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經濟社會發展主動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

　　關注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基調就一直維持“穩中求進”。在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看來，儘管今年“穩中求進”提法沒變，“但基於現存的經濟問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這是個創新之處。”

　　祝寶良認為，中國經濟面臨需求問題和週期性下行問題，但更多反映為供給側的問題、結構性的問題。在鋼鐵、有色、化工等行業出現産能過剩的同時，國內還存在高品質和個性化商品供給不足問題，導致了大量消費外流。有的産業需求不足但供給過剩，有的産業需求旺盛但供給不足。“政策都是奔著問題去，正是因為當前的這些問題，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擺到了更重要的位置。”祝寶良説。

　　對於供給側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認為，近年來由於我國一般技術水準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建立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制度體系，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制度體系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系和供給結構的改善。並且，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推動改革，來實現這樣的改變。企業家要做好適應新經營環境的準備，靠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適應消費者需求的能力來獲得成功。

　　關注點

　　去産能、降成本

　　會議指出：積極穩妥化解産能過剩。幫助企業降低成本。要開展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行動，打出“組合拳”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表示，積極穩妥推進企業優勝劣汰，淘汰落後産能已成為我國經濟提質增效的一個關鍵點。大量落後産能的存在，擠佔了許多生産要素和資源，尤其是金融資源。在一些過剩行業中，效率低、負債高的企業佔用了大量信貸資源，而銀行擔心信貸風險還不得不給予續貸和更多支援。另一邊，行業內效率高、負債率低的企業往往得不到應有的支援。同時，落後産能的存在還使得市場供需失衡、産品價格持續回落，好企業的效益和創新能力也受到很大制約，最終影響到整個行業競爭力的提升。

　　要真正將落後産能淘汰出局，應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國家還可以提出和落實財稅支援、不良資産處置、失業人員再就業和生活保障以及專項獎補等政策，對淘汰落後産能的企業和地區，給予一定的支援。同時，要嚴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産能過剩。

　　在企業銷售業績短期內難以明顯改善的背景下，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是提升企業效益的重要途徑之一。政府需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做到放管結合，並通過完善社會信用體系等，逐步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在財政可承擔和社保基金運作可持續的前提下，適當降低企業稅費負擔和社保費率。政府還應通過貨幣政策調控等方式，逐步降低社會融資成本。

　　隨著煤炭、石油等能源産品價格的大幅回落，以及電力體制改革的快速推進，我國電力價格也還存在一定的下調空間。此外，通過完善交通基礎設施、大力發展電商、減少中間流通環節等，還可以進一步降低企業的物流成本。

　　關注點

　　堅持創新驅動

　　會議指出：堅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依靠改革創新加快新動能成長和傳統動能改造提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永偉表示，當前，創新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傳統增長力量減弱形成的經濟減速帶急需創新力量加速成長以彌補。

　　中央在部署2016年經濟工作時，一項重要任務是推進企業優勝劣汰。創新與淘汰是並行的，沒有淘汰，沒有退出機制，創新就沒有足夠的空間。大量的落後産能背後是資産和債務的固化，這些都會嚴重侵害經濟肌體。創新就是要用良幣驅逐劣幣，國家的責任則是要為劣幣的退出建立通道和保障體系，讓創新企業有更好的發展空間，雖挑戰巨大，也有風險，但勢在必行。

　　對於政府來説，更要積極轉變角色。創新具有高度不確定性，需要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政府不要代替市場主體決策，不要衝在一線主導創新活動，而是要努力為各類創新主體構建一個甘願創新、自擔風險的外部環境。構建創新環境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提高行政效率、公平配置土地等生産資源、保持司法公正、保護智慧財産權等等。這些工作對吸引創新企業非常重要。政府還可以直接搭建或支援社會機構搭建諸如人才、技術、投資、教育等服務平臺，為創新者服務。

　　總之，必須破解限制創新要素流動的體制性障礙，形成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通過優化勞動力、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等要素配置，徹底激發創新活力。

