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抓住節日時機“討要紅包”，到編撰各類段子“誘騙紅包”，再到製造溫情陷阱“逼迫紅包”，“微信丐幫”一族在如今的朋友圈中愈演愈烈。尤其是最近一首網路歌曲《微信乞丐》在自媒體世界的躥紅，更是唱出了“圈中人”面對“微信丐幫”一族的無奈鬱悶與悲喜交加。一方面，“微信丐幫”在向朋友討要紅包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引發情感套現的嫌疑；另一方面，“微信丐幫”在自媒體世界裏掀起的這場“社交+支付”的狂歡，客觀上又在普通人群裏迅速普及、促成了網上支付的現實。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性看待這一現象？又該如何認識自媒體時代自我狂歡所帶來的負面傷害？

　　可愛與可氣的“定向乞討”幽靈

　　眾所週知，微信朋友圈究其本質其實是基於現實生活熟人圈的一種新媒體延伸，“關注”與“被關注”都是依賴於彼此之間的信任。因此，微信圈中的“乞討”具有非常鮮明的“定向”特點。第一，定向消費情感。在微信世界中無論是群發“乞討資訊”，還是針對部分人推送“乞討資訊”，消費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現實社會中遇到乞討者可以選擇離開，但面對閨蜜、發小、同學、同事等密友的“乞討”，被討對象大多都將陷入十分複雜的兩難尷尬境地。第二，定向利益變現。細細梳理朋友圈中鋪天蓋地的“乞討資訊”，無論是段子誘惑、節日索取，還是溫情引誘，最終都會將彼此的情感深度用紅包的數值加以衡量，因此出現大量類似“朋友發6.66，喜歡發8.88，愛人發13.14”的直白索要橋段，哭窮、炒作、忽悠等技巧一起上，將利益變現，將情感套現，將現實社會中的真情實感和以信任為基礎的朋友圈工具化。

　　傳統意義上的紅包也叫壓歲錢，是農曆春節時長輩給小朋友包裹在紅紙裏的零用錢，它代表著一種長輩對晚輩的美好祝福。後來“紅包文化”逐漸發生演變，而隨著自媒體世界的興起和網上支付的流行，紅包文化也涂上了網際網路的印記，像一個既可愛又可氣的“幽靈”，無時無刻不在朋友圈中刷屏、提醒、群發、留言……過度消費著人與人之間難能可貴的情感紐帶。

　　“社交+支付”的“無厘頭”天使

　　2014年央視春晚播出期間，微信紅包橫空出世，數以億計的微信用戶興致勃勃地開始了近一年的紅包爭奪大戰，各類微信群裏散發紅包的“土豪”們往往能贏來一片讚譽之聲。經過一年的發展，微信紅包已經從最開始的“搶”，演變成而今的“討”。這個美麗天使，在掀起一場“社交+支付”的時代潮流的同時，也衍生出許多值得關注的現實問題。

　　第一，網路自黑背後的亞文化碎屑。“微信丐幫”一族之所以樂此不疲地在朋友圈中進行“討要”，並非真正要達到“口袋滿噹噹”的目的，也並非真正缺少“幾兩碎銀”，究其原因，來源於網路世界中一直以來存在的“自黑”現象。將惡搞當作幽默，將自嘲上升為一種境界，一方面是在壓力下的自我釋放，另一方面也是在朋友圈中去找尋一種歸屬和認同，在堅硬的現實生活中實現一種柔性的抵抗。雖然主觀上是尋找與現實社會的和解以及與其他群體對象的交流溝通，但方法僵化，使熟人之間的良性互動走調、變味。

　　第二，娛樂化行為暗藏商業推手。事實上，網路紅包從最開始的娛樂表像已經逐漸演變成為一種很強的商業行銷行為。無論是網路紅包與電視節目的聯姻，還是“微信丐幫”掀起的一場場乞討遊戲，都迅速實現了網上支付在普通人群中的普及，當然也會引發公眾對於部分網路支付平臺自我行銷的猜測，和對於不能及時兌現的紅包資金所産生的“沉澱收益”的質疑。

　　自律與規制使幽靈變天使

　　現實社會中的乞丐固然令人心生憐惜，但在人流密集的地鐵、車站等特殊地區，佔地乞丐造成的交通阻塞、影響公共利益等現象，仍然會讓人生厭。同樣的道理，自媒體世界中的“微信丐幫”一族，雖然出於娛樂、表情可愛，但過度刷屏、重復推送，影響朋友圈中的“交通”和破壞朋友圈裏的“秩序”，也必然會讓人感覺到不愉快。如何解決，取決於各方的智慧和抉擇：首先，每一個自媒體的使用者，應該自覺提高新媒體素養和意識，自覺維護自媒體生態圈的純潔度。其次，微信運營主體也應該通過技術的手段清理、遮罩此類資訊，增加舉報環節，不要讓朋友圈變成一個變質的賣場和江湖。最後，被討者也應該抵制這種行為，除採取設置許可權、刪除、遮罩等手段外，還應該拒絕轉發，主動斬斷鏈條。

　　總之，自律與規制結合，柔性與剛性並舉，才能讓“微信丐幫”多些“職業道德”，讓朋友圈多些“可愛行銷”。(作者：劉彤 係四川傳媒學院副教授、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