兩次對重慶鋼鐵注入1.52億元，而之前也曾給予財政補貼超過20億元，引發了在鋼鐵業去産能大背景下的政府補貼問題的討論。筆者認為，無論是出於“保殼”、保就業還是保地方稅收、保GDP的需要，政府補貼不能保護落後，不能違背産業調整的大方向，需要納入到去産能的公共財政政策的軌道中來，才能實現産業政策的公平與公正，才能不對産業調整帶來破壞性影響。也就是説，去産能必須堅持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總體方向。

　　從産業性質來看，鋼鐵和煤炭産業基本上都屬於完全競爭性行業，不是國有經濟擅長的領域，去産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解決國有企業的過剩和落後産能問題。而去産能在騰出部分市場空間的同時，這一過程也必然會加大行業的市場化程度，為民企成長提供更加健康的市場環境，應該説是民企一次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