　　關注點

　　全面深化改革

　　會議指出：推進結構性改革，必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表示，作為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承接“十二五”、開啟“十三五”，2016年改革與發展的任務尤為關鍵。

　　像促進過剩産能有效化解，促進産業優化重組，堅持創新驅動發展，著力補齊短板等，這些都需要堅定改革信念，建立改革激勵機制，鼓勵地方改革試驗，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闖出一條以結構性改革化解結構性矛盾的新路子。

　　會議強調，要加大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力度，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革舉措。而大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等，正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和重點。我們當前既面臨穩增長、調結構的壓力，也面臨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機遇，需要改革來發揮牽引作用。在去産能的過程中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對於推動製造業由生産型向服務型轉變，對於激發企業活力，都有重大影響。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有利於減輕企業負擔，劃分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使得事權與財權相匹配，有利於地方發展，也有利於提高財政運作效率。此外，為適應金融混業經營新趨勢，加快推進由分業監管向綜合監管的監管體制轉變，對經濟轉型升級也具有重大影響。

　　推進改革，還應加強以服務業市場開放為重點的市場化改革。要放開服務業價格的管制，打破服務業領域的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

　　值得強調的是，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環境，政府是關鍵。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推進監管轉型，才能激活市場、解放企業。

　　關注點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

　　會議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實行減稅政策，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在適當增加必要的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的同時，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面對眾多結構性難題和極其複雜的內外部經濟挑戰，2016年需要更有針對性、更加適度和更為精準的政策應對。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新增部分應主要投向“促轉型”“調結構”重點支援的領域。在方法上，可加大財政赤字、財政支出與減稅降費同時並舉，尤其要減輕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負擔。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可以主要用於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保障政府應該承擔的支出責任。同時，通過深化改革保障積極的財政政策更有力度，比如積極推進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股權結構改革，釋放非金融類資本和金融類資本增加財政可用資金，還可以通過稅制改革拓展中長期財政資金來源，以及推進財政體制改革來提升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應兼顧將杠桿率控制在合理水準、控制資産泡沫和防通脹、資本流動和匯率水準基本穩定三方面平衡。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是去産能和調結構必經的陣痛階段，很大程度上還受全球經濟低迷等外部因素影響。貨幣政策總量鬆動已經達到一定力度，應進一步靈活發揮結構性工具“精準定位”的優勢。

　　祝寶良認為，從2010年開始，中國一直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今年的措辭沒變化，但內涵上有新意。“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側重於減稅而不是更多地擴大支出，這樣才能減輕企業負擔，支援其去杠桿去産能。而穩健的貨幣政策，旨在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

　　關注點

　　抓好“一帶一路”建設落實

　　會議指出：要抓好“一帶一路”建設落實，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抓好重大標誌性工程落地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邢厚媛表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濟發展水準參差不齊、政治生態迥異、利益訴求多元、國家間關係錯綜複雜。完善合作機制，包括建立多層次、多種形式的新合作機制，同時充分利用和發揮好現有雙邊、多邊合作機制的作用，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保障。

　　今年“一帶一路”取得了積極進展，《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為“一帶一路”繪製了美好的藍圖框架。今年前10月，我國與沿線國家投資合作勢頭良好，一批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正穩步推進，一些早期收穫項目已經成形。

　　展望未來，共建“一帶一路”，還是要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全方位推進與沿線國家合作。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應加快構建聯通內外、安全通暢的綜合交通運輸網路，加強和沿線國家的電力輸送、光纜通信等方面的合作。

　　與沿線國家經貿合作方面，要推動實現相互擴大市場開放，加強海關、檢驗檢疫、過境運輸等方面的合作。加強與沿線國家的産業投資合作，共建一批經貿合作園區，帶動沿線國家增加就業、改善民生。

　　資金融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與沿線國家的金融合作，另一方面也要發揮好亞投行、絲路基金等機構的融資支撐作用。（來源：人民日報）

