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觀察】《巴黎協議》 重塑全球氣候治理

　　不會顯著衝擊中國經濟增速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國際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黃曉勇

　　當地時間12月12日晚，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通過《巴黎協議》。協議對2020年後全球減排做出了安排。這是歷史上第一份覆蓋近200個國家的全球減排協議。無論從達成協定本身來看，還是從達成協定後各方的反饋來看，這次大會的成果基本達到了預期。儘管協議存在一定不足，但是，這畢竟是首份基本覆蓋全球的有約束力的減排協議，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的重要歷史意義不能否定。

　　全球氣候治理結束“無政府狀態”

　　《巴黎協議》對改善全球氣候和能源治理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由於各方爭執不下，氣候談判陷入僵局，全球氣候治理陷入了某種無政府狀況。

　　此次《巴黎協議》提出，所有國家都要對減排和資金情況進行彙報；各國要定期提供溫室氣體清單報告等資訊；所有國家都將遵循衡量、報告和核實的同一體系，但會根據發展中國家的能力做出靈活安排；除了最窮、最小的國家外，各國必須每兩年彙報一次；對提供資金和減排情況，會有第三方的技術專家審評；督促發達國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鼓勵其他國家自願提供這種資助。

　　這些具體規定有助於推動各國減排和全球氣候治理的透明化，並大大增強各國和地區在氣候問題上的協調和合作。如果未來這些透明化措施能夠得以執行，全球氣候治理機制將更趨完善。但是，這些紙面上的協議能否完全落實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比如，此前發達國家曾經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資金，這一承諾還未能履約。要真正落實《巴黎協議》、完善全球氣候治理，還需各方以各盡所能、合作共贏的思維戰勝功利主義、“零和博弈”的狹隘思維，以實際行動落實雄心勃勃的目標。

　　《巴黎協議》提出的減排目標和機制，對推動能源轉型意義重大。化石能源消費是大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特別是二氧化碳的主要來源，而二氧化碳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約70%。因此，要實施減排目標，勢必需要在節能和優化能源結構兩個方面做文章。以北京的大氣污染為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專家在2015北京能源論壇上透露，北京空氣中PM2.5的2/3和溫室氣體的3/4來自化石燃料。化石能源的生産、運輸過程等同樣也對土壤、水和大氣帶來了污染。

　　經濟發展的目標在於讓人們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犧牲環境和人們的健康為代價換來的高速增長絕不是理想的結果。為了提升經濟增長的品質和人們生活的品質，全球必須儘快從煤炭時代進入油氣時代，進入傳統能源和新能源相結合的能源清潔利用時代。

　　可再生能源短期內難以撼動

　　化石能源的主導地位

　　《巴黎協議》將推動節能和能源結構的轉型，全球能源結構必將更加清潔低碳。在《巴黎協議》達成後，綠色和平組織全球總幹事庫米·奈都表示，《巴黎協議》要求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儘快達到峰值，並在本世紀下半葉達到溫室氣體凈零排放，這意味著化石能源的歷史最早可能在本世紀終結。

　　巴黎氣候大會達成的協議，無疑會進一步加快清潔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的進程。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此次大會後，全球能源消費會立刻進入清潔能源時代，能源結構的轉型仍然需要一個較長時期。

　　英國石油公司（BP）的統計顯示，在2014年全球能源消費增長放緩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能源形式，它佔一次能源使用增量的1/3，它提供了世界能源需求的3%，而10年前僅為0.9%。2014年全球來自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增長了0.5%，這一增速跌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點。

　　儘管可再生能源增長較為迅猛，但由於可再生能源往往還存在分散性、間歇性等特點，可再生能源發電大規模接入電網後，給電網的安全穩定運作帶來一定技術難度。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接入還有待微型電網、儲能技術、智慧用電管理等技術的成熟。同時，近年來煤炭、石油價格的大幅回落，也使得等熱值的可再生能源相對價格較高，經濟性難以顯現。由於全球能源消費增速已大幅放緩，即使可再生能源在增量中佔有較大比重，短期內可再生能源還是難以撼動化石能源的主導地位。

　　人類的能源消費大致經歷了薪材時代、煤炭時代和石油時代，總體的趨勢是能源越來越低碳，能源的密度越來越大。短期看，由於天然氣是相對清潔的化石能源，日益受到各國重視。同時，頁巖氣革命以及海上天然氣的開發也為各國擴大天然氣利用創造了條件。作為僅次於石油和煤炭的第三大能源消費品種，天然氣消費的比重未來還會持續上升，人類會進入一個油氣並重的時代。從長遠看，隨著新能源技術的發展和環境約束的增強，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或將成為能源消費的主導。

　　《巴黎協議》 對中國影響幾何？

　　至於協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我認為，從短期和中長期看都不會對中國經濟增速産生顯著衝擊。今年6月30日，我國政府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交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文件，確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動目標，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並爭取儘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産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60%～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儘管我國提出了較高的自主減排目標，但只要通過努力，我國實現上述目標也是有基礎和條件的。隨著産業政策的推動以及經濟技術的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對減排形成了有利條件。2013年，我國服務業在三大産業結構中佔比首次超過製造業。今年前三個季度，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達到51.4%，超過了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産業結構優化有助於單位GDP排放的顯著降低。而規模效應和技術效應的發揮，特別是節能技術和新能源行業的發展也有助於減排。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佔全球總量的24%，新增裝機佔全球增量的42%。中國是世界節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

　　目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能源消費的彈性系數在顯著下降。2014年，我國單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創“十二五”以來最好成績。隨著技術進步和産業結構的升級，我國的能耗和排放強度將進一步下降。一般來説，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準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每人平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當經濟發展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後，隨著每人平均收入進一步的增加，受産業結構調整和環境規制加強等影響，環境污染又由高趨低，環境品質逐漸得到改善。污染排放與經濟增長之間就構成了一個先上升後下降的“倒U形”曲線，這個曲線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一般認為，當一國每人平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時候，就處於“倒U形”的拐點。去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已經接近1萬美元水準，這意味著我國污染排放將逐漸接近“倒U形”的拐點。

　　由於我國環境承載能力已經接近或達到極限，近年我國已經提高了環保標準、加強了環保執法環境，並開展了碳排放交易。環境規制的加強對我國的鋼鐵、有色金屬、煤電等重化工業會産生一定衝擊，但也給我國産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帶來契機。總體上看，我國有條件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我們不必過度擔心《巴黎協議》對我國經濟增長短期和中長期的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