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不斷向民營金融釋放利好信號，鼓勵民營金融發展壯大，努力破解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但另一方面，近年來的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由於經濟不景氣，一大批中小民營企業的經營陷入困境，導致為其提供金融服務的民營金融不良資産攀升，目前就已有川陜等地的民營金融企業陷入風險，面臨危機。雖然當前重慶的金融不良率僅0.34%，但民營金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不良苗頭，需防患于未然。究其原因，實際上是民營企業因壞賬止損不及時而蔓延的危機。

　　目前，民營企業的壞賬處置，主要通過法院訴訟來清收資産，但受制于當前司法環境的一些具體因素，導致追償資金回籠週期漫長，這不僅拖垮了企業本身，也拖累了一批上下游企業和民營金融企業。

　　當前重慶經濟逆市飄紅，經濟、金融發展態勢較好，但也要警惕因個別民營企業而滋生的不良苗頭，比如今年渝北區某房地産公司就出現了高達20多億的債務危機，牽連了數家銀行類金融機構、民營擔保公司、小貸公司以及數百名個人投資者。該公司雖已被起訴，但由於司法處置程式複雜、期限長等原因，可能會引發局部的風險。

　　為此，建議重慶在全國率先成立一家混合所有制的資産管理公司，高效集中處置重慶民營企業的不良資産。

　　資産管理公司對企業壞賬的處置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上個世紀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務院成立了信達、華融、長城、東方4家國有金融資産管理公司，處理四大國有銀行的壞賬，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國有資産的安全，保證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

　　2004年，重慶成立了全國最早的地方性國有資産管理公司——渝富資産管理公司，對包括重慶銀行、西南證券、重慶農信社在內的地方國有企業不良資産進行了處置，有力地推動了重慶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和金融生態的改善，成為了各地國企改革和金融轉型的成功典範，受到業界肯定。最近江蘇等省市也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國有資産管理公司。

　　那麼，對民營企業的不良資産處置，重慶可否再次走在前面，通過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資産管理公司來創新其處置模式，成為勇吃螃蟹的第一人呢？

　　經過30多年的發展，民營經濟已撐起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半邊天，而民營金融更是撬動了民營企業的信用障礙，承擔起了小微企業的全部金融服務。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和金融體系的有益補充，民營企業與民營金融在依法納稅、規範管理、嚴控風險、自擔損失的同時，政府也可以考慮用資産管理公司來幫助他們處置不良資産，穩定社會和經濟秩序。

　　中央提倡混合所有制。重慶在全國率先成立一家混合所有制的資産管理公司，由民營企業操盤，讓其作為現代企業責任主體，自籌資金收購和處置債務，實現重慶本地民營企業的財務重組和股份制轉型。在政府的支援下，依據市場規律處置民營企業不良資産，有效化解民營企業債務，減輕民營企業的負擔，使民營企業資産流失得到合理控制，銀行、民營金融等債權人也能獲得比司法處置和自行處置高得多的受償率、快得多的清償速度。

　　民營金融面臨的是銀行的次級客戶，又肩負杠桿作用，承擔的是風險放大效應。我們本身怕的不是風險，只要能守住風險底線，壞賬打個六折七折也是可以接受的，關鍵是要快速止損。

　　借力混合所有制資産管理公司，在民營企業發生壞賬“崩盤”時，通過重組、並購、轉讓、拍賣等方式，盤活民營企業不良資産，快速向不良資産涉及的民營金融機構輸入流動性，維持其穩定，避免因民營企業壞賬止損不及時而蔓延産生的危機，穩定經濟、金融秩序。

　　同時政府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援、稅收優惠和司法協助，使其既有社會責任的政策性，又有市場運營的商業性。這樣，民營資本不僅在市場準入，而且在財産保全上也破除了玻璃門、彈簧門，其成功經驗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推廣，為民營金融的創新和發展做出巨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