　　樓市去庫存 供需雙向發力

　　在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化解房地産庫存成為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之一。“化解房地産庫存，既是當前的現實問題，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方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説。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日前聯合發佈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5—2016》顯示，截至今年底，我國商品住房總庫存預計達到39.96億平方米。其中現房庫存，即現房待售面積約4.26億平方米，去化週期23個月；期房庫存，即在建待售面積35.7億平方米，需要4.5年來消化。

　　“如果在目前的建設基礎上，每年再增加10%的供給，未來5年，商品住宅的總供給將高達88.2億平方米，去庫存壓力可想而知。”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説。

　　去庫存決不是政府兜底托市

　　在任興洲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無疑給樓市去庫存開出了一張“近期與遠期統籌結合、供給與需求雙向發力、多措並舉”的藥方。

　　從長期看，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産市場。還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要明確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滿足新市民住房需求為主要出發點，以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擴大到非戶籍人口。

　　“農民工市民化等措施是化解樓市庫存的一條途徑。但這屬於中長期政策，需要戶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組合拳落地，因此至少要等兩三年才能見效。”任興洲説，“制度性的變革可以解決房地産長期需求問題，但去庫存也是現實問題，因此中長期制度性變革必須與短期的去庫存措施相結合，多種措施並舉。”

　　短期看，樓市去庫存一方面要從供給上發力，特別是三、四線城市，堅決控制土地和開發節奏，不再造成新的庫存壓力；另一方面還是要刺激需求。從政府角度，可以通過交易環節稅費的減免，提高交易的流動性，促成像小房換大房這樣的合理需求的釋放。而作為開發商，也應順應市場規律調整行銷策略，適當降低商品住房價格。“開發商作為利益主體，應該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去庫存決不是政府兜底托市，趁機漲價不明智，應儘快爭取市場出清。”任興洲説。

　　利用貨幣化安置，打通保障房商品房之間的通道

　　打通供需通道是消化庫存的另一條腿。任興洲認為，根據目前住房市場的現實情況，有必要利用貨幣化安置打通保障房與商品房之間的通道，實現住房存量資源的優化配置。

　　目前我國住房市場已從供不應求轉向供求基本平衡、局部過剩，包括棚改在內的住房保障政策也應適時調整和轉型。從國際經驗看，在住房總量不足的時候，政府的住房保障政策通常以“補磚頭”的實物保障為主，而在住房總量不足的矛盾基本解決後，住房保障方式會更加重視貨幣化的“補人頭”，因為這可以給保障對象更多的選擇權，在保障成本不變的前提下，提高保障對象的滿意度。

　　“明年還有600萬套的棚改任務。在高庫存城市，通過貨幣化安置方式，以商品房庫存來解決非常現實。現在很多地方樓市去庫存壓力很大，再建實物保障房，實際上是給市場加壓，不如盤活存量資源。”任興洲説。

　　脫貧攻堅戰 成敗在於精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幹，提高扶貧品質。

　　中國人民大學反貧困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貴認為，這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的要求一脈相承，體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客觀要求和黨中央對扶貧開發工作的高度重視。

　　“脫貧攻堅成敗在於精準，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本方略，也是現行標準下7017萬農村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擺脫貧困的根本保證。”汪三貴説。

　　建議採用多維貧困標準識別貧困戶

　　“確保‘六個精準’是精準扶貧的本質要求，也是做好精準扶貧工作的關鍵所在。”汪三貴説，有幾個方面需要注意。

　　扶持對象精準。目前，全國主要是通過建檔立卡的方式來識別貧困人口。識別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是精確統計農戶的收入很困難。

　　“今後對扶持對象的識別和動態調整過程中，需要在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改進識別標準和識別方式。”汪三貴建議，放棄單一的收入標準而採用多維貧困的標準來識別建檔立卡貧困戶，避免國家制定的標準與基層採用的標準完全脫節。在基層民主評議中需要更加重視收入和消費因素，用嚴格的否決性指標如財政供養人口、有商品房家庭等排除掉不合格的人群。

