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土快速擴張的巨大市場，成為競爭新優勢。中國還在以7%的速度在擴張，這麼大的市場，特別是新增的需求，會帶來很多新機會，吸引全球投資加快進入中國。

　　●無論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戰略，還是德國的“工業4.0”，都要求更好的基礎設施。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來説，加速工業化、城鎮化，更需要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中國企業有著相當強的競爭優勢。

　　●對外開放的新機遇，不是規模擴張的機遇，而是加快結構升級的機遇。制定新的對外開放戰略，需要考慮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帶來的機遇。

　　我國對外開放同樣面臨三期疊加

　　隆國強表示，在過去的三十幾年，中國走出了一條在全球化背景下，通過不斷地擴大和深化開放來推進工業化的成功道路。但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後，並不意味著可以沿著過去三十多年的老路繼續原來的戰略。我國對外開放面臨一個三期疊加。

　　第一，金融危機以後的全球經濟調整修復期。這個時期依然沒有結束，在未來會持續一段時間。這個時期和2007年以前的繁榮期相比有很多新特點，比如外部需求減速，全球性産能過剩問題加劇，競爭越來越激烈，局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貿易摩擦也在增加。

　　第二，新一輪國際貿易規則構造期。全球經濟貿易規則一直在演化，目前處於新一輪規則比較密集的構造期。一方面，WTO作為一個多邊體系仍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區域貿易平臺可能走在多邊前面，一些新的貿易規則，可能率先在區域貿易平臺上通過談判形成。比如TPP，它不僅形成新的區域貿易安排，更在於推動形成一大批新的國際經貿規則。這些規則一旦形成，對所有國家都有兩方面影響，既有機遇也有挑戰。對中國也是如此。

　　第三，比較優勢轉換期。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主要優勢是低成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勞動力的低成本。經過三十年發展後，我們的人口結構、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根據統計，2012年我國勞動力總量就達到峰值。勞動力不再增長，同時老齡化壓力迅速到來。在勞動力市場供求結構上發生的變化更加劇烈。我國每年進入勞動大軍的新增勞動力大概在1500萬人左右。2000年，我國高考招生人數是108萬，剩下的1400多萬人可以做藍領工人。現在一年高考招生700萬人，和十多年前相比，新進入勞動大軍做藍領工人的人數，只有一半。所以在勞動力市場上出現一個新現象，大學生找工作較難。産業工人招工難，工資上漲過快，連續多年以兩位數增長。緊張的供需關係帶來一些深刻變化，企業開始用機器替代工人，但也引起工人的跳槽過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曾經和商務部有關部門合作調研發現，在加工貿易企業，勞動力流動太快，流失率非常高。有相當高比例的企業藍領工人的流失率超過100%，平均下來一年換一遍。對企業來説，他不願意投資于工人的培訓，因為培訓完，不少工人就走了。但恰恰在這個時期成本優勢在削弱，企業要依靠更高素質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素質的變化，並不能有效支撐企業競爭力的升級。

　　新變化給轉型升級帶來新影響

　　隆國強認為，對外開放的三期疊加，對中國經濟下一步轉型升級既有挑戰也有機遇。挑戰是外部需求不足，貿易摩擦加劇，勞動力素質跟不上需求等。機遇是，從內部看，勞動力結構變化。從藍領工人方面，挑戰很大，例如成本的壓力，勞動力素質的壓力。但是在大學畢業生這個群體，應該説帶來了很多機遇。更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能夠去從事更加高端的産業活動，包括服務業，包括研發。

　　中國本土快速擴張的巨大市場，成為競爭新優勢。中國從原來所謂潛在的市場變成現實的大市場，而且還在以7%的速度在擴張，這在全球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儘管經濟增長速度從10%降到了7%，但7%的增長就是7000多億美元的增量，相當於土耳其（全球第16大經濟體）全年的GDP（8000億美元）。這麼大的市場，特別是新增的需求，會帶來很多新機會，吸引全球投資加快進入中國，尤其是外國投資者要更好地進入中國市場就需要在中國進行研發。我們在過去幾年觀察到，大量跨國公司把它們的一些地區總部、研發中心加速向中國轉移。

　　所以，從“引進來”的角度看，比較優勢變化帶來的是吸引高端産業活動、人才加速向中國流動。從“走出去”的角度看，外部市場也有重大有利機遇。第一個是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對發達經濟體來説，面臨的是基礎設施更新，對新興經濟體來説是基礎設施興建。無論是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再工業”戰略，還是德國的“工業4.0”這樣的振興經濟戰略，都要求更好的基礎設施來滿足産業升級的需要。高速鐵路，資訊化的基礎設施，比如4G，都是基礎設施建設熱點。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來説，加速工業化、城鎮化，更需要建設和完善基礎設施。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中國企業有著相當強的競爭優勢。中國企業大規模獲得基礎設施建設合同的同時，會帶動中國的設備出口。中國的發電設備、交通運輸設備、移動通訊設備等等，比起以前大量的出口産品，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程度或附加值都要高。因此，全球基礎設施建設熱潮，有利於中國出口結構的升級。