　　資金使用精準。汪三貴認為，對貧困戶情況更了解和負責實施精準扶貧的地方政府，必須給予其在資金使用上的自主權，以保證地方政府確定的到戶扶持項目有資金支援。目前80%的專項扶貧資金的管理權已經下放到縣一級，但其他行業部門的資金管理方式變化不大，需要進一步下放資金管理權，才可能做到扶貧資金在縣一級的整合，提高資金使用的針對性和效果。

　　措施到戶精準。“以往的扶貧經驗表明，很多扶貧項目和投資缺乏有效的到戶機制，減貧效率較差。地方政府要重點探索和建立貧困戶受益機制。”汪三貴説，資産收益扶貧不以勞動能力、特別是獨立的生産經營能力為實施條件，失能和弱能貧困戶即使不參與項目的經營管理也能直接和間接受益，這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現有扶貧措施的不足，能顯著提高扶貧到戶的效率。

　　防止扶貧工作可能出現的大躍進傾向

　　2017年是換屆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急於將本來設定在2020年實現的減貧目標提前到2017年完成。“這樣很容易造成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等現象，或者導致減貧品質不高，難以真正脫貧。”汪三貴説。

　　為防止扶貧工作可能出現的大躍進傾向，汪三貴建議各級政府正視新時期脫貧攻堅的困難性，制定科學合理、切實可行的扶貧規劃和措施，把目標分解到年度上，層層落實，有序推進。

　　汪三貴説，“十三五”期間我國脫貧攻堅的目標不僅是收入問題，還包括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等保障和發展指標，地方各級政府應根據這個目標設定綜合的、多維度的貧困測量指標體系和脫貧標準，這個標準應向社會公開發佈，接受監督，杜絕虛假脫貧。

　　養老要公平 提高統籌層次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養老保險要“提高統籌層次”，這對老百姓有何影響？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保所所長金維剛表示，提高統籌層次意味著要加快實現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這將有利於制度的可持續性，更好發揮養老保險互助共濟的功能。

　　我國在2010年基本實現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省級統籌，但除北京、陜西、黑龍江等少數地區實行養老保險基金統收統支之外，多數地區的省級統籌是採取省級預算管理方式，提取省級調劑金，沒有真正實現完整意義上的省級統籌。

　　金維剛介紹説：“由於地區之間存在負擔比的差異，繳費壓力輕重不一，資金餘缺各有不同。全國一半以上的結余資金主要集中在東部幾個省市，而一些中西部地區則要靠中央財政提供不同程度的補助資金，來確保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實現全國統籌，可以擴大調劑範圍，逐步改變各地區養老保險基金收支與結余不均衡的狀況，切實發揮社會保險互助共濟的功能。”

　　記者了解到，到去年底，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23305億元，基金支出19847億元，當期收支結余3458億元，基金累計結余30626億元。基金結余看起來不少，但是老百姓常常會聽到“某某省養老保險收不抵支”的消息，擔心自己的養老金還發不發得出。這主要是因為各地收支狀況存在很大差別。

　　2014年6月公佈的《中國社會保險年度發展報告2014》顯示，一些省份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支出大於收入。同時，不少省份有大量結余，其中廣東一省的結余就達到5128億元，北京、江蘇、上海、遼寧、山西、四川、浙江、山東等省份的結余也在1000億元以上。

　　此外，不同地區之間養老保險資金狀況不同、待遇水準不同，也使養老保險關係在跨省之間轉移接續上受到種種制約。金維剛表示，實行城鎮職工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將在全國各地區實現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的基本統一，並根本解決跨地區流動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險關係轉移及其權益保障問題。

　　“實行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的關鍵在於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對基本養老金的籌資和支付責任，明確雙方的事權與財權相對應，各負其責，共同支撐養老保險制度以及基金的平穩運作。隨著全國統籌的實現，將有利於增強養老保險的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促進養老保險的可持續發展。”金維剛説。

　　稿件采寫：本報記者趙永新、劉先雲、左婭、沈小根、王珂、王觀

　　版式設計：蔡華偉 內容統籌：楊義、沈寅、林琳、吳丹、白之羽、王沛、申少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