　　另一個是對外投資領域的機遇。中國從一個對外投資小國、利用外資的大國，現在變成一個既是利用外資大國，也是對外投資大國。2003年，我國對外投資只有28.5億美元，去年超過1000億美元。對外投資投什麼？從企業角度，動機是多元的。有的是為了開拓市場，有的去買礦山、買油田。最重要的一類，是通過海外並購獲取技術、研發能力、品牌和國際渠道。這類並購有利於企業把外部先進的技術、品牌和國際銷售渠道與中國本土強大的製造能力與綜合低成本相結合，進一步增強全産業鏈競爭力。總之，對外開放的新機遇，不是規模擴張的機遇，而是加快結構升級的機遇。制定新的對外開放戰略，需要考慮外部環境深刻變化帶來的機遇。

　　新常態對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提出新要求

　　隆國強表示，理解新時期對外開放戰略，首先要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對對外開放提出的新要求。在去年結束的APEC會議上，習主席從三個方面講到了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一是中國經濟速度從超高速變成中高速。很多人簡單理解為降速。實際上，降速放在全球看還是很高的。第二個是結構的轉型升級。從需求結構、供給結構、産業結構及各個層面來看，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都處在一個結構調整的加速期。第三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也就是從過去幾十年長期依賴投資、生産要素、大規模投入轉向靠創新、品質、品牌等等推動中國新高速經濟增長。

　　隆國強認為，這裡包含兩個層面。一是結構轉型。結構轉型和增長動力轉換，要求我們回答，下一步的對外開放，如何通過戰略調整，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國際資源，來服務於結構的升級和增長動力的轉換。第二個層面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提出的新要求。新常態下為什麼講減速，這是經濟規律使然，有很多追趕型的經濟都發生過類似情況。對中國來説，減速背後隱含的是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一個新興大國，它的崛起在全球國際政治、全球治理、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都會有很大影響。如果處理不好中國和國際社會的關係，怎麼更好地用好外部市場外部資源來支撐中國的經濟發展，就可能相對困難。新的對外開放戰略就要回答這個問題，就是在中國經濟規模迅速擴大的時候，同時面臨著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除了利用好外部的市場、資源，來推動中國的轉型任務以外，還有另一方面的任務，就是我們怎麼能通過對外開放戰略調整，對中國發展創造互利共贏的良好外部環境，更好地處理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關係，這可能是我們下一步開放戰略要回答的兩個問題。也是開放戰略的新的目標，這和此前的三十年開放戰略主要目標是通過出口創匯來加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未來重點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對於“十三五”期間和未來，中國對外開放戰略新目標和戰略重點，隆國強指出，前三十年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核心目標是出口創匯。目前，中國開放戰略的新目標有兩個。一是適應中國崛起，創造良好外部環境，確保中國和平發展。另一個是利用好外部市場和資源，加速中國結構升級。放在全球生産價值鏈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重點是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

　　隆國強強調，要實現新戰略目標，首先需要確定新戰略重點。

　　一是著力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經貿環境。對中國這樣一個大經濟體來説，首先要思考，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新一輪規則制定，如何兼顧中國和其他各國的利益需求。以前我們更多地是接受現有規則，下一步應充分考慮新時代的全球治理變化，引導規則治理。這就要求我們增強這方面能力，大力提升國家軟實力，把硬實力轉化為對國際治理的貢獻。

　　二是將服務業開放作為重點，著力改善投資環境。新一輪利用外資和以前的重大變化在於兩個層面。一個是開放重點從製造業轉向服務業，另一個是外資管理體制的變化。正在談判的中美BIT談判，我國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方式。這對於我們來説，將給政府行為、管理方式帶來很大變化。背後其實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變化。

　　三是著力推進對外投資。通過對外投資來深化和東道國的合作，增強我國企業整合全球資源的能力，打造中國本土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國內的一套體制，包括政府對外投資的管理體制、管理理念，怎麼從過去偏重於審批、管理，轉向服務，轉向事中、事後的監管，存在著巨大挑戰。從企業角度來看，怎麼能增強在全球運作的能力，包括全球戰略制定的能力，包括全球人才，內部管理體制，包括怎麼能夠在國際社會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和文化，都有很多新要求。

　　隆國強認為，實現對外開放新戰略，關鍵要有相應制度安排。我們稱之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它不是為了體制改革而改革，而是為了實現新戰略而制度改革，體制創新是“抓手”，是手段。所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必須緊緊圍繞開放戰略新目標和新重點來展開。

　　隆國強最後説，對中國而言，開放還有一層特殊作用。總結過去三十多年經驗，開放除了促進國家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發展以外，還可以促進國內改革。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以開放促改革。所以加速我國在涉外經濟體制裏面的改革，對中國整體經濟體的改革具有重要推動